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虎:姬姓,阳氏,名虎,一名货。春秋后期鲁国人,季孙氏家臣。他以季孙家臣之身,毫无雄厚家底与政治背景,却能够跻身鲁国卿大夫行列,从而指挥三桓,执政鲁国,开鲁国“陪臣执国政”的先河。他是不折不扣的治国之奇才、丧国之诡才,春秋历史上的大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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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17年,鲁昭公欲驱除季孙氏,这年九月,鲁昭公联合平时就不满季孙氏的藏昭伯与郈昭伯一同向季孙氏发起了突击,这时候,三桓中的孟孙氏与叔孙氏出兵协助季孙氏共度难关,三桓兵合一处,打败了鲁侯的亲兵,攻杀了郈昭伯,鲁昭公兵败逃亡齐国,被齐景公接纳。三桓拥立昭公之弟公子宋为鲁侯,是为鲁定公。在征战中,阳虎执掌着季孙氏的军机大权。
前505年6月,季平子逝世,儿子季桓子季孙斯继位。季桓子年幼,不能操控家族事务,阳虎等家臣就开始蠢蠢欲动,这时候常年镇守费邑的子泄因不满季平子的宠臣仲梁怀
,要求阳虎帮忙赶走仲梁怀,这正中阳虎下怀。9月,阳虎带兵驱除仲梁怀,并软禁少主季孙斯。10月,阳虎要求季孙斯授权给自己执掌季孙氏,季孙斯不同意,阳虎干脆把季孙斯的堂兄弟杀了。杀鸡儆猴这招果然奏效,特别是用来哄小孩子,季孙斯屈服了,承认阳虎是季孙氏的代理人,不久阳虎就将自己的敌人(或者是他认为靠不住的人物)踢出国门。
就在阳虎刚刚成为国家一把手时,叔孙成子叔孙不敢逝世,其子叔孙州仇继位,是为叔孙武叔,叔孙州仇同样年幼,不能理政;同时向来与季孙氏关系不错的孟懿子仲孙何忌同样年轻。
就这样毫无背景的阳虎成为了季孙氏的暂时当家人,季孙氏是鲁国最大的家族,阳虎也就成为了鲁国第一权臣,领导着三桓少主,执政鲁国。
春秋历史是一部家族史,一个人若想成功,就必要的有一定的家族底蕴,而阳虎似乎没有,至少在史书上没有提到过他的家族有多么显赫。
阳虎认为自己底子不厚,力量不强,显得势单力孤,于是就考虑着提拔一些不得志或是身份卑微的名流贤士、寒门子弟来辅佐自己。这时,孔丘在阳虎的力邀下,进入了鲁国政坛。
在阳虎执政的几年间,鲁国非常不太平,主要来自于齐景公图谋霸业的军事行动和外交压力。自前506年昭陵之会,晋国正卿士鞅在天下诸侯面前公开护短,让本来最大的会盟不了了之。诸侯们的失望是溢于言表的。这时候已经享国30余年之久的齐景公认为晋国威望不足,就是齐国崛起的好时机。于是鼓动着平时就对晋国不满的诸侯们联合起来反对晋国。
鲁国与晋国世代交好,又与齐国是近邻,不便插手这些大国争霸。但是齐景公不干,坚决要拉鲁国人入伙壮大声势。
阳虎要相应齐国的号召,害怕晋国人,更害怕三桓从中作梗。随着季孙斯、叔孙不敢年龄的增长,三桓逐渐抬头,阳虎终于坐不住了,决定要干一番大事业。攘外必先安内……
阳虎虽然暂时坐稳了鲁国执政的宝座,居安思危。唯恐有一天三桓会联手把他做掉。于是他又筹划着在朝中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平时对三桓有所不满的政客们,他都愿意接近。很快阳虎的周围便积聚了一批人,如季孙寤、叔孙辄……这些人多是被三桓所排挤不受重用的贵族。他们联合起来,以阳虎为首,形成了一股极强的政治势力。他们秘密谋划着,以季孙寤取代季孙斯成为季孙氏的宗主,以叔孙辄顶替叔孙州仇为叔孙氏宗主,而阳虎则瞄准了孟懿子的位置,在得到季孙与叔孙的辅助下,取缔孟孙氏。
终于在前502年的10月3日,阳虎指挥季孙氏军队,挟持季孙斯到都城曲阜东门外赴宴,这自然是个鸿门宴。但是事前还是有孟孙氏的人打听到季孙氏在调动军队。孟懿子得到消息后,立刻调动孟孙氏的部队,并盯死阳虎的一举一动。
阳虎派遣亲信驾车押送季孙斯赴宴,这三年来已经如惊弓之鸟的季孙斯敏感的意识到这是阳虎的阴谋,还是镇定的策反了驾车御戎,季孙斯的马车立刻冲向孟孙氏的家丁,要求孟孙氏保护。
季孙斯逃出了阳虎的魔爪,阳虎的弟弟阳越急忙攻打孟孙氏,不克,阳越战死。阳虎一看孟孙氏早有防备,心生一计,率大队人马冲进都城,欲劫持鲁定公与叔孙不敢,借用鲁定公的君令与叔孙氏的军队,再来和孟孙氏较量。
然而当阳虎冲到公宫时,这里已经被孟孙氏的军队控制。阳虎无奈,退守阳关(今山东泰安东)、讙(今山东宁阳县北)。这次政变因为行事不密,反被孟孙氏所图,险些丢了性命。精心策划的政变失败了。
阳虎落平阳,只能据守,再也掀不起大风大浪了。鲁国的朝堂再次回复了往日的形态,鲁侯坐朝,三桓理政。三桓尤其是季孙斯对阳虎是咬牙切齿。经历了短暂的休整后,于前501年6月,向阳虎的驻地——阳关发起了进攻。
阳虎知道小小两个城邑抵挡不住鲁国的正规军,于是干脆的烧毁阳关城,乘乱逃亡齐国。
齐景公对阳虎昔日反对与齐国联合攻打晋国耿耿于怀,但是考虑到这个人物毕竟是个平地崛起的人才,而且还可以得到阳虎所领的汶阳,龟阴几座与齐相邻的城邑,便将他收纳了,以阳虎为装饰,还是可以拉拢不少鲁国的政客,以备之后图谋鲁国。
在齐国,阳虎又不老实了,积极贿赂齐国的当权派,再加上阳虎献城有功,很快便得到了齐景公的重用。
阳虎向齐景公建议:乘鲁国尚未恢复,乘机攻打他。齐景公慑于晋国人,不敢造次,犹豫不决,就去请教鲍文子鲍国。鲍国谏曰:“阳虎很有本事,深得季氏宠信,但阳虎却想杀死季氏,进而祸乱鲁国。这个人曾说过‘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这句话,他是一个只知利害,丝毫不讲道义的人。现在鲁国总算免除了这个祸害,贤君却收容他,进而听信于他,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齐景公一想,对啊,这个阳虎向来都是个假公济私的小人,他要我出兵打鲁国,八成没安好心。景公越想越觉得这个阳虎是个危险人物。于是立刻下令逮捕阳虎。
阳虎确实是神通广大,竟然开溜了。
遭到齐景公的排斥后,阳虎绕道宋国,辗转至晋国。遇到了晋国时任中军佐的赵简子赵鞅,赵鞅一看这是奸雄,就委任阳虎为赵氏首辅。
这时候,正在鲁国从政的孔子先生一听说赵鞅收纳了阳虎这样的乱臣贼子,诅咒道:“赵氏其世有乱乎!”赵鞅的左右也劝诫到:“阳虎这个人啊,很善于窃取他人的国政,怎么能让这样的人物来当赵氏的二把手呢?”赵简子微微一笑:“阳虎所善于窃取的是可以被窃取的政权,既然阳虎要窃取我的政权,我就一定会固守我的政权。”
乱臣遇到强主,时运不济吗?我看是如鱼得水。赵简子就以其优秀的权谋之术驾驭着这位野心家,而且放手由阳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得赵氏的家族实力日益增强,在诸侯中的声望也与日俱增。可是时间一久,阳虎又有些飘飘然了,开始旁若无人地敛财,并聚集了一帮门客。一日,赵简子将一个密折给他,上面赫然记录着阳虎网罗家臣、侵吞库金的事实。阳虎看过以后,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行事再也不敢胡来了,细心辅佐赵氏。孔子先生预言阳虎将会祸乱赵氏,结果赵氏因阳虎之才而得到大治,赵简子最终成为晋国最强大的世卿。孔子先生的预言不幸落空了……
《列子》一书中对孔子一生所遭受的磨难概括为四:“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其中两难(围于陈蔡和见辱于阳虎)与阳虎有着直接的关联,另两难亦或多或少与阳虎有一定的关系。
阳虎得罪孔子的事例,据史料记载有三: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35年。传说,孔子年轻时嘴馋,尤爱吃乳猪肉。一旦有吃的机会,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一次鲁国季氏宴请士一级人士,孔子亦欣然前往。但到了季氏家门口,时为季氏家臣的阳虎却不让他进去,并对孔子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1〕无奈之下,孔子只得返回。时年,孔子十七岁。阳虎之所言所行,无疑给这位少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阳虎,他不过是照规矩办事罢了。但“非敢飨子也”一句中之“敢”字,在语气上确有浓厚的轻蔑色彩。后人以此作为孔子“见辱于阳虎”的证据,似乎也不无道理。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见诸《孔子家语》,其文字记载如是:“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答曰:‘丘弗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纟至,亦欲舆?’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从这段文字分析,阳虎的恶意是明显的,诱之于先,辱之于后。如此,那就是他阳虎的不是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04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日渐成熟,在社会上的声名亦与日俱隆。为此,阳虎想请孔子出来,封他个一官半职,为季氏做事,亦可借此笼络人心。但由于政见不同,加之二人间又有过节,所以孔子一直隐而不见。无奈之下,阳虎只得用计,逼孔子出来。对此,《论语·阳货》中有记载:“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这个故事,充分说明阳虎的计策是成功的,循序渐进,环环相扣,滴水不漏,逼得孔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没了退路,只好答应出来做官。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围于陈蔡”一说即缘于此。由于阳虎貌似孔子,这一回差点让孔子丢了性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阳虎曾经未打招呼,擅自带兵过匡人之境去郑,因而得罪了匡人。孔子周游列国至匡(即陈蔡)时,被匡人误为阳虎,“拘焉五日”。后经人再三解释,消除误会,孔子才“得去”。这次事件,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一直耿耿于怀,将账算在阳虎身上。清人所著《隔帘花影》中有两诗句,即“曾参投抒疑慈母,阳虎招尤误圣人”,可谓二千多年以来拥孔者对阳虎怨愤之情的生动写照。
以上三个故事,在时间跨度上有三十余年,说明阳虎与孔子的矛盾由来已久,积怨之深,不难想象。谓阳虎为孔子一生中最憎恨之人,一点也不为过。从史料来看,骂阳虎为恶者,始于孔子。公元前502年,孔子大骂阳虎“陪臣执国命”〔2〕,晚年作《春秋》,大骂阳虎为“盗”,明显掺杂了个人成见,借以报复阳虎,让其遗臭万年。孔子骂阳虎,有些明显属于乱骂、昏骂,可为历史之笑柄(此说法甚为谬论,需细研孔丘之为人,为政,为学,当可评价,岂能戏言?仔细研读《论语》便能领会,岂能以市井之言之死揣摩圣人,如子贡所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公元前501年,孔子得知阳虎奔晋投赵简子,即放言“赵氏其世有乱乎!”结果晋国不仅没有“乱”,反而在阳虎“善事简主,兴主之强”的情况下“几至于霸也”〔3〕。到春秋末期,晋国之强,排在一百二十余个诸侯国之首。实际上,晋国从重耳开始长期占据春秋最强之国的地位,在阳虎投奔之前,晋昭公时期就强行压倒了齐国成为盟主,说晋国几乎称霸是阳虎的功劳是应属刻意抬高。而实际上,赵简子时期阳虎也干了很多试图犯上作乱的事情,这么说起来,孔子说赵氏有乱也没有任何错误,最多是孔子因为对赵简子的能力了解不足所以估算错误,怎么也称不上昏骂乃至历史笑柄。反倒是处心积虑为阳虎翻案不惜歪曲事实抹黑孔子的人是真正的昏骂和历史笑柄。
孔子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确很有一套,是开我国私学之先河者之一。《史记》称,孔门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有二,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弟子承继师业,再传弟子层出不穷,绵延不断,孟子就是受业于孔子弟子子思之门人。孔子弟子原宪、公晳哀“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这还只是司马迁修《史记》前之境况。
孔子授业极具专业性,所授内容亦极规范、系统,包括“文,行,忠,信”等四个方面〔5〕。其中“忠”、“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而且教学效果极佳。在孔子众多弟子中,后来背叛孔子的据说只有公伯寮一人。而史学界对此人是否为叛徒,尚有争议〔6〕。孔子死后,其弟子集体为其守墓三年,子贡又三年,哭尽哀而去,敬之如父。
作为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都尊崇孔子,想方设法将孔子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孔子死后,其弟子分述与孔子的对话内容,结集成《论语》,以寄托对老师的哀思,让老师思想流传百世。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孔子的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著述体现出来的。与其说《论语》是孔子的个人思想,不如说是孔子及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
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不仅对孔子毕恭毕敬,而且顶礼膜拜,捧之至极。其弟子子贡将他比之“日月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若天之不可及〔7〕。其再传弟子孟子称赞孔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8〕。孔子是出类拔萃的“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9〕。竭尽溢美之词。对于毁孔的言行,其弟子则是不依不饶,奋起而反击。如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就很气愤,大声嚷嚷:“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
对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来说,老师的好恶,自然是自己的好恶。老师讨厌阳虎,唾骂阳虎,学生自然要效仿之。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几乎都是孔学之徒。这些人在修史时都不忘骂他阳虎一回。司马迁在《史记》中骂阳虎为“贼”。班固在《汉书》中骂阳虎为“盗”,并将阳虎列为三类九等人物之末。欧阳修在《新唐书》中骂阳虎为“盗”时,还添油加醋,言阳虎除窃了鲁国之“大弓、宝玉”外,还盗了“《春秋》书”,骂出了新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骂阳虎为“祸根”。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历朝的文人骚客也有不少加入骂者行列的。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云:“季桓心岂忠,其富过周公。阳货道岂正,其权执国命。”〔10〕视阳虎为犯上作乱之徒。同为唐代诗人的李端亦诗曰:“乐生东去终居赵,阳虎北辕翻适楚。世间反复不易陈,缄此贻君泪如雨。”〔11〕视阳虎为本性游移、随时叛主的小人。清代诗人魏源在《江南吟》第十章的《阿芙蓉》中亦骂过阳虎:“儒臣鹦鹉巧学舌,康臣阳虎能窃弓。”不只如此,一些相书、医书作者也不失时机地大骂阳虎。古之相书《神像全编》的作者认为,看人应看其心性,“孔子河目而阳虎类之,一圣一狂,天渊之悬,是不可不辨”,大骂阳虎为狂徒。清代名医吴楚天士在比较药理时说:“如阳虎貌似孔子,若徒取其貌之似,则阳虎亦大圣人矣!孰知其为大奸大恶也乎?药之似对症而实与症相反者,亦犹是也。”〔12〕官骂与民骂上下呼应,连成一片,声势浩大,正所谓墙倒众人推。
相比之下,阳虎在培养门人方面则做得极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败笔。阳虎是个实干家,在刀光剑影的伴随下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没有时间以通过办班的形式招收门徒,以系统地传授自己的思想,扎实地培养自己的忠实信徒,而只能采用速成的办法,将一些人收之门下,安排职位,借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势力。事实表明,他的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犯的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他的门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忠信可言。阳虎在鲁国未能最后站稳脚跟,奔齐后又被逐,亡命天涯,几乎无栖身之地,与他门下弟子背叛有很大的关系。对此,阳虎亦不否认。《韩非·外储说左下》有一段阳虎与赵简子的对话,即是明证。阳虎逃到赵国后,有一次,“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可见,阳虎的弟子,不是一个、两个叛变,而是大批的叛变;不仅不捧他、吹他,反而要抓他,要他的老命。不难想见,阳虎在与赵简子对话时,其心境一定是悲凉到了极点。唐朝大诗人李白诗曰:“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13〕其中,“栽桃李”用的就是阳虎不善树人的典故。可见,诗人对阳虎的遭遇也是唏嘘不已。
孔子一生也有做官的政治抱负,其周游列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销自己,希望有人赏识,借以进入仕途。不客气地讲,孔子想做官,曾一度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差点做出了傻事来。公山不狃亦是春秋时期的一大“恶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由此可见,若不是子路爱惜老师的名誉,力劝孔子放弃糊涂的想法,孔子或许真的会与公山不狃同流合污。这样一来,孔子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其脸谱也要另描了。孔子在鲁国做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前后约有四年时间(即公元前501年到公元前497年)。但在其他年龄段,则一直不顺:要么无人赏识没得做,要么与人政见有异不愿做。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被迫潜心学问,专心授业。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没想到,歪打正着,官未做成,倒成就了孔子的另一番事业。孔子因此而成为“儒学教主”、“万世师表”。这一点,不仅阳虎没想到,恐怕连孔子本人也未曾料及。
阳虎是一位我行我素、口无遮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要与当权者或有势力的人发生冲突,为后者所不齿。
被史料记载下来的阳虎言论远不及孔子的多,可谓雪泥鸿爪。不过,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少得可怜的阳虎言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阳虎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在前面提到的阳虎与孔子的对话中,阳虎所说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就极富哲理味道。以致有人认为,孔子答应出来做官,就是被阳虎这句话感动所致。因为,在这次对话中,阳虎一共提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阳虎是自问自答,孔子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有阳虎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孔子才回答:“诺,吾将仕矣。”孔子后来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4〕,也是受了阳虎的启发。不管是否如此,我认为,阳虎的语言天赋、哲理思维决不在孔子之下。他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完全可以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分伯仲。但是,阳虎有些话,确实是说过了头,过于绝对化,没留丝毫的回旋余地。
阳虎有一句千古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15〕也许,阳虎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感而发的,并且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轻商重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敛财或者发家致富的手段不外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不仁的。然而,从纯立论的角度言之,阳虎的这句话就存在着硬伤,容易遭人非难,被人驳倒。因为,“富”与“仁”,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完全可以做到“为富且仁”。两千多年以来,阳虎这句话一直被作为靶子,遭到人们的批评和鄙弃,甚至有人认为,阳虎就属于“亲富不亲仁”之辈〔16〕,将“为富不仁”的粪盆子扣在阳虎的头上。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富人几乎都是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按阳虎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富不仁”者。很显然,这是他们不能承认和接受的。
而孔子则不一样。从现有的史料看,孔子并没有直接谈到“富”与“仁”的关系问题,而只谈到“利”与“义”的关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强调“义以为上”,义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7〕。由此可见,孔子将“利”与“义”并没有绝对地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观点,尽管模糊,但对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
阳虎还有一句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18〕对此,郭沫若十分欣赏。他认为,“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19〕。不过,当权者可不容许属下像阳虎所说的这么干,让自己的性命丢掉。而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观点则要温和得多,他主张“以道事君”。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0〕他所说的“止”,是辞职,或另投明君。不管君如何昏聩荒淫,孔子都不主张推翻,更不主张杀掉。两者相较,阳虎走的是极端,孔子走的是“中庸”。阳虎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如“执囚桓子”即是其例〔21〕。他的这种不“安分守己”的行为,破坏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后来,扣在他头上的“乱臣贼子”帽子也由此而来。
由于阳虎的不慎言论和极端做法,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二千多年以来,对阳虎的谩骂,不论是官骂,还是民骂,统治者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这也是对阳虎的骂声二千多年来一直不绝的重要原因。
阳 货:名虎,字货,是春秋时鲁国人。鲁国大夫季平子的家臣,季氏曾几代掌握鲁国朝政,而这时阳货又掌握着季氏的家政。季平子死后,专权管理鲁国的政事。后来他与公山弗扰共谋杀害季桓子,失败后逃往晋国。
阳货,季氏家臣,名虎。 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季氏是鲁国的权臣,阳货是季氏家的权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论语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
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
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
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
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
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
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
者。”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其实,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孔子及其徒子徒孙骂他,是因为政见不同和私人恩怨。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容许人们随意谩骂阳虎、丑化阳虎,是因为阳虎的一些言行,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或有损于他们自我称榜的“仁德”形象。今人对阳虎,应作客观评价,公正对待,不可不分就里,鹦鹉学舌似的乱骂一通。骂要骂到点子上,不要人云亦云,甚至过分谩骂,明辨是非善恶,明白为什么阳虎会挨骂,以阳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作为自己修身和待人做事的反面教材。不可是非不分,善恶不辨,该尊敬的不尊敬,该骂的不骂,否则枉为华人矣!
〔1〕〔2〕〔21〕《史记·孔子世家》。
〔3〕〔18〕《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4〕《论衡·讲瑞》。
〔5〕《论语·述而》。
〔6〕 :《孔子弟子研究》。
〔7〕《论语·子张》。
〔8〕《孟子·公孙丑上》。
〔9〕《孟子·万章下》。
〔10〕《叹鲁二首》。
〔11〕《杂歌》。
〔12〕《医医十病》。
〔13〕《少年行》。
〔14〕《论语·子罕》。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左传·定公》。
〔17〕〔20〕《论语·宪问》。
〔19〕《十批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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