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北京百年前的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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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3月，美国著名记者爱伦N·拉莫特经过反复努力，终于获得了一次觐见民国总统黎元洪的机会，但在会面开始前，她不得不花了很长时间来清理自己的着装——是的，不是整理，而是清理，因为她和同伴们一样，在扬沙天气中坐着人力车到达北海大门时，变成了一群宛如从沙堆里刚刚打过滚再站起来的人，“所有这些对我们个人的外表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以如此狼狈和肮脏的模样去觐见中华民国的总统，无疑是非常失礼的，于是他们用手帕擦着满是灰尘的鞋子，拍打着满是灰尘的大衣，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互相传递着粉纸清除眼角的灰尘，一位躲在背风处的女士笑呵呵地说：“嗯，我们去见总统，肯定看起来很不漂亮”，其他人可真的笑不出来。而拉莫特在多年以后将自己于1916和1917年从中国写给亲友的书信结集的时候，特地取名为《北京的尘土》，并不无懊恼地说——

    “他们说一个人不会体会朽烂的意义，直到他看到北京。”

 一、 近英尺厚的黑色尘土

    北京自古多风沙，特别是三四月间的沙尘暴，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元代史料中就已经出现“大风自西北起，飞沙扬砾，白日昏暗”的记录，但明代是沙尘天气愈发严重乃至“定型”的主要时期，根据《明实录》和《明史·五行志》中的气象数据，从1445到1644年的200年间，北京共有132次沙尘天气记录，文学家屠隆在《在京与友人书》中有云：“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矢和沙土。”袁宏道亦云：“京师风霾时作，空窗净几之上，每一吹号，飞埃寸余。”清代《燕京杂记》记载：“都人谓清明日风作，则一月内无日不风，亦无日不沙矣！”而李慈铭在咸丰十年的《越缦堂日记》中记三月初十事：“昧爽饕风发屋，终日扬沙，昼晦，黄涨天宇，万响奔吼。”转过天来又记：“终日风怒不怠，日色惨淡，黄沙蔽空。”完全是灾难大片的即视感了。

    也正因此，从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来华——尤其是进入京城陆续增多之后，在他们的游记中不难见到对扬沙天气和沙尘暴惊恐万状的描述。比如曾经在1900年到1902年间居住于北京的英国作家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她当时住在庄亲王府，这座以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而闻名的庭院令她赏心悦目、赞叹不已，但“北京的尘土越来越让人讨厌，吸得多了，喉咙和眼睛都难以忍受”，特别是一场沙尘天气过后，整个庭院就黯然失色，而且“北京哪一座园林不是这样，全被污染得暗淡无光，只有那些种在草地正中的树才稍稍有点光彩。”

    还有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拉约什，他在来京的路上正好赶上一场沙尘暴，当时他正卧在火车车厢的地板上睡觉，车厢里弥漫着不太浓郁的大蒜味，黑夜降临时，“黄风”刮起来了，黄风所到之处，空气中黄沙弥漫，人们的视界里一片昏暗，从车窗往外望去，动物和人都在纷纷逃避，“我们的破旧不堪的车厢因各部分衔接不紧，黄风一来，（沙子）不断地从缝隙中钻进车厢”，半夜里所有旅客的手上、脸上都蒙着一层细沙，人一动衣服里就会飞出沙子。

    对于沙尘暴的来历，除了认为“长城以南附近的蒙古沙漠以南附近”的沙漠和沙化土地是其源头外， 1886年代表着德国金融和工业财团访华的恩斯诺还指出，北京城内的严重污染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普遍缺乏管理，大街上积了近英尺厚的黑色尘土和污垢，所有的大街和广场都散发出欧洲人的鼻子无法容忍的恶臭……自作聪明的北京当局找到了一个他们视为既实用又方便的处理粪便的方法，那就是将所有的浊物先汇总到各家各户为此准备的容器或坑里，每天在一定时间用大桶收走，和其他污水一起，用手动龙头或大铲子撒到市内大街上鞋子般厚的尘土里。”这种把排泄物当街扬洒的方式，使每一次扬沙天气都成为瘟疫或流行病爆发的诱因。

   二、 沙尘暴超过三天就是“坏兆头”

    对北京的沙尘暴天气记录最为详细的，还是爱伦N·拉莫特。

    她初到北京时，虽然笔下也提及了肮脏而窄小的街道，但总的来说，对这座城市的宏伟以及紫禁城的壮观还是赞叹不已的。但很快，她就领教到了沙尘暴的可怕，“沙尘从戈壁滩直接吹来，使得晚冬和春天，尤其是春天，几乎是无法忍受的……我们每周都能遇到大大小小两次沙尘暴，持续时间从几小时到几天”。拉莫特把北京的沙尘暴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地面的风暴，当巨大的风沿着街道吹来，夹带的尘土使得室外的一切都难以忍受；还有一种是头顶的风暴，“精细的、红色的、粉末状的尘土向上旋转入更高层的大气，在头顶上被上层大气的气流吹动，并从那儿飘落下来，覆盖眼前的所有东西……这时候街上经常没有一丝风，但是空气中充满着沙尘，太阳都似乎藏进了雾里，像一个透过厚实而密集的大气而隐隐若现的红色光盘”。

    拉莫特住在六国饭店，当时的六国饭店可不像电影中所演的那么富丽堂皇，永远袅袅地飘荡着小提琴优雅的独奏，那只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见面、交往，共同协商，并计划着怎么对付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地方，黑暗而破旧的休息室和镀金的破旧大厅里总是十分阴郁，拉莫特看着“沙尘飘浮下落并穿过所有裂缝和空隙进入屋内，直到一切都躺在了柔软的红地毯下”，心情变得十分糟糕，因为她知道，除非风向改变或停止，否则要连续呼吸沙尘好几天。更加糟糕的是一位六国饭店的服务生带着对迷信的敬畏口气告诉她：“当沙尘暴持续超过三天，就表示是‘坏兆头’。”还特别举例说这样的沙尘暴曾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感到心神不宁，整个气氛充满了压抑、紧张和担心”。

    3月5日这一天，有个朋友约拉莫特去城外的跑马场玩儿，她跑到饭店走廊的尽头，看了看使馆区上飘扬的旗子，没有一丝风，觉得今天不会有沙尘暴了，便同意了友人的出游计划，谁知刚刚出城，就看到“随着火车一起移动的尘埃云似乎在上升”，很快，风起来了，几个月没有下雨的干燥的沙尘立刻随风飞扬起来，越飞越密，包裹着云朵，到达跑马场边上的会所后，“人群窒息着、咳嗽着、打着喷嚏，从队伍的一端到另一端升起了欧洲各国语言对天气的诅咒”，眼看着精细的、厚重的、柔软的尘土云向上飘浮，并遮盖了整个天空，“中午的太阳变成一圈朦胧的红色在闪烁着”。午餐后的两场跑马比赛没有人去看，因为沙尘暴实在是太重了，“沙尘穿过窗户渗进来，桌子上落下厚厚的一层，人们已经可以在地上留下足迹了”。

    这次旅行给拉莫特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幕景象，是她乘车去跑马场的路上，看到了一条长长的、蔓延的、由二三百名男男女女组成的队伍，埋头前行，在巨大的沙尘暴即将来临之前穿过直隶的广大平原……也许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让拉莫特突然对那些穿越沙漠的骆驼感起兴趣来，“伟大的、蔑视一切的骆驼，它们瞧不起全权公使、当权者，有如此无上的傲慢的力量”，拉莫特感慨道：“这个国家古老、富有、和平，她拥有四亿居民，其他的你可能就完全不了解了”。

 三、“黄尘万丈”变成绿水青山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旅居中国的日本学者丸山昏迷在一本介绍北京风物的书籍中曾经这样介绍北京的春天：“三月中旬开始，冬日里任凭西北风肆虐的树木开始返青，渐渐呈现早春的景象，特别是柳絮萌芽时漫天飞舞的花絮，唤醒了蛰伏一个冬季的人们的心绪，春色也一天天开始浓郁，隔一天，或者三四天就会遭受一次沙尘的侵袭，每当这个时候北京就变成了‘黄尘万丈的都城’，最严重的时候，阳光失色如薄暮，风停沙尘势收之时，看着满城笼罩着的朦胧的红色，顿悟‘黄尘万丈’一词的含义。”

    丸山昏迷所言之“黄尘万丈的都城”，笔者学生时代也多次目睹。印象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扬沙天气似乎还比较少，但到了九十年代，几乎每年春天都会有沙尘暴。早晨一起床，看着窗外的世界像搁在打蛋器里打过似的，一片模模糊糊的黄澄澄，便知道沙尘暴来了。

    北京人见怪不怪，很少戴口罩，就那么出门去。沙尘暴和后来的雾霾，嗅起来味道是不一样的：雾霾呛人，隐隐有着工业时代的生铁味儿；沙尘暴也呛人，但土腥味儿比较浓，吸一口黏在嗓子眼儿和喉咙里，怎么吞咽都下不去似的。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在这种天气里刮起大风，跟雾霾一遇到大风就“霾消天开”不同，沙尘暴是风越大越严重，如果在这样的日子里出门，那可真是苦不堪言之事。

    我记得有一次自己去学院路就是这样，骑着车，顶风，从西土城桥到蓟门桥有一段路是上坡，愣被吹得像武林高手一般，捏着车把踩着车蹬子在风里“定了”十几秒，自行车不偏不倚不摇不倒，自行车上的我被裹挟在风中，根本喘不过气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身体对这种病恹恹的天气产生了过敏反应，只要沙尘天一起就会满身风疹，瘙痒得坐立不安，只好吃盐酸西替利嗪。每当我抱怨为什么就没人能治理这可恶的沙尘暴时，老爸总是从旁安慰道：“沙尘暴的治理得好多年才能见效呢……”

    直到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7年，地球新增的绿叶面积（植物叶片总面积）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孙雨林，其中，净增长率最高的是中国，达到17.8%！这一伟大业绩的取得，完全得益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多年的植树造林：包括“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等等。

    我才突然意识到，北京近些年的春天不仅雾霾少了，沙尘暴更是很罕见了……面对眼前的困难，从古至今都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抱怨而无行动，只能在喧嚣和浮躁间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你是风儿我是沙”；另一种是行动而无抱怨，默默地、一点一滴地致力于让世界更加美好的事业——正是后者，在不经意间，让“好多年”的期许得以实现，让“黄尘万丈”变成了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