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南缘,坐落在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上,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高度在1100~1300米之间。
▲ 石峁遗址城垣分布图
▲ 皇城台远眺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及内、外两重石砌城垣的结构,城外还分布有数座线性分布的“哨所”类建筑遗迹,构成石峁外围的“预警”系统。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皇城台发掘场景及主要工作区域
2012年迄今,陕西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子“哨所”等地点。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包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尤以 “头骨祭坑” 及“藏玉于石”现象尤为引人注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城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韩家圪旦地点位于皇城台东南方向一处椭圆形山坳台地之上,系石峁城址内城的一处居葬遗址。樊庄子哨所系城外“哨所”类建筑,石峁城址的预警体系有机组成部分。
▲ 外城东门及周边城墙鸟瞰
▲ 韩家圪旦鸟瞰(南北向)
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于2016年,迄今持续工作三年,主要集中在东护墙北段上部、皇城台门址和顶部大台基区域,收获重大。
皇城台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位于内城中部偏西,是石峁城址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区域,三面临崖,仅东南部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
皇城台整体呈顶小底大的“平顶金字塔”状,若以东护墙北段墙体计算,石墙砌护的总高度超过70米,高大巍峨,气势恢宏。皇城台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台顶平整开阔,大型夯土台基(大台基)、“池苑”等重要遗迹分布其上。
皇城台门址是目前出土顶部确认的唯一一处城门遗迹位于台体东侧坡下偏南,扼守在皇城台与外界相连的山体马鞍部,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保存良好。自外而内的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内瓮城、“主门道”等构成。
广场位于皇城台门址的最外端,向东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东西向石墙及南、北墩台东壁一线围成,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面积逾2100平方米;外瓮城是一座土石结合的单体建筑,处在广场通往门道的中央位置,是扼守门道入口的重要建筑,平面呈“U”字形,两角垂直方正;墩台位于外瓮城南北两侧,分别为南墩台和北墩台,均为石砌外框包夯土内芯的建造结构,南小北大。南墩台后接“L”形内瓮城,将西、南两面完全封堵,仅留向北折入主门道的道路,主门道入口处还设有门塾;主门道为登顶皇城台的最后一重建筑设施,平面形状大致呈睡“U”形,据其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来看,主门道应有覆顶。
东护墙北段上部揭露的石砌护墙长度超过100米,最高处约15米,墙体保存较好,墙体上密集分布着纴木孔洞,由下而上,逐阶内收的层阶状构筑方式清晰可见。非常重要的是,覆盖东护墙北段墙体的文化堆积内(皇城台使用期间由台顶倾倒而来的“弃置堆积”),出土遗物数量惊人,包括骨、陶、石、玉、铜等各类遗物,其中骨器数量最多,有针、镞、锥、铲、凿、卜骨、几何纹饰片等;陶器以敞口盆、喇叭口折肩罐、三足瓮、高领鬲、甗、豆、盉等为主要器形;石器多见斧、刀、杵、锄等器物,另外还有少量石范;玉器有钺、璋、璜、环、镞等;铜器主要环首刀、镞、锥等小件器物。另外,还有陶鹰、骨制口簧、骨笛、陶瓦、壁画、布块等重要遗物。值得一提的是,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发现的骨针已逾万枚,伴出大量骨料、制作工作以及残次品等,反映了骨针的完整制作过程,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大型制骨作坊的存在。
2018年的工作重点是对皇城台台顶格局和轮廓的认识,截止目前,我们了解到皇城台台顶的一些大型建筑坐落在一处“石包土”的大型台基上,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暂称“大台基”。目前已知大台基东西宽约80米、残高约4米,南北长度可能在120米以上。本年度发现的三十余件石雕作品集中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一些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这些石雕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雕刻内容可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有一些画面长度近3米,以中心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
▲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
▲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石雕
▲ 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石雕
从层位关系来看,大台基南护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使用背景观察,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它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目前看来,这些石雕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放置玉器、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赋予皇城台大台基精神力量。放眼中国北方,石峁皇城台集中出土的石雕或许与东北地区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石雕人像共同构架起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影响到“后石家河”玉器、二里头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虽然目前还不能明确阐述石峁石雕与中国西北甚至中亚地区“草原石像”的文化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已经引起学界关注,或为4000多年前欧亚草原文明东西交融互动的重要体现。
种种迹象表明,皇城台系石峁城的最核心区域,当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八年来的考古工作表明,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城垣结构奠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随着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资料的日益丰富及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成果的刊布,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北方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变得愈发清晰。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助于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是双向的、多重的、频繁的,中国北方地区是桥接欧亚大陆与中国早期文明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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