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凤凰咀城址的确认与意义

　　凤凰咀遗址位于汉江中游、南阳盆地南缘，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前王、闫营两村，东南距襄阳城区约20公里，是南阳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处重要的中心聚落。

　　遗址于1957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1980年代以来历经数次复查，2008年被公布为第五批省保单位。2015年至201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州区文物管理处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及小规模试掘，初步了解到遗址的基本规模，并通过局部勘探提出可能存在城垣的线索（详见《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9日报道）。2018年9至10月，为充实遗址保护规划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襄州区文物管理处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进一步确认了城垣与城壕的走势、城址面积及堆积状况。

　　凤凰咀遗址主体位于一高出四周3～12米的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最长约700米、南北最宽约450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在台地的北部与东部，一条自然水沟（前王小沟）环绕遗址半圈并于东南注入排子河（小清河上游段），台地的西部、南部为低洼地。

　　勘探显示，城址位于台地中部高地，呈一不规则方形。以城垣计算，长宽各近300米，除去四角内折部分，面积约7.5万平方米；以城壕计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7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垣系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其中以南段与西段保存较完整，宽25～30米，普遍高约0.6～1.5米，保存最好处（南段偏东）高约3.6米。城壕环绕城垣外围一圈，与城垣之间保持有10～15米的间距，宽约20～50米，深度距现存地表5米以上（南部偏浅，北部勘探8米深度未见底），沟内堆积丰厚，以易于辨识的灰色淤泥最为常见。根据城壕走势明显且形制规整的特征，推测多系人工开挖而成，并与外围低地的早期河流连通，形成完整的给排系统。

　　在城址内部，以南部和西部的文化层堆积最厚，普遍厚度在0.6～1.8米之间，西部最深处可达3.2米。同时，该区域也是红烧土密集分布区，与北部文化层偏浅、红烧土基本不见形成鲜明对比，初步反映了城址内部的功能区划。

　　在城址外围、紧贴城壕一周有附属遗址点6处，分别位于城址的东部（Ⅰ号）、东北（Ⅱ号）、西北（Ⅲ号）、西部（Ⅳ号）、西南（Ⅴ号）、东南（Ⅵ号）。其中，位于东部的Ⅰ号遗址点面积可达4万余平方米，文化层深度普遍在1.5米左右。位于东北部的Ⅱ号点在较薄的一层文化层上普遍有厚达2米左右黄土堆积，可能系开挖南侧城壕的堆土。其余四个附属点（Ⅲ—Ⅵ号遗址点）仅地表可采集零星细碎的陶片，不见明显的文化层堆积。城址与周边附属遗址的分布面积达50万平方米，反映了城址鼎盛时期的聚落分布状况。

　　根据历次调查所获资料显示，屈家岭文化是凤凰咀遗址的主体。陶器纹饰流行凸弦纹、镂空等，器型多见双腹碗、双腹豆、高圈足杯、喇叭形杯，这些风格及器类组合属于典型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如黑陶、红陶居多，多卷边鼎足、花边钮器盖、折沿瓮等器类，与江汉平原流行灰陶、黑陶，基本不见或鲜见卷边鼎足与花边钮器盖有所区别，而与同处汉江中游的郧县青龙泉、淅川下王岗等遗址同时期遗存的面貌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凤凰咀遗址该阶段遗存应属于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类型。根据城址内外所见遗物的主体年代，推断城址的年代属屈家岭文化时期。

　　在此之前，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经调查、发掘确认的城址多达20座，其中年代偏早的有澧县城头山、天门龙嘴、谭家岭、华容李家屋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址为17座（含城头山）。这17座城址中，除大悟土城地理位置偏北以外，其余16座均地处偏南的两湖地区。凤凰咀城址是迄今在南阳盆地首次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也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中位置最北的一座。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址发现的独特意义。概括说来，凤凰咀城址确认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确定了遗址作为南阳盆地区域文化中心的新举证 凤凰咀遗址核心区域面积达14万平方米，加之周边遗址，它的总体面积达50万平方米，是南阳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址。同时，遗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厚，历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前后长达近千年，表明这一中心的形成有着一个长程发展过程。进一步探研这一发展历程，无疑将完善该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加深对该区域文化发展态势及文明进程的理解。

　　丰富了南阳盆地及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新内涵 就南阳盆地而言，凤凰咀城址是该地区继淅川龙山岗城址（详见《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29日报道）后新发现的又一座史前城址，但与龙山岗城址又有所区别。一则，龙山岗城址属于朱家台文化，年代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凤凰咀城址；二则龙山岗城址未成闭合之势，防御洪水是筑城的首要目的，与凤凰咀城址完整闭合，突出军事防御有所区别。就长江中游地区而言，凤凰咀城址作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地理位置最北的城址，与两湖地区的城址既有着相似处，同时又有着差异性。具体说来，依自然岗阜、河流而建，城垣系堆筑，是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共性。而海拔偏高、面积偏小，且城垣与城壕保持明确的间距，城壕选择高地而非就自然低地深挖表明注重城壕的防御功能大于城垣的防御功能等特征，与处于文化接触地带的大悟土城、安陆王古溜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与地处文化腹心地带、面积偏大、分属不同层级区域文化中心的城址有所区别。总体而言，凤凰咀城址充实了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分类基础，扩展了对该区域史前城址出现背景与生成机制的探索视角。

　　加深了对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及中华文明进程的新理解 南阳盆地地处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交界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南北文化重要的交流要道。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区域是源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向北最早渗透并逐步形成主导控制的关键区域，基于这一区域，该文化在其晚期甚至扩展渗透到陕东南、豫南、豫中乃至晋南地区。凤凰咀城址的兴起正是与屈家岭文化鼎盛时期向北扩张的整体态势与南北文化频频碰撞交融的背景相关，是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的重要控制节点，甚至是军事据点。它的发现对于理解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的原因与路线是有一定帮助的。结合历史文献中诸多关于华夏集团与三苗集团频繁作战的记载、临近凤凰咀城址的宜城顾家坡墓地揭露的部落冲突的种种迹象和大致同时期南北地区出现的大量史前城址，进一步证明了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前的冲突与战争的长期存在且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明的诞生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与激励的作用。

　　凤凰咀城址所在的襄阳素称“兵家必争之要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商周时期即为邓国封地，以周代邓城为代表的早期城址说明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凤凰咀城址的发现及确认，不仅将襄阳的城址发展史大大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更是扩展了长江中游乃至中华文明进程比较研究的新视野。随着将来田野工作的深化开展，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成果来完善、提升遗址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