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1878.06.27-1972.09.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
何香凝,名原谏,又名瑞谏。广东南海人,1879年生于一个香港的茶叶商的家庭。父亲何炳桓出身农家,后来在香港经营茶叶和地产致富,因此,何香凝家的经济条件较好。家里希望女儿成为一个贤淑的女子,并能融入“上流社会”,便在何香凝7岁的时候给她缠小脚。然而,她早就听说过女兵的故事,羡慕她们的“天足”和英勇善战 ,并逐渐养成了不屈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因此,当母亲强行给她缠足时,她就每天晚上用剪刀将裹脚布剪掉。后来,剪刀被母亲搜走了,她就用平时积攒下的钱再买剪刀,并藏了起来,到了晚上又将裹脚布剪掉。如此这般,几十个回合下来,何炳桓夫妇拿这个倔强的女儿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于是,何香凝便拥有了一双“大脚”。
何炳桓家有3个儿子,8个女儿,还有一些亲戚家的孩子也寄住在他家。为了让男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何炳桓请来了私塾先生在家里设馆教书。但是,何炳桓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相信把女孩子送进私塾就会夺走男孩子的聪明,所以尽管何香凝哭着吵着要去上学,他也不允许。何香凝听到兄弟们的读书声,非常羡慕,心里直痒痒,就买了书本自学,遇到不懂的字就请教哥哥,或叫女仆拿到先生那里去问,她的学问就是从自学开始的。
拥有一双天足的何香凝,即使在香港当时仍处于人见人怪的窘境中,尤其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何家人无不为此犯愁。巧合的是,在香港皇仁书院学习的归侨子弟廖仲恺正“敲锣打鼓似的宣扬要讨一个没有裹过小脚的人做媳妇”。何香凝的父亲马上托媒人说合,两人于1897年成婚。这一被誉为“天足缘”的婚姻,为何香凝寻到了佳偶良师婚后,他们寄居在廖仲恺哥哥廖恩焘家中的阁楼上,何香凝随廖仲恺读书、吟诗、作画,其乐融融。何香凝曾有诗云“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故为其爱巢命名为“双清楼”,何香凝后来号“双清楼主”、“双清馆主”,终其一生都在追述着这段永难忘怀的美好时光。
在时代潮流的驱动下,廖仲恺从香港皇仁书院完成学业后,就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何香凝坚决支持,决定随夫一同赴日。当时,廖仲恺因家道中落,学资难筹,深明大义的何香凝苦口婆心地说服母亲和亲友,毅然卖掉陪嫁的首饰和所有细软、家具,资助夫君完成赴日的愿望。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东渡扶桑留学。两个多月后,何香凝把遗留家中的所有杂物卖掉,追随夫君赴东京留学。 先后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和东京本乡美术学校,并且跟随日本名画家田中赖璋学习绘画。1903年春,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和革命青年赵声、秋瑾、黎仲实等来往密切。从此,她和廖仲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并为革命而工作。
据统计,当时漂洋过海赴日留学的中国女青年总数不足10人,何香凝跻身其间,难能可贵。她和廖仲恺不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萌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
1903年6月,何香凝在东京撰写《敬告我的同胞姐妹》一文,刊发在充满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刊物《江苏》杂志第4期上。尚明轩认为,这篇文章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奠定了何香凝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
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何香凝随廖仲恺到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时,意外遇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运动的演说,深深打动了何香凝和廖仲恺。随后,他们夫妇开始
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
1904年初,身怀六甲的何香凝返回香港,2月4日生下女儿廖梦醒。女儿刚满月不久,何香凝一边读书,一边做革命工作。不得已,她把女儿留在香港,只身返回东京,继续到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亲自主持加盟仪式,何香凝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女会员之一。9月1日,廖仲恺从香港筹集学费带着一岁多的女儿返回东京的当天,经何香凝和黎仲实介绍,也加入了同盟会。
《何香凝大事纪年》中记述,从那以后,何香凝夫妇的东京寓所,就成了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每周都会在这里召集四五次会议,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后来,何香凝的住处搬迁过多次,而同盟会秘密的聚会场所和联络机关也随之转移。
当时,经常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寓所参加集会的,有朱执信、胡汉民、黄兴、章太炎、汪精卫、黎仲实、马君武、冯自由、苏曼殊等人。何香凝除在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外,还担负起有关联络和勤务工作:平时收转信件、保管文件、看守门户。每当孙中山召集会议时,她要照料茶饭,还要看门、把风,掩护同志以防日本警察和清廷侦探。
“身为富家小姐的何香凝,本来连饭都不会做,但她却从头学起,满怀热情地完成各项工作,成了一位富有才干的管家。她的忠诚和悉心,赢得了孙中山及留日革命青年们的信赖,被亲切地称为“奥巴桑”(日语,意为“女管家”)。”
“因羸弱多病且有身孕,何香凝于1908年4月被迫退学。这年9月25日,在东京大久保寓所,她生下儿子廖承志。这位求知心切的妈妈,半年之后便又入学读书了。”
1909年4月10日,何香凝转学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高等科。在学校里,她除接受老师端管紫川先生讲授的山水、花卉画外,还每周两次向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画狮、虎等动物。
何香凝之所以改攻绘画专业,在尚明轩看来,是因为美术学校的课程不太紧
何香凝作品集张,她的身体可以承受。而廖承志在《我的母亲和她的画》中记述,由于“孙中山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和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设计图案,把它画出来。”何香凝在其自述中也说,自此以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和斗争岁月里,美术就成为何香凝所喜爱的革命武器之一,她不停地拿起画笔,在表达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敌人无情鞭挞的同时,艺术造诣也达到了相当高度,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位著名美术家。
辛亥革命胜利后,何香凝和廖仲恺协助孙中山致力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建设。 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本性暴露之后,何香凝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和护法斗争。1913年,与廖仲恺再度去日本。不久,孙中山也来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是败于“同党人心之涣散”。因此,他主张取消旧国民党,另组织中华革命党取代。
而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也从正视二次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出发,并联系流亡东京的国民党人心灰意冷的现实,认定孙中山对国民党的分析是正确的,重组中华革命党是必要的,因而积极协助孙中山开展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筹备工作。1914年5月,廖仲恺夫妇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们积极开展抨击袁世凯的
理论宣传工作,为增强党员与民众讨袁的革命信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袁世凯“洪宪”帝制覆灭后,廖仲恺与何香凝又紧跟孙中山,投入了重建真正民国、恢复《临时约法》的护法斗争。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权后,举兵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何香凝带领慰劳队亲往广西梧州前线慰问,鼓舞士气。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他派人将留守后方部队的指挥邓仲元参谋长暗杀了,又声称“要锁上中山先生的钱箱”。由于廖仲恺是掌管财政的,并且为筹措北伐的军费而四处奔走,所以,陈炯明把廖仲恺叫到自己的驻地并对毫无防范的廖仲恺加以拘留。两天以后,又炮轰了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孙中山在紧急之中化装成中医,离开了总统府,登上了“永丰舰”(后来改名为“中山舰”),而宋庆龄也在卫士的保护下离开了总统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何香凝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兼管广东省的妇女工作。她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忠实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她领导出版了《妇女之声》旬刊,举办妇运讲习所,设立女工学校,开展妇女运动,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
何香凝认为,中国妇女处于男女间的不平等和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1924年1月,她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
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何香凝承担了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3
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广州各界妇女2000多人参加。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同与会者一起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奴纳妾,废除娼妓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 何香凝还组织10余人散发会议口号和传单,派出27个演讲队,分赴工厂、剧院等处演讲,宣传会议精神,启发妇女群众觉悟。 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3月,经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决议,在广州开办3所妇女劳工学校,吸收近500名女工入校, 12月,增设劳工妇女夜校,为白天不能学习的妇女提供方便。妇女劳工学校提高了女工的文化水平,为争取男女平等创造了条件。1925年1月,何香凝以中央妇女部与工人部合办的名义,于广东顺德县开办了2所女工补习学校,开办费用全部由她自己承担,招收女缫丝工入校,讲授有关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她们的技艺, 增强了女工谋求经济独立的能力。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建国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统一。这一主张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并在全国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何香凝领导广东妇女积极响应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亲自主持了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和组建工作。1924年12月24日,何香凝主持召开了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筹备会,被推选为筹备员,并捐助筹备经费。1925年1月10日,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何香凝担任总务部的领导工作。在何香凝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和通电,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通电孙中山,建议在参加国民会议的团体中“于九种团体之外,加一妇女团体” 。
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合作后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次尝试,妇女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加了斗争。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以争取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为主题,将争取女权融入争取民权的时代洪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
为配合北伐战争,何香凝做了许多工作。1925年2月,她发起成立了国民党红十字会,她和宋庆龄任会长,致力于救护国民革命军及革命同志和贫苦的民众。北伐战争开始后,为发动妇女参加北伐,1926年10月,何香凝从广州辗转到汉口,成立中央妇女部,以进一步领导华中地区的妇女运动。战争中,北伐军伤亡很大,到1927年夏,仅聚集在武汉的伤兵就超过了1万人,医药缺乏,能否做好伤兵的救护工作,已经成为北伐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何香凝与宋庆龄立即组织了伤兵救护会,下设妇女救护班,来自各界的妇女经过培训后,立即奔赴各伤兵医院开展救护工作。
1925年2月,孙中山病重,何香凝赴北京照看。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何香凝是遗嘱见证人之一并在遗嘱上签字。 这一系列事情处理完毕后,何香凝才回到廖仲恺身边,夫妇两人并肩作战,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革命主张而奋斗。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发生后,何香凝立即组织抢救伤员的工作,率贫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赶赴现场救伤。当目睹了“尸体数堆,约三四十具,穿肠破胸者有之,断颅折骨者有之,血肉狼藉,惨不忍睹”的惨状后,她义愤填膺,声泪俱下,鼓励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并坚定地表示:“为国而死,死有余荣,生者誓当努力雪此奇耻。” 为了支持罢工斗争,何香凝组织慰劳会,向海内外募集捐款,派慰问队赴各个医院慰问伤者。她还以中央妇女部名义与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及广东女权运动同盟会一起创办了广州妇女救伤团,培训团员,承担起救伤的工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为沙基惨案向全国发出通电,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讨帝国主义。
1925年6月19日,香港的中国工人为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而举行大罢工,其中还有10余
万工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继续斗争。为了支持罢工工人,何香凝开办了贫民医院以满足罢工女工和工人家属的需要。后来又在贫民医院对面开了一家合作社,缝制衣服、手袋、编织草鞋等,解决了罢工女工的生计问题。而何香凝的一举一动,对女工和罢工工人家属的热心都深受工人及家属的欢迎。
因捍卫孙中山遗志而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同年8月25日下午,廖仲恺在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被暗杀。 廖仲恺被刺后,何香凝立志继承了他的遗志,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
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何香凝进一步要求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原则制定婚姻法,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等,敦促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中制定了“注意领导妇女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外,同时应注意妇女本身解放的工作”的妇女运动方针。 在会上,她还强调:“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足可见她对执行孙中山及廖仲恺制定的“联共”政策的忠实与坚定。
为了使妇女运动决议案付诸实施,1926年3月6日,何香凝在广州河南各界妇女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妇女在“三八”节一致请愿国民政府实行二大的决议,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直到1937年,何香凝还一再呼吁:“希望将来参加国民大会制宪的人……详定男女一律平等的条文!”
国民党二大后,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随着权势的膨胀,蒋介石终于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他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处。事情发生后,何香凝不顾个人安危,冒险通过岗哨找到了蒋介石,流着泪斥骂他:“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何香凝痛斥这个提案是违反中山先生真意的,是反共、反苏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越说越气愤,甚至“拍桌顿足”。
1926年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6年9月15日,何香凝在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下,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何香凝任所长,日常工作由教务长蔡畅主持,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邓颖超等为教员。学员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知识,交流妇女运动经验,学习探讨如何根据妇女特点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等,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和妇女运动人才。学员们毕业后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香凝于13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她誓不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也不参加他们的婚礼。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继蒋介石之后发起政变。在汪精卫进行大搜捕的日子里,何香凝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她甚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她还派人送船票帮助在汉口的革命同志脱离虎口。
不久,何香凝回到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1928年,她先后将一对儿女送去欧洲留学。 1928年底,何香凝因反对国民党反共而毅然发表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居于江浙沪上一带。在经亨颐的邀请下,她参加“寒之友社”,与聚集此间的艺术家们寄情山水,书画唱和,排遣心中郁结。 之后,何香凝忍痛含悲出国,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读书、作画自娱的清苦流亡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巴黎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赶回上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政府对日宣战,释放一切政治犯;斥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支持群众救亡运动的主张。她还邀请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捐赠作品,连同她的书画,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为慰劳抗日将士筹集了一笔经费。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晚,何香凝便组织上海妇女界成立了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上海妇女界在何香凝的带领下,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有序开展起来。30日,何香凝亲自率队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看到前线部队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她和宋庆龄立即发起募捐活动,并在自己寓所的大门上张贴“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条幅。为解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和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并多次亲临医院,慰问伤兵。她要求蒋介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遭到拒绝后,写下了“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的誓言。6月,她又组织了国难救护队,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为解决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何香凝创办妇女救护训练班,从事国难救伤工作,发扬妇女爱国精神,以尽国民救国责任为宗旨。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被分批派往伤兵医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爱国之志老而弥坚,对救亡运动热情支持,并始终不忘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7月22日,何香凝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中国妇女抗敌救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下空前团结起来。24日抗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呼吁“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来做救护慰劳的工作。”为了推动全国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何香凝建议宋美龄出面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要求各地建立分会。为了有利于统一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4日,救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积极开展工作,有力支援了上海的抗战。抗敌后援会还发起献金运动,发动妇女捐献金银首饰;发起“扑满运动”,号召上海的妇女和儿童从每天的零用钱和生活费中节约一些钱投入储蓄罐,支援抗战。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妇慰总会上海分会组织妇女缝纫团、烹饪队等,发起缝棉衣运动,缝纫团在10天内发动妇女缝制了1000件棉背心,并征集绷带、酒精、纱布等急救用品,分赴各医院和前线进行慰劳 。
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根据前线将士的要求,何香凝于1937年9月15日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委派秘书胡兰畦为团长,奔赴前线进行战地服务。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党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次,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 。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迁居香港,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内人民的抗战精神,呼吁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她每收到华侨的一份捐款,就赠送自己的绘画一幅,以示答谢。1939年她从香港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寄送往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1945年12月初,何香凝从广西到广州,1946年秋,又迁居香港。1947年,她和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国民党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香凝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日向全国人民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何香凝带着儿女,一家人由香港出发抵达北京。在车站,她见到了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和其它各界人士
。曾经艰苦奋斗的老同志、老朋友得以欢聚一堂,何香凝高兴得热泪盈眶。从此,何香凝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949年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9月,何香凝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她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
在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何香凝率领民革和其它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一道前进。1950年6月,她与柳亚子等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这同时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在信中,他们一再感谢和赞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且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誓愿,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1960年8月15日,何香凝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不仅完全成为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千条万条,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条。我们民革同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何香凝在解放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
面。她积极参与制定国家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力求切实地贯彻执行。她利用国庆节、新年、春节等节日向海外华侨发出广播词、献词,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有关华侨的谈话、演讲等等,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香凝作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和女诗人,工作之余总是不断地作画写诗。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各地视察,将所得观感凝于笔端,或作画或题诗,借以讴歌社会主义祖国,表达自己热爱党与社会主义的深情。何香凝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著有《何香凝诗画集》。
1970年5月,何香凝因一次跌倒,又得了肺炎,进入医院治疗。周恩来给予了她无比深切的关怀,亲自去医院看望她。医院也尽全力给她治疗,何香凝转危为安。她精神好的时候,就坐在床上,将画纸夹在画板上画梅。1972年初,何香凝因肺炎再度入院,病情很严重,亲属们都回到了北京陪护。她在头脑清醒时总是十分注意国内外大事,阅读报纸和《史记》。6月27日,何香凝在医院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1970年8月26日,周恩来再度前来探望病中的何香凝,尽管身体十分疼痛,她还是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向周恩来倾吐出最后的心愿:她与丈夫廖仲恺生前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之约,现大限将至,希望周恩来批准她棺葬。周恩来当即亲切地告诉她,中央一定尊重她的意愿,按她的吩咐去办。听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她欣慰地笑了。9月1日凌晨3时,何香凝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终年94岁。1970年9月3日,何香凝的遗体入殓后停灵柩于中山公园中山堂内。
何香凝撰文提倡女权主义,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
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举行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开展广东妇女运动,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成立中央妇女部,进一步领导华中地区的妇女运动,奔赴北伐战争各伤兵医院开展救护工作;培养一批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学员。
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
何香凝负责以艺术绘画,承担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等革命宣传工作;
发起成立国民党红十字,救护国民革命军及革命同志和贫苦的民众,发动妇女参加北伐战争;承担起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救伤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讨帝国主义;
在上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发动画家义卖书画支援抗战,轰动海内外;
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
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和护法斗争,与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开展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筹备工作;
与廖仲恺开展抨击袁世凯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讨袁运动标志人物之一;
在蒋介石的权势下力保多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
是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灯活动的标志人物;
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号召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施国共和平演变;
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尽管后来同盟会筹备大会签字的档案材料丢失,早期公开见于记载的回忆与会人员名单里没有唐群英(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中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但唐群英晚年却向后人回忆了这段历史,只是到后来才见记载。而另一同盟会早期女会员何香凝回忆自己是在8月7日加入同盟会,被多位史家认为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提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应该是唐群英,衡阳学者盛明明提出,唐群英非但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还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因为她参与了同盟会创办的全过程。
何香凝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
何香凝的父亲是香港经营茶叶出口和房地产的著名商人何炳桓,何香凝从小性格刚毅有主见,特别爱听太平天国女兵的故事。那时候上流社会的女孩都要缠足。母亲给她缠上,她等母亲转背就剪开。不惧打骂,坚决反抗。父母对她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放任她长成一双天足。何香凝不同一般富家千金,整日热衷打牌穿戴,她爱读书。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氛围里,她不能进私塾读书。于是天天软磨硬求父亲,终于
进“女馆”读了几个月书。后来,她又找来哥哥们的读本自学。就这样,她认识了不少字,并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等新知识。她聪慧伶俐,做事精细,因而深得父亲器重。
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是客家后代,侨居旧金山多年。亲身经历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所以曾留下遗嘱:儿子必须娶个大脚妇女作媳妇。可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妇女几乎都裹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里,不缠足的大家闺秀更难找到。
正为女儿脚大难找婆家而忧心忡忡的何家,碰上廖仲恺要遵照父亲的遗嘱选择配偶,何香凝的“天足”正符合要求。通过媒妁之言订婚,然后迎娶,1897年他们在广州结婚。
新婚之初,何香凝有些惴惴不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她发现廖仲恺是一个心地善良、诚挚忠厚,有着耿直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的青年。廖仲恺设法搜罗各种新书刊给她阅读,为她指点疑难;何香凝爱好美术,廖仲恺就耐心教她绘画。
所以,何香凝很快就对自己的婚姻庆幸起来。夫妇二人都羡慕太平天国的革命人物,又都喜爱画画和学习诗词,志趣相同,情投意合。
当时,清贫的廖仲恺在经济上窘迫,成亲后只能修整兄嫂家屋顶晒台上的破屋作为“新房”。这间房子矮小简陋,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但它高处独居,完全不受楼下侄儿侄女们嬉笑打闹的干扰。何香凝和廖仲恺白天在这里研读诗文、谈论时事,夜晚一起观赏清净明澈的月色。中秋佳节,皎洁月色给他们斗室洒下一片清辉。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他俩自得其乐,为了纪念这种既可读书又便赏月的幽静惬意的读书环境,把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
为丈夫抢回3年的命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一家始终追随孙中山。1921年,孙中山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次年6月14日,廖仲恺应广东军阀陈炯明电邀前往惠州,结果遭到扣押,被送往广州石井兵工厂加以囚禁。6月16日凌晨,陈炯明率军包围了孙中山总统府,避往永丰舰的孙中山下令向广州城内开炮。危急时刻,一向刚强的何香凝发挥出她的超常潜能。她先是设法从陈炯明部将手中弄到一张通行证,到永丰舰会
见孙中山。10天后,她终于在石井兵工厂见到了囚禁中的廖仲恺。平时有洁癖的廖仲恺,被3道铁链锁在铁床上,手上一道,脚上一道,腰部还有一道,衣服脏得粘在身上无法脱下。第二次探望时,何香凝带上剪刀,把廖仲恺的脏衣服从背后剪下来,再换上干净衣服。
由于过度操劳,何香凝患上痢疾,不得不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她听说陈炯明的族弟陈达生在香港被人暗杀,刺客扬言是因为陈炯明囚押廖仲恺。陈炯明因此要枪毙廖仲恺为陈达生报仇。于是,她顾不得治病,像婴儿一样每天带着尿布四处奔走。等她第三次见到廖仲恺时,廖仲恺已经给她和儿女分别写好了诀别诗。他在写给何香凝的诀别诗中表白说:“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1921年8月9日,孙中山得到陈炯明要袭击永丰舰的情报,率蒋介石等人离开。陈炯明随之放弃了枪毙廖仲恺的计划。何香凝央求老朋友龙荣轩带她会见陈炯明,途中遭遇暴雨,何香凝滚了一身泥水闯进陈炯明的会议室,当面痛斥道:“仲恺有什么地方对你不起,你要把他关起来?仲恺为孙先生筹款,你就要把他锁起来,可是民国9年(1920年)仲恺也为你们筹过款啊。帮你就对,帮孙先生就不对吗?”
经过当面争取,陈炯明答应释放廖仲恺。已经被囚禁62天的廖仲恺立刻在何香凝的陪同下逃往香港。3年后,廖仲恺遇刺身亡,何香凝曾感慨说:“我只给他抢回了3年的命。”
不是一个家庭型的女子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角逐,在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人之间展开。汪精卫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第一号人物;此前一直代行孙中山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屈居第二;廖仲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党代表,位列第三;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位列第四。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廖仲恺与何香凝以及监察院委员陈秋霖同车来到中央党部门口。廖仲恺下车后刚刚迈上台阶,就遭到埋伏于旁边的4名凶手的狙击,中枪后在送往医院途中离开人世。
关于父母,廖梦醒曾回忆说,“母亲和父亲感情甚好,唯一的一次龃龉发生在我们住在东京的时候。”当时廖仲恺一家人,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一道去江之岛游玩,廖仲恺玩得高兴,不愿意随何香凝回家。等到他第二天回家时,夫妻二人大闹一场。“原来母亲怀疑父亲不跟她回家是与江之岛旅馆的侍女有关。父亲一向有惧内之名,从未听说过他有寻花问柳之事。这次母亲不知听到什么风声,疑及父亲了。”
在廖梦醒的印象里,她的家庭从来都是“严母慈父”,母亲何香凝“不是一个家庭型的女子,她一生忙忙碌碌,从来没有时间细心照顾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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