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有多大

古滇国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彼时滇国的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有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

一个国度的存在，必然有一种具有地域典型特征的文化相伴而生。对于古滇国的疆域，至今仍无准确证据。专家只能综合文献记载、古墓群分布及出土文物特征推测，古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

也许我们用连线的方式，将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安宁太极山这几个点连接起来，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一幅形状模糊的古滇国疆域版图。不过，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古滇国区域的分布远远超过这条连线。而由于考古和文献等方面确凿资料的匮乏，今天的我们还不能绘制出一幅精确的古滇王国地图。

于是，我们只能将目光投向其他可能。

一般来说，一个国度的存在，必然有一种具有地域典型特征的文化相伴而生，其外在表现为该国度人民穿戴的衣服、居住的房屋、使用的器物、城市的景观及其独特的生活习俗，而其内在则表现为该国人民普遍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念。

因此，如果想给滇国的疆域画个框，那么它的边界里外应当在上述事物上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当然，这个边缘定然是被羽化了的，就像行星光芒般辐射四周，并与周遭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最终呈现出一幅柔和的疆域版图。

这个框里，星罗棋布着古滇人聚居的区域——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杞麓湖这滇中五大高原湖泊。古滇人世代生息繁衍于此，无论是教育还是礼仪、无论是交通还是商贸、无论是青铜生产工具还是耕田技术，都在此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足迹，追寻这些足迹，将那些不会说话的古墓群和青铜器排列起来，或许可以大致复原出滇国的疆界范围。

地理疆域 四通八达的滇国四界

从空间上讲，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于古滇国疆域的界定是有史以来最早、也应该是最可信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同滇以北君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这段记载说明，彼时滇国的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有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是一个古代“五湖”生态聚落群。而一些地质资料表明，大约在320万年前，抚仙湖湖面比现在高100至140米。这也许可以推测，“五湖”原来很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整体。古滇国的先民后来就在其周边繁衍生息。

那么，古代滇国比较合乎实际的统治范围究竟有多大呢？综合多种说法，再结合文献的记载，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

北界：未超出昭通地界

首先，“从曲靖珠街八塔台和东川普车河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均属滇文化这一特征来看，滇国的北界肯定在曲靖、东川以北的会泽、昭通一带。”晋宁县方志办主任吴永华吴永华介绍，今天的昭通地区，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为多种文化汇集地，滇文化遗物不仅延伸到这一地区，甚至在昭通以西的四川会理、会东及以东的贵州威宁、毕节等地也有零星的滇国青铜器出土。

当然，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的走向，滇文化的北似乎并未超出今昭通市及其附近地区，因为在距昭通以北不远的洒渔坝营盘墓地，以及绥江县回头湾等地已出土过不少“巴蜀式”青铜器，滇国势力已无法延伸到更北的地区。

东界：石林泸西是边缘

在距离晋城镇仅十余公里、西南距李家山三十余公里的澄江，其境内如木瓜山、金莲山等地都出土了不少两汉时期的青铜文物和汉晋古墓葬，其中青铜文物属石寨山、李家山滇文化类型，主要为农具、兵器及日常青铜饰物、贝币、五铢钱、大泉五十、大布黄千钱币等，且以零星出土居多，而象征政权财富的礼器、铜鼓、贮贝器等器物极为罕见。

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当时澄江的居民是隶属于古滇国政权的一个群体。而在澄江以东地区的石林或泸西一带，相同类型的古滇青铜文物就很少被发现，这说明该地区即是古滇国、甚至是古滇文化的东部边缘。

此外，澄江至今犹存的许多古滇民族文化流风余绪也足以证明其与古滇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抚仙湖沿岸渔民使用的大腹、两头尖翘的木船（俗称豆角船和小勾船），与李家山青铜贮贝器上雕铸的古滇人竞渡船样貌差不多；现今沿湖渔民煮鱼的铜锅。

如同《魏书·僚传》所载僚人使用的宽口、大腹的铜釜的摹本，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古代移民的孑遗；在阳宗坝子，老年妇女们梳一种奇特的、像杵一样的发型，俗称“髻子高髻”，与古滇妇女“银锭髻”似曾相识；阳宗妇女用一种网状饰物系腰，这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可能也与上古越人在溪流捕鱼的习俗有关（至今新平元江傣族妇女仍以捕鱼为业）。

西界：硝烟四起的战场

距晋宁石寨山约70公里的安宁太极山古墓群，出土了包括梯形铜斧、一字形格铜剑、尖叶形铜锄、动物纹扣饰、蛙式铜矛戟宽边铜镯等在内的，与石寨山滇王墓地完全相同的青铜器，这些器物都是滇池区域常见的滇文化遗物。

然而，就在太极山以西的禄丰县黑井、琅井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与滇文化遗物差别很大，“比如说，铜斧为半圆形双肩，铜剑的柄部饰螺旋纹，剑格处有凸起的山字纹，铜锄作‘凹’字形等，这显然不是同一文化类型的青铜器。”吴永华认为，在同一时代发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只能说明其是不同民族创造的不同文化。

此外，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国以西为“昆明”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分布“可数千里”。史称他们“善寇盗”，经常和滇国发生战斗，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就有滇国将士和“昆明人”打仗的图像。他们还“辄杀略汉使”，阻挡张骞寻求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商道，西汉王朝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此外，根据史书记载的氐羌部族东进及滇以及氐羌人频繁的战争也可以推断，安宁以西已经是氐羌人的活动区域了，而至禄丰一线，因盛产盐，应属滇人至关紧要的生命线，滇人一定倾全力保卫这一地区，所以应是滇羌征战最剧烈、最频繁的前线。

南界：越往南越稀少的文化遗物

滇国的南界，则可能在今新平、元江至个旧一线。1976年至1989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新平县漠洒发现了柳叶形铜矛和玉璧形石镯，与之前发现的滇文化遗物十分相似；而元江县北甘庄干坝农场出土的“羽人船纹”铜鼓，则属于典型的“石寨山类型”；个旧市石榴坝、黑马井出土的青铜器，也多为滇文化遗物。然而，元江县及个旧市以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是另一种情况。如元江洼垤、罗垤、阿邑都，除几件梯形铜斧和无格扁平柄剑等与滇文化器物相似外，其余如靴型铜斧、三角形铜叉、人头纹铜矛等青铜器，在滇池区域从未被发现过。至今，个旧市以南金平、红河两地出土的青铜器，大多与元江县南部的靴型铜斧相同，滇文化遗物在这一带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文化疆域：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

“任何一种地方文化都不是孤立的，不同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吸收、融合和影响的现象。古滇国也不例外。”吴永华说，我国的中原汉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都曾与古滇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交往。也正是这种文化交流与融合，让两千多年前的古滇国没有沦落为一个狭隘闭塞的蛮荒之地，相反，衍生出了其辉煌灿烂而绚丽多彩的文化。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尝羌“滇王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成为中原文化对古滇文化影响的分水岭。从此，内地汉族移民，如，吏卒、民工、屯户等大量进入云南，对古滇文化产生了根本影响。比如李家山墓葬出土的刻有“李德”、“黄义”等汉字篆文的铜印，以及铜镜、五铢钱、铜熏炉等汉式器物即是证据。

除了汉文化的浸染，距云南较远的北方草原文化也对滇文化产生过影响。在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祭祀铜贮贝器35人物雕像中，一个高鼻深目、身着窄衣长裤、脚穿高筒靴子，个子比周围其他人都高的人物形象被认为是北方草原文化和古滇文化交流最直观的证据。“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有装束，明显区别于滇人。”

与此同时，西亚和南亚文化的脚印也踏进过古滇国的疆域。李家山69号墓中发现的一件肉红色“蚀花石髓珠”就是明证。“这种石珠称为肉红石髓，表面的弦纹不是天然的，而是化学腐蚀而成，称为蚀花工艺。此类蚀花工艺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南亚一带……极有可能是通过蜀——身毒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传入滇国的。”此外，与古滇国相邻的百越文化、古属文化、楚文化，与古滇国相聚较远的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滇文化的发展。

凡此种种，都证明古滇国处于一种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也正因为与各种文化间的积极交流、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高度发达、绚丽多彩且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古滇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