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答案远不止教科书上的那些

按照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说法，1800年以前，人们的收入水平几千年来并无太大差异。生活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平民，并不比古希腊的雅典公民更加富裕。清朝康熙年间于田间地头耕作的农夫，生活质量也不比两千年前的汉朝祖先更高。

可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人类的步伐骤然加快，短短一百多年内取得的进步，超过了数千年来的发展总和。

如果以交通工具来形容，那么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是徒步旅行，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坐上了高铁。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还拉开了文明间的差距，过去领先于欧洲的东方国家被无情赶超，至今仍在奋力缩小这个差距。

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率先在英国发生？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给出了各种答案，今天就把它们梳理一下。

1/5 技术与工业革命

对工业革命发生成因最常见的理解，是所谓“技术决定论”。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那是否意味着，因为蒸汽机的出现，人类才有了工业革命呢？

现实并没那么简单。

很多人认为蒸汽机最早的发明者，是一个叫瓦特的英国人。而事实上，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人就有了第一台蒸汽机，只不过这台蒸汽机仅仅是个简易的装置，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把水加热成蒸汽，再把蒸汽灌入球中，来推动球的转动。

瓦特画像

当然，我们对希腊人所谓的蒸汽机不必太当真。到了17世纪，法国人进一步发展了蒸汽机的制造方法。有一位名叫巴本的物理学家，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首台蒸汽机的模型，使蒸汽机向实际运用迈出了一大步。

18世纪初，另一位英国人纽可门做出了最早的工业蒸汽机，史称“纽可门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此时的人类已经来到了工业革命的前夜。

所以，蒸汽机并非横空出世的产物。早在瓦特之前，人类对蒸汽机制造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却并没有引发工业革命。

况且，即使技术进步的确对工业革命产生了推动作用，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何经济增长竟如此之快。要知道，人类的生产技术几千年来一直在缓慢进步，为什么偏偏在有了蒸汽机之后就突飞猛进了呢？

退一步讲，就算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关键变量，也无法解释这场革命为何率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科技水平同样先进的欧洲其他地区，比如法国或普鲁士。

有鉴于此，有人开始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比如市场经济与专利制度对创新的激励。

英国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专利保护也开展地比较早，相关法律法规非常完善。良好的制度环境，应该会促使资本家与发明家们前赴后继投身创造发明，大大加速工业革命的进程。

然而，当时的创新活动，其实没有后世想象地那么有利可图。

我们以纺织业为例，纺织业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前沿产业，也是人类最早开展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行业。工业革命以前，一磅棉花做成布料需要18个小时，到了19世纪中期只需要1.5个小时，短短一百年时间里，生产率提高了整整14倍。

光鲜的数字背后，并不意味着纺织业的利润水平比高于其他行业。有学者做过统计，即便是19世纪初规模最大的纺织工厂，利润率也没有超过市场的正常水平。这还是纺织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候。

换做普通的纺织工厂，利润率更是低得可怜，有时候甚至不到2%，在全行业中属于低水平。到了19世纪60年代，纺织业占了英国全国总产出的11%，因此发家致富的人却寥寥无几。

为什么引领了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利润率反而不高呢？主要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专利制度能够保护创新，也无法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力。因为先进技术刚一问世，就会被对手模仿并改进，技术优势很快会消失，因创新产生的利润也被市场竞争迅速侵蚀。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激烈的竞争造福了广大消费者，使他们能买到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工业文明的一大贡献。

在工业革命中，技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不必高估它对人的激励。因为在技术之外，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推动了这场革命。

2/5 煤炭和殖民地造就了近代英国？

过去我们都觉得，中国之所以无缘工业革命，主要是由于我们闭关锁国，观念保守，错过了同世界先进文明交流的机会。长期以来，这个观点深入人心，至今仍让人痛心疾首。

但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错过工业革命，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闭关锁国。

来自美国的“加州学派”就持这一观点，这派学者中有一位叫彭慕兰的教授，他认为，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不是由于英国人的制度或者文化更先进，而是取决于一些偶发因素，比如煤炭和殖民地。

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教授

在彭慕兰看来，英国的一些重要煤矿距离大城市很近，运输成本比较低，从而为发展工业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众所周知，煤炭被称为“工业的粮食”，所产生的热能不仅可以为生活供暖，还能为机械提供动力。据统计，英国在19世纪中叶的煤炭产出，是一百前的20倍，这些事实似乎有力印证了彭慕兰的观点。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由于缺乏类似的条件，就没有英国那么幸运。

彭慕兰还认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是工业革命的另一项决定性因素。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新的原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进而刺激了国内产业规模的扩大。按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规模会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进而激发出技术创新与经济繁荣。

不可否认，自然资源与海外市场，确实对工业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彭慕兰出于摆脱“欧洲中心论”视角的考虑，不惜把工业革命的诱因完全归结于外在的环境因素，未免矫枉过正。

首先，中国并不缺乏煤炭资源，山东和江西都有重要的煤矿，且都紧邻水路要道。山东淄博煤矿靠近大运河，而江西的萍乡煤矿则邻近长江重要的支流——湘江，在中国近代史上更是扮演过重要角色。所以，把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归咎于煤炭缺乏，似乎有些牵强。

至于彭慕兰的第二个观点，尽管能部分解释英国的成功，却未必能解释中国的失败。

的确，清政府不曾像欧洲人那样开拓海外市场，但是别忘了，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清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从18世纪末就位居世界第一，如果这样的市场还不算大，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更何况，中国人从宋朝起便开展了海外贸易，我们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大量出口到欧洲，从而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人的货物在中国卖不出去，最终只能靠卖鸦片创收，最终引发两国贸易纠纷所导致的。

无论如何，把文明间的胜负差距仅仅解释为“外因”的影响是不够的。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开展洋务运动，大力投资重工业。从时间上也就比英国晚了半个多世纪。更何况还有现成的设备与经验可供使用和借鉴，清政府却依旧没能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现状。

那么，何谓引爆工业革命的深层次“内因”呢？

3/5 工业革命源于对所有权的保护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在国内学界享有大名。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决定西方文明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所有权进行有效的保护。

诺思认为，一个所有权明晰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会太差。因为它能帮助人们对财富产生稳定的预期。凡属于我的东西，我都能自由处置，我可以把它们用于投资、消费或转让。而政府的职能，就是确保所有权能获得明确界定与公平的交易，避免暴力掠夺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道格拉斯·诺斯

这位诺思教授还认定，前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个“匪徒”社会，区别仅仅在于统治者是“坐匪”还是“流寇”，尤其是东方的专制社会，政府掠夺成性，对所有权肆意破坏，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来满足统治者的私人利益。

听了诺思教授的观点，你的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诸如富家大户被皇帝抄家，或农民因忍受不了苛捐杂税揭竿而起的画面，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经常发生，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所有权缺乏保护。

首先，对一个成熟的社会而言，保护所有权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否则就不会有交易行为，更不可能有财富的积累。

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着完善的契约体系，土地交易非常频繁，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了分离，买卖、分产、质押、典当等合同一应俱全，对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有明确规定。

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所谓的“中人”或“保人”，来监督契约的落实，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

所以，认为古代中国人缺乏产权意识，这种观点明显罔顾了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江南地区的那些古典园林？他们在过去可都是私家财产，从未听说过哪个皇帝觊觎他们的花园，派兵抄家挪为己用。

另外，我们也不能低估人类文明的自调节能力。如果一项制度显得不合理或不经济，市场自身就可以进行调整，无需借助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

比如，古罗马盛行奴隶制，奴隶制本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权与财产权的剥夺。历史上，古罗马曾爆发过多次奴隶起义，但真正让奴隶制消失的，并不是这些起义，而是人们觉得奴隶制不划算。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奴隶制不仅制约了奴隶的个人发展，也无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把能干的奴隶束缚在主人身边，对奴隶不利，对主人同样不利、如果他能去别的地方创造更多的财富，并拿出一部分回报主人，主人还能赚的更多，而且省去了供养和监督的成本，何乐而不为？

所以到后来，古罗马的奴隶可以花钱赎身，到其他地方打工，每年定期交给主人一笔钱款，奴隶制就这样瓦解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奴隶都有罗马奴隶那么幸运，我们只是想借这个案例说明，当所有权分配在经济上显得不合理时，凭市场自身的力量也能加以调整，以确保在特定的环境下，实现效率的最优化。

4/5 工业革命与资本市场

写到这你可能会问，既然以上各种解释工业革命的观点都有漏洞，难道就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答案了吗？莫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真的受到上天眷顾，一夜间被打了鸡血不成？

当然不是。我们得了解英国的一项独特之处，那就是她的政治体制。

熟悉英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1688年后，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之所以叫“光荣革命”，因为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英国的君主制因此被严格地限制起来，却并没有完全被削弱，而是和议会达成了某种平衡。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在别的国家，革命的代价往往很大，要么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直接推翻君主，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要么就是君主赖着迟迟不搞改革，或者改革缺乏诚意，最后引发众怒，比如俄国的沙皇。

但能像英国这样，保全各方势力，既维护了传统与稳定，又促进了变革与发展，确实比较少见。

光荣革命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国王与臣民之间，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成了一种合作关系。比如国王要用钱，必须得经过议会的同意。而新兴的商人阶层也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为自己的海外生意提供保护。

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平衡与互惠关系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变革。比如建立了中央银行，以及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为自己筹款，如此一来，社会资本就被盘活了。

据统计，从1740年至1800年短短60年内，英国的流动资本增加了14倍。这一方面得益于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则归功于国内的资本市场。

在伦敦城，有近60家私人银行，英国全境则有约300家银行，它们不仅给企业提供贷款，也为政府进行融资，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就此形成。

这个体系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为资金的大规模聚集与交换提供了可能，从政府到商人，都能借助金融体系快速地筹钱和借钱，而维系这套体系运作的，是由制度所提供的信用保障。

也许有人会问，同时期的中国不也有自己的金融体系吗？

的确，从15世纪开始，中国的商人也进行着长途贸易，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钱庄、票号，同样为商人提供融资、贷款、兑换等服务。但这个金融体系有个局限，它仅限于熟人网络。

在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往往是血缘关系或宗族纽带。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只会向亲戚朋友借贷，而很少通过正式的契约，向陌生人借贷。

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我们最信任自己的家人，然后一层层向外拓展，从家族、到村庄，再到所在的城市，由近到远，由亲到疏。这种关系固然能降低交易成本，却也严重限制了交易范围。

所以，传统中国几乎没有公共信贷，政府筹钱，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税收，然后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分配给各地。

这一财政模式维系了上千年。之所以这样，就因为传统社会的信任半径太小了，陌生人之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民间资本与政府之间，也难以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加上皇权不受约束，国家财政没有监督，成熟的公共信贷体系便无从谈起。

5/5 总结

说到这儿，我们应该对工业革命的成因有了全面的了解。首先得澄清一点，我们并不想否认之前的那些观点。毕竟，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却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理解工业革命这样的复杂事件，原本就存在多个维度，环境、技术、法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经常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从根本上得益于海外殖民地，这固然有些道理。但是别忘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像西班牙和法国，同样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然而，这些国家却没能率先迎来工业革命。

如果我们往深层次看待这场革命，你会发现，工业革命既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增长。它的本质，其实是生产要素与交易关系的重组。

倘若拿物理学来作比喻，那么技术进步与自然资源相当于支点，而撬动整个世界的杠杆，则是相应的制度。

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是因为在她的制度基因里，有着其他文明所没有的东西。比如基于平衡的政治关系，它既能制约王权，又能确保政治稳定，同时增进社会活力，使各阶层保持相对自由的流动。

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的特权被限制乃至取消，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爵位的人与暴发户一起参政议政，财富成了衡量社会地位的新标准，激发全民的经商热情，商人阶层得以迅速崛起。

大量的经营行为带来了庞大的资金需求，想把生意做大，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熟人圈子，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交易的范围。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大量金融机构也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商人为了海外利益，需要政府提供包括坚船利炮在内的相应保护，所以他们也愿意借款给政府，由后者通过武力帮他们开拓全球市场。

换句话说，英国对内形成了一个自由和稳定兼顾的政治结构，对外则产生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扩张模式。如此一来，资源在内部有了高效率的流通，资金在短时间内得以大量积聚，对财富的渴望，对创造发明的热情，在体制与环境的加持下连续反应，最终引爆了人类文明的一场奇迹。

说到这，我想起了一位商业大佬说过的话：成功就是实力+运气；巨大的成功就是巨大的实力+巨大的运气。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解释工业革命。但我还要加一句，任何成功，都离不开相应的制度背景。你改变了怎样的游戏规则，你就能拥有怎样的局面。成功，本质就是场伟大的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