1946年，谢晋元遗孀在呈请状中提出三点请求，第二点让吴国桢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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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展开呈请状，见到呈请状的署名是“谢凌维诚”，便认出了她的身份，由此不敢怠慢，仔细阅读起这份呈请状来。

呈请状的内容只有寥寥数百言，凌维诚在呈请状中向吴国桢提出了三点请求。吴国桢逐一过目后，觉得第一点请求和第三点请求不难办，但凌维诚的第二点请求却兹事体大，令吴国桢有些为难，不得不认真思索起来。

凌维诚是抗日英雄遗孀，丈夫谢晋元遇害后，她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主动给吴国桢写呈请状？她在呈请状中又提了什么请求，让身为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都不得不思索再三呢？这一切还要从凌维诚说起。

凌维诚是一个上海土生土长的姑娘，她出生于1907年，家里世代经商，家境殷实。凌家共有三个女儿，凌维诚排行第二，虽然并非出身官宦，但吃穿用度皆不犯愁，尚有余钱，得以自幼学习音律，长大后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尤善小提琴。凭借这些才艺，在时尚前沿的上海，她也能跻身颇为时尚的上海新女性行列了。

凌维诚才艺出众，文化课也并没有落下，长大后就读于务本女中。这所务本女中始建于1902年，彼时还属于清朝光绪年间，但该校却立志于成为一所具有进步思想，改变女性陋习、鼓励放足的女子学校。

建校之初，仅有7人入学，但次年便暴增至数十人之多。时至1924年，务本女中通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当时为数不多的采用新学制的学校。凌维诚便是这一年从务本女中毕业，在学校接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

由于凌维诚在音乐方面具有很好的天赋，她对音律又极为喜爱，从务本女中毕业后，她顺利考入上海东南体专音乐专业，继续在音乐方面深造，并于1927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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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维诚虽非大家闺秀，但也是富家千金，加之有思想、有文化，又有才艺傍身，谈笑有度、气质高雅，受到许多有志向的年轻男子仰慕，为其牵线搭桥的媒人也频繁登门。

20年代的年轻男女，结婚年龄普遍都很早，凌维诚毕业时刚好20岁，若不是读书，可能早就完婚了。凌维诚同学的一些父母，早就迫不及待地为她们安排好了结婚对象，只等着她们毕业，就立刻举办婚礼。

凌维诚的同学兼密友便是如此，这边刚毕业，立刻就举办了婚礼，凌维诚作为密友，受邀参加了婚礼。巧合的是，谢晋元与凌维诚的情况差不多，他也以新郎同学兼密友的身份参加了婚礼。新郎和新娘极力为两位密友牵线搭桥，两人机缘巧合之下，在这场婚礼上相识了。

谢晋元是广东省蕉岭县同福乡尖坑村人，1905年出生，比凌维诚年长2岁。谢晋元的父亲也是一位商人，养育了11个子女。虽然谢晋元家没有凌维诚家富足，但同为商人家庭出身的两个人，还是有很多的共同话题。而且，谢晋元是一个思想进步，胸怀大志之人，颇受凌维诚的敬佩。

谢晋元的父亲极富远见，认识到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对谢晋元读书非常支持，甘愿担负起他求学的经济担子。

谢晋元喜欢读书、下棋、字画，与精通乐理的凌维诚相得益彰。同时，谢晋元性格刚毅、果敢，最崇拜的人是岳飞，并将他的“精忠报国”的精神，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立志要像岳飞一样，为民族、为国家，甘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1913年，谢晋元被父亲送入育民学校读书后，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读书极为刻苦，加之颇具天赋，学业很快就取得了成功。谢晋元凭借自己的努力，先后考入“三圳公学”、省立梅县第五中学、广东大学，并在大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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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谢晋元与凌维诚相识时，谢晋元已经是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真正战士，远非一些同龄年轻人可比。也正是因为这样契合的志向、爱好，以及谢晋元身上所散发出的独有的英气，令凌维诚对他产生了情愫。毕竟，也只有谢晋元这样的有志青年，才能配得上凌维诚这样的上海才女呀！

1928年，与凌维诚正在交往的谢晋元，在北伐军中担任先锋营营长之职，率部与日军在济南激战。由于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激战中受了重伤。逼不得已之下，谢晋元只得暂时脱离战场，到汉口的医院进行治疗。

谢晋元此次受伤极重，脱离生命危险后，又整整疗养了一年才恢复健康。凌维诚得知谢晋元受伤后心急如焚，在他疗养期间，曾多次探望谢晋元，两人之间的情意，也因这段时间的相处而迅速加深。

谢晋元也正是在疗养期间，趁着凌维诚探视之际，向她正式提出求婚，并得到凌维诚的应允。从两人的条件来看，二人结为夫妻，实乃珠联璧合。然而，凌维诚的母亲却另有一番想法，认为谢晋元是军人，未来征战沙场，难免有战死之危，担心女儿嫁给他早晚成了孀妇，会孤苦后半生。

但凌维诚对谢晋元情深，坚持要嫁给谢晋元为妻，义无反顾。凌维诚自然也明白母亲的意思是为了她好，但她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无论在嫁给谢晋元后聚少离多，还是要承担丈夫战死沙场后会孤独终老的风险，她都无怨无悔。

1929年，谢晋元与凌维诚这对有情人，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婚礼在汉口大华饭店举办。这一天，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人的婚姻犹如天作之合，他们走到一起后，过起了令人羡慕的甜蜜生活。凌维诚在此后数年内，接连为谢晋元生儿育女，截至1934年，分别生育了大女儿雪芬、二女儿兰芬，以及三子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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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30年凌维诚在汉口生下大女儿雪芬后就返回了上海，雪芬就被留在上海，平日里由奶妈抚养，而凌维诚则亲自带着二女儿兰芬和三子幼民在上海生活。

1936年，日寇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侵略的脚步逐渐加快，局势变得十分紧张，战事一触即发。为了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侵略，国民政府决定加强沪杭、京沪两线的国防。张治中将军临危受命，出任淞沪警备司令一职，着手制定淞沪地区的作战计划。

张治中将军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对于战事从不马虎，为了能真正掌握先机，制定出可行性高的作战计划，他在制定计划之前，多次派出侦察小组到上海秘密侦察地形。时任88师师部中校参谋的谢晋元，便是第二批侦察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曾亲自到上海，对驻扎在北四川路一带的日寇司令部附近进行了秘密侦察。

谢晋元对战争的嗅觉非常敏锐，在执行完该任务后，就意识到战争临近了。大战在即之下，谢晋元一方面担心凌维诚的安危，一方面又放心不下留在老家的父母无人照料，便萌生了让妻子凌维诚带着子女到广东蕉岭乡下老家去生活的想法。

婚前就不赞同凌维诚嫁给谢晋元的岳母，听到谢晋元的这个想法后，再次表示出反对态度。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第一，蕉岭位于闽粤交界处，虽然因为地处偏僻而远离战场，凌维诚去蕉岭生活可能会暂时避开日寇侵略的铁蹄，但贫瘠的生活环境注定会艰苦，何况还要替谢晋元照顾一双年过六旬的父母；

第二，凌维诚的娘家人家境都很好，即便因为拒绝前往蕉岭而与谢晋元发生不愉快，也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即便是凌维诚什么也不做，只要留在上海，娘家人也完全有能力养凌维诚，以及供她的子女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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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维诚的妹夫周兆棠，同样是黄埔军校毕业，在重庆颇具影响力。凌维诚母亲反对她去谢晋元老家生活期间，周兆棠就曾主动向凌维诚发出过邀请，让她到重庆与她妹妹一起生活，但凌维诚最终没有同意。

力排众议，拒绝妹妹和妹夫的诚挚邀请，坚持要按照丈夫的想法，带着子女去他那偏僻贫瘠的老家生活，这是凌维诚最后做出的选择。丈夫的想法她最了解，谢晋元既想忠于国家，征战沙场，抵御外敌，又想尽孝，照顾好自己年迈的双亲。自古忠孝难两全，谢晋元难以实现的愿望，凌维诚决定帮他实现。

1936年的春节刚刚过去不久，已经有了身孕的凌维诚便带着三个子女，在丈夫谢晋元的护送下，来到了蕉岭。一家人在蕉岭团聚了两个星期后，难以避免地离别如期而至，谢晋元临行前嘱咐妻子：“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

同年十月，凌维诚生下了第四子继民。从此以后，夫妻二人在不同的“战场”，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面对柴米油盐的辛苦，虽然不如战场上刀枪剑戟般直观，但生活的艰难，有时候也足以压垮一个人。

谢晋元离家奔赴战场后，凌维诚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谢家的重担。按照客家的规矩，男子不下田干活。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个规矩，凌维诚年迈的公公也帮不上什么忙，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下田干活了。

谢晋元还有一个过世的哥哥，大嫂在哥哥死后离家出走，再也没了音讯，只留下一个叫谢孟招的女儿。谢孟招与凌维诚的大女儿雪芬年纪相仿，被凌维诚视如己出，她的一切生活所需，凌维诚全都会管。

两位老人，5个孩子，凌维诚凭借一个人种田，一力承担起养家的重担。富家的千金，放下了所有的骄傲，褪去优雅的旗袍，收起心爱的高跟鞋，收起所有的珠宝首饰。为了生活，凌维诚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忘掉自己擅长的音律，放下以往的记忆，穿起与同村村妇所穿的同款粗布衣服，从头开始学起，如何务农种地。

事在人为，凌维诚凭借对丈夫的深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坚持，她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蜕变成挥舞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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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维诚每天做饭、下田耕种、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这就是她一天的生活。尽管谢晋元会寄钱回家，但那点钱对于补贴家用而言，总是杯水车薪。凌维诚多年以后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她说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在老家的那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因为繁重的劳动，凌维诚的皮肤越来越粗糙，那双用来弹奏乐器的双手，也不再细嫩。凌维诚却从未想过要放弃，她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丈夫离开时与他约定，等到抗战胜利时，就来接他回上海。

1940年，凌维诚的婆婆因病去世，令凌维诚万分痛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凌维诚将婆婆服侍到人生终点后，身上的担子是可以减轻一点的。不过，公公孤身一人以后，非常没有安全感，为了能够有人给自己养老，他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当自己的孙女。如此一来，家里吃饭的人仍是8人，并且少了能够在家务上不时帮助自己的婆婆，凌维诚身上的担子反而比之前更重了。

凌维诚无怨无悔，仍然日复一日的坚持，凭借一个人的努力撑起了整个家。遗憾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专挑细处断，就在凌维诚咬紧牙关与命运斗争的时候，却在1941年传来了丈夫谢晋元遇害的噩耗。

凯旋未至，噩耗先来！多年来一直支撑着凌维诚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面对艰难的处境，失去了精神寄托的凌维诚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干劲十足了。但凌维诚是一个有担当的女子，即便遭此精神打击，仍未选择一走了之。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凌维诚若是走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为了照顾年迈的公公和孩子们，凌维诚打碎牙齿和血吞，一个人苦苦支撑。

1941年秋天，凌维诚为了领取抚恤金辗转从老家来到重庆，幸运的是，她如愿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夫妇。宋美龄操着一口上海话，对凌维诚表现得非常亲切，口口声声说“国家不会忘记侬的。”蒋介石也承诺，等到抗战结束后，国家不再困难了，会照顾她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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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情真意切，但对凌维诚并没有什么帮助，只有国民政府给的那5万法币的抚恤金，才给凌维诚带来了真正的实惠。当她带着抚恤金返乡后，与公公一起商量着，将这笔抚恤金一分为二，他们用这笔钱，各自买了几亩田地，减轻了不少的生活压力。

谢晋元明明是一位令人尊重的抗日英雄，为何会遇害呢？在那场举世闻名的四行仓库之战后，谢晋元到底经历了什么？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经过一番激战后，国民党军队不敌日寇，被迫撤离上海。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谢晋元率领524团1营的400余名战士，以四行仓库为阵地，阻击日寇的追兵。

为了壮大声势，谢晋元所率领的400余名战士，被媒体称为“八百壮士”。日寇对四行仓库发起丧心病狂的冲锋后，6次被“八百壮士”击退，并击毙敌人数百。面对日寇的绝对优势兵力，“八百壮士”整整坚守了四天四夜，令日军颜面扫地，激发了无数抗日军民的信心，为国民党主力部队撤退争取了充足的时间。

顺利完成任务后，谢晋元按照计划于10月30日率部撤入租界，准备经沪西归队，继续参与作战。在此期间，骤变突发，由于不堪日军施加的压力，租界工部局竟然不顾舆论的谴责，将“八百壮士”扣押在胶州公园，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迫于形势，谢晋元虽然只能率部在胶州公园扎营，但“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却并未失去气节。 “八百壮士”虽然受困，无法参战，但他们的在胶州公园的营地却被称为“孤军营”，成为了上海沦陷区抗日精神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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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晋元的带领下，“八百壮士”斗志不减，面对日本浪人多次私藏武器潜入营地搞刺杀，谢晋元丝毫不畏惧，反而加强了对“八百壮士”的训练。谢晋元的做法，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对抗日的决心和随时准备参与战斗的行动。

谢晋元的做法，正好与日寇的企图相悖，受困的“八百壮士”不仅没有被日寇瓦解，反而越发的团结，成为抗日精神的象征。谢晋元更是利用任何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大力宣讲抗日，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谢晋元的抗日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被敌人控制期间，曾让所有将士都留下的遗书，以表达必死的决心。同时，汪伪也积极响应日寇，曾向谢晋元许以高官引诱，遭到谢晋元的严词拒绝。

谢晋元怒斥汪伪派来的引诱者：“尔等行为丧尽天良，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谢晋元的坚决态度，彻底激怒了敌人，他们开始密谋除掉谢晋元，再伺机瓦解群龙无首的“八百壮士”，企图以这样的方式，降低上海沦陷区百姓的抗日情绪。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组织晨操，点名时发现竟然有四人未到场。谢晋元一向治军从严，发现此事后颇为愤怒，立刻派人到宿舍去叫缺勤的张国顺、郝鼎诚、张文清、尤耀亮四人到操场来。

四人到场后，谢晋元对四人进行了严厉地训斥。他没想到的是，竟然有一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武器对他进行偷袭，得手后另外三人一拥而上，对谢晋元发起猛烈攻击。当天清晨有雾，正在跑步的官兵所处的位置又距离谢晋元较远，等到有人发现出问题并赶过来的时候，谢晋元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官兵们将四名凶手控制后，迅速将谢晋元送医。

遗憾的是，谢晋元被送医后，由于身受重伤，又流血不止，未能抢救成功，不治身亡。谢晋元罹难的消息一经发布，举国震惊，爱国人士悲愤不已。孤军营将士组织了“孤军营治丧委员 会”，怀着悲痛的心情替谢晋元办理了身后事，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这位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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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凌维诚开始着手准备重返上海，她卖掉了自己的田，安顿好公公的生活（谢晋元父亲靠出租自己买的田地生活）。1946年，一切准备妥当的凌维诚，带着子女踏上的重返上海的艰难之路。由于盘缠有限，中途时手中的钱花光了，幸亏轮船公司得知凌维诚是谢晋元的家属，提供了帮助，这才顺利成行，抵达上海。

谢晋元遇害后，“八百壮士”失去了主心骨，多年来也并未取得应有的待遇，四散谋生。凌维诚重返上海的消息传来后，曾经的孤军营战士闻讯后，主动找到凌维诚，将她和子女接到了吴淞路上的一幢三层楼房居住。

抗日胜利后，上海各方“大员”纷纷出现，争抢着接收日寇所留下的“敌产”，孤军营士兵进入到这幢日寇曾经居住的楼房，暂时落脚。彼时的孤军士兵，因为谢晋元遇害而群龙无首，四散在上海各区，待凌维诚重返上海后，纷纷慕名前来，共聚集一百人左右。

这些昔日的抗日英雄，并未得到应有的待遇，基本上工作都没有着落。凌维诚得知这种情况后，悲从中来，决定承担起丈夫谢晋元留下的军中重担，为孤军营士兵们的生计问题四处奔波。

凌维诚再次亲赴南京去找蒋介石和宋美龄，蒋介石压根就没见到，宋美龄虽然与她见了面，却并未解决问题，只说让她先回去，会安排人照顾他们。凌维诚离开后，却并未有任何人出面对她和孤军营的士兵们提供帮助。显然，宋美龄的话，只是安抚她的说辞而已。

凌维诚四处讨说法，却不停地碰壁，像皮球一样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国民党不仅没有考虑对这批昔日的抗日英雄进行照顾，反而还想利用他们，让他们重新入伍参加内战。汤恩伯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老兵茶话会，邀请的都是孤军营的士兵，但他的邀请遭到了孤军营士兵的拒绝，他们不愿意打内战，即便是汤恩伯许下了许多的“优待政策”。

凌维诚万般无奈之下，这才写了呈请状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呈请状中提出了三点请求：

其一，为自己和谢晋元部署呈请房屋；

其二，呈请胶州公园改为晋元公园；

其三，呈请恢复孤军工业并孤军工厂事。

吴国桢认为第一点和第三点的事情好办，因为彼时接收了很多的日伪房产和物资，可以满足凌维诚的请求。但第二点请求，兹事体大，让吴国桢感到有些为难，不得不思虑再三。

胶州公园1913年修建，初建成时占地40亩。孤军营设立此处后，胶州公园与孤军营、谢晋元、“八百壮士”关联密切。凌维诚提出更名的请求，从历史来看，完全合情合理。但胶州公园更名一事，不仅牵扯到许多部门，还涉及到公园内设立英雄纪念碑和修整谢晋元墓地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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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吴国桢在市政会议决议中，批示了收回墓园公地和竖立无名英雄纪念碑的事情，并在次月安排了对谢晋元墓地进行修整和清理的工作。一直到9月初，吴国桢才终于接到国民党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呈复：

“胶州公园遵自本年9月１日起改称晋元公园。”

晋元公园更名的全过程均被记录在案，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凌维诚的这个重要心愿，总算是如愿达成了。

然而，孤军营士兵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却始终没能得到妥善解决。一直到上海解放后，凌维诚写信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说明了情况后，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下，生活才真正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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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维诚一家人，这才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子女也都顺利上学读书了。此后，凌维诚多次受邀参加各地的抗日纪念活动，宣讲四行孤军的抗日事迹，传承抗日精神。

1991年，凌维诚老人病逝，享年84岁。凌维诚老人的遗体，按照她的遗嘱，安葬于宋庆龄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