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道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列子(本人与弟子)著有《列子》,对后代的哲学、文学、科技、宗教都有深远的影响。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而这些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唐玄宗于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列子》属于早期黄老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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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御寇,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书,其余均已失传。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都选自此书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后被道教尊奉为“冲虚真人”。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至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唐玄宗天宝元年(739年)李隆基封其为冲虚真人,其书名为《冲虚真经》。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相传他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穷而面有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恢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 ”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亡!”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东周威烈王时期郑国圃田人(今河南省郑州市)。战国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寓言家和文学家。道家著名代表。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唐玄宗于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
庄子在其书第一篇《逍遥游》中,就提到过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不过《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而这些书可都是正儿八经的书,不像《庄子》那样喜欢乱编故事。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流传有的《列子》一书,列子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後始残缺。其後经由张湛蒐罗整理加以补全。现存八篇《天瑞》《皇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其中《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纪昌学射》、《汤问》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文为流传。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这样解释某些人认为列子是后人假托的也不过分。
列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是非标准、生活准则也十分明确,其人品道德修养更是高尚。一次,一位列国使者入郑拜访列子时,发现这位自己仰慕的有道之士,竟然经常在饿肚皮的情况下,埋头搞学问。郑国宰相子阳听说此事,随即派遣官吏给列御寇送粮食。列子不为所动,拜谢说:无功不受禄。使者只得带上粮食返回复命。列子之妻对此困惑不解,列子解释到:子阳并不了解我的“道”的伟大,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后事实正如列子所料,不久人民作乱杀了这个叫子阳的高官。列子如果当时接受了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会不免于祸。
他的学说主张贵虚。成名于《列子》一书,有章以其名为章名,主旨在于宣扬不可炫智于外而应养神于心,达到“天而不入”的顺其自然,达到“无用之用”的境界。
列子青年时代求道十分执着认真,起初从师壶丘子,后又问道于老子亲传弟子关尹子,还
曾拜商氏为师。他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又加以发扬光大。传说当他潜心修道时,能够“御风而行”。他常在立春之日“乘风游八荒”;在立秋之日返回住所“风穴”。这些记载虽然夸张,但也间接反映了列子道家学问的精深和列子超然物外的道家风范。《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
《列子》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全书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而基本上则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共有神话、寓言故事一百零二个。如《黄帝篇》有十九个,《周穆王篇》有十一个,《说符篇》有三十个。这些神话、寓言故事和哲理散文,篇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只要我们逐篇阅读,细细体会,就能获得教益。它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伊索寓言》
列子的学说,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列子.序》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讳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还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里面的先秦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不乏有教益的作品。如《列子学射》(《列子·说符》)、《纪昌学射》(《列子·汤问》)和《薛谭学讴》(《列子·汤问》)三个故事分别告诉我们:在学习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满足了。又如《承蜩犹掇》(《列子·黄帝》)告诉我们,曲背老人捕蝉的如神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还有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列子·汤问》)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天瑞,意谓天地之灵瑞,自然之符应,即文中提到的“不生不化者”。列子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始有终,唯有“不生不化者”,亦即“道”,才能够循环往复、独立永存。“不生不化者”是世界产生与变化的本源,它最初无形无象,历经大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形成“浑沦”,再自“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易”衍变为有形的“一”,最终生成天地万物。列子道逢百岁骷髅,顺此言明“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切缘自“道”,然而却并非“道”有意为之,天地万物只是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生息盈亏。
文寓言与议论选出,《黄帝书》视死如归,荣启期安贫乐终;林类行歌,不以营生为惑;孔子赞死,晓谕天下失家,又有杞人忧天,向氏为盗。凡此种种,恰如张湛《列子序》所言:“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有形之物诞生、消亡,其暂行于世而终归虚无。人生亦复如是-从婴孩、少壮、老耄直至死亡,性命本非吾有,生死不过往来。
《吕氏春秋·不二》与《尸子·广泽》皆载“列子贵虚”,但依《天瑞》,列子自认“虚者无贵”。彻底的虚,必定有无(空)皆忘,消融了所有差别,也就无所谓轻重贵贱。万物自天成,盗者本无心,光阴若逆旅,生死不及情,是为《天瑞》大意,亦即《列子》全书纲领。
本篇皆在论述养身冶物之道。全文围绕道心与外物的关系展开多番探讨,唯有应理处顺,忘形养神,才能达到所适常通,遇物无滞的境界。具体而言,修养内在道心。必须”壹其性,养其神”,做到心无逆顺,物我两忘。列子以列子御风、伯昏临渊、商丘诚信、粱鸯饲虎、津人撮舟、吕梁济水、佝偻承蜩等多则寓言对此反复加以证明。同时他又指出,除了保持内心的虚静凝独,人们在应物处世时还必须“含其德”,做到韬光养晦,与世无违。文中海上沤乌、赵襄子狩猎神巫季威、列子之齐、杨朱之沛,杨朱过宋数章,既为阐明其理。
既名《黄帝》.最终还是为了推崇黄老学派‘清虚无为’的治世主张。从华晋国的国民,列姑射山的神人.到鬻子、老聃的守柔之术以及圣人的笼愚之智直至篇末惠盎对宋康王的说教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痕迹。对于列子而言,理想国内,上有效法天道无为德庇万物而不以为功的国君,下有自治自化的国民,同时还得有孔、墨等圣贤以仁义济人使‘四竟内,皆得其利’ 如此,天下大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本篇皆在宣扬浮生若梦,得失哀乐皆为虚妄的思想。列子精心勾勒出一幅幅瑰丽奇异的画面,为我们展现了神妙莫测的幻化境界,却又让它悔起倏灭,以期证明有生有形者尽为虚无的幻象,终将随着生死阴阳之变归于消亡;唯有造化万物的大道,因“其巧妙,其功深”,才能够常信常存,无极无穷。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惑于是非,昏于利害”,被新鲜短暂的过眼云烟所吸引,从而忽略了惯常恒久的实在拥有。因此,全文通过八则寓言,分别以化、幻、觉、梦、病、疾、诳等意象来譬喻人生的虚妄不实。另有一段议论,斯言梦觉之理,见解不凡。列子历数人间受想行识、种种梦谛,将其归纳为“八征”、“六候”,而后征引列子"神遇为梦,形接为事”一语,推断觉醒时的行为反应与梦境的产生,都是自于人们的形体和精神与外界有所接触的缘故。唯有彻悟“感变之所起者”,才能以虚静坦荡的心怀面对纷纭变幻的外部世界,即所谓“神凝者想梦自消”。
刘自《引子新书目录》以为《周穆王》《汤问》两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此语颇可商榷。自本篇以观,正因其立意之标新,寓言之荒诞,文辞之曼妙,方可见撰书者用心良苦。其目睹大道日丧,众生昏乱干世情而终不觉醒,故奇言于梦呓。内中痛楚,本非凡俗“君子”者可解。
《仲尼》,一曰《极智》。孔子本为儒家先贤,修身治国也是历代儒者所关心的话题。然而面对“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的严酷现实,儒家的诗书礼乐往往失去原先济世浩乱的作用,而变为弃之可惜、革之无方的摆设。此刻,须由“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的道家思想出场,来给予迷惘的贤臣士子一份圆融静定的安宁心态。本篇列子便有意借用孔子的形象和言论来阐释这种“有易于自者无难于外”的修身理论。
文中以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引出“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的观点。列子认为,摒弃礼教和变革社会都不过是显露形迹的有心作为,唯有保持内心虚静,才能泰然应对纷纭莫测的时局。同时,针对凡俗一味纠缠于外在细节,只知运用感官妄定是非的浅陋偏见,列子又提出判断圣人的独特标准:圣^通融于大道,故而在内修身,则能“体台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台于无”,在外治世,亦可“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嫣。
篇末,列子为了预防矫枉过正,又将’默而得之而性成之”的圣人与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加以区别对待,申明圣人之智寂然玄照,通理而无所偏执,无为而惠及天下,后者却好像聚块积尘,只不过是繁华人间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那句至理名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论语·宪问》)
《汤问》一篇,笔锋横扫天下,搜罗旷古奇闻,以飨博物君子。文中载有诸多超逸绝尘的神话传说,极言天地之广阔无垠,万物之繁荣驳杂,以期突破世人囿于视听的浅陋常识,消除种种流于表象的巨细、修短、同异分歧,列子先借由殷汤与夏革的对话,畅谈时空的无极无尽,并且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天地亦物”的宇宙观;再通过大禹和夏革的两段言论,说明自然界的生息变幻以及人世间的寿夭祸福都是无所待而成,无所待而灭,即使博学多识的圣人也未必能够通晓其的规律与奥秘。就好比四方八荒的政风民俗,彼此相异却未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下“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属于自然而然的产物,万事万物既然不可以凭借有限的耳闻目见来臆断其是非有无,那么通达大道的至理名言自然也无法按照惯常思维去理解其深刻内涵。所以列子有以詹何持钩、扁鹊换心等寓言故事来譬喻为人处世所必须葆有的平衡状态,亦既“均”。“均”于术,则可以内得于心,外应于器;“均”于技,则可聆高山流水,响遏行云。事实上.文中讲述的所有诡异奇特的技艺,都是为了将人工作为的巧妙上推于道的境界,由此,“乃可与造化者同功”。只可惜,至情至理往往命同孔周三剑,虽为代代相传的至尊之宝,却只能”匣而藏之”,即使偶现其光,也被疑为了无-用的废物或是荒诞虚妄的谣传,从而被迫“无施于事”,适形避世。[5]
本篇围绕天命与人力的矛盾关系,展开一系列论证。在杨朱看来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自为人人所不可企及。它看似无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遣际息息相关,世间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判断是非、主持公正的独立意志,也不怀有任何赏善罚恶的目的,它总是“昂知所以然而然”,所以历史上与现实中才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等诸多颠倒混乱的社会现象。文中列举管、鲍至交,小白用仇的史事,却推翻世俗所谓善交、善用能的既定之辞,而将其缘由归结于“不得不为之的天命。同时辅之以子产诛邓析之略说,仍将其目果追溯到“不得不为之”的天命,与前文互为影响。道法自然,故而“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于,鬼魁不能欺”。与其揣摩天意,机关算尽,希冀凭惜小智小识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不若学季粱安命以待疾,东门是丧子而不忧。只要领悟了“至人居若死动若械”的境界,对于天命能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则自当不受外物纷扰而与天地同运。
但若一味无情,放任天命,亦难免使有志之士心寒。大恋所存,虽哲不忘。杨朱虽然皆量子之口嘲笺了齐景公登临流涕的短见,却又在篇束指出,农,商、工、仕,皆有否泰之命,然趣利逐势,亦是人力使然,势在必行,逆过既是顺。可见并没有完全否定存在的意义与人力的作用。“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此言此语,与其认作是一声无奈的慨叹,不若看成是杨朱遍经世事沧桑之后,对于至德之世隐晦而又痛心的哀悼。
《杨朱》.又名《达生》。全篇畅言当生之乐,晓谕生死之道。文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论调,以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主张,堪称千古罕有的异端“邪”说但刘向在《列于新书目录》中所称“杨子之篇,唯贵放选。”则未免以偏概全,支离其说。
文中,杨朱将名实关系两两分离,认为名未必符合实,实也未必依附于名。他列举管仲、日恒、尧、舜、伯夷、叔齐等人的不同遣际,证明社会上存在着种种“实名贫,伪名富”的不公平现象。唯有死亡才能够消解尘世间的这些贵贱等差,并且卸下所有仁义道德的虚浮光环、让仁圣凶愚死后同样化作腐骨。由此反观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与飘忽无定的短暂人生,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的厚昧、美服、好色、音声,与之相比,任何的生前虚名或是死后荣耀都无异于伤生害性的“重囚累梏”。凡俗之人,顾忌着刑赏的尺度、名法的教诲,行为处世往往前嗜后瞩,即便有幸得享百年之寿,也不过做了礼教与名利的傀儡。公孙朝、公孙穆酗酒作乐,端木叔散尽家累,在常人眼中自是狂放之徒。殊不知杨朱正是通过这两则寓百昭示天下,应当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才是捂道真人。
篇朱·杨朱又唯恐矫枉过正,故而转回名实之论,表明在“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的现实中,“名”与“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但若是在缘自本性的欲求之外,还去追求多馀的功名利禄,那就是贪得无厌,成为他所鄙夷的“守名而累实”。可见,杨朱学说本为批驳俗世虚荣,解脱纲常教化,并非肆意妄为。及至后人曲解,才让他无端担起了自私放纵的万世恶名。
[2]《列子》全书,始以《天瑞》,终以《说符》,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叫做“符应”。“符”,有符信、符验的含义。“说符”,即谓“道”与人事的相互应验。全文通过三十余则 寓言和说理,对“道”与“智”、“名”与“实”、“形”与“神”、“贵”与“贱”、“时机”与“变通”、“久利”与“暂得”、“持身”与“治国”等多对关系进行了各个角度的论述。
世事无常,祸福相倚,因此列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做到“持后而处先”,对于事物的存亡变幻,也应当透过其表面来“寡其所以然”。一方面要“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全身远害,避免重演郄雍的悲剧;一方面也要拥有“授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智慧,领会“先迕后合”的圣人之言,进而懂得各种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积来已久的缘由。然而世人多纵欲迷性,重利轻道,贪图一时所莸,不念长久之积,所以才会闹出“宋人拾契”、“齐人攫金”那样的笑话。唯有舍末明本,“归同反一”,因名求实,得其髓而弃其粗,才能一睹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绝妙天机。
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列子死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
2、汉人在此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校订而成八篇之数,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
3、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说见张清华先生《道经精华.列子.前言》。
张湛《列子注》,为玄学三大支柱之一。
卢重玄《冲虚经解》,学者向以张湛比况注庄之郭象,以卢重玄比况注庄之成玄英。
(秦恩复一生立志于校勘复原卢重玄《冲虚经解》等书,于南北藏书家访求卢《注》十余年,终得书八卷完本。对保存华夏道家思想。贡献极大)
宋微宗《冲虚至德真经义解》
江通《冲虚至德真经解》
范致虚《列子注》
《列子释文》,殷敬顺为《列子》做释文,以音解字。宋人陈景元为之补释,但殷、陈二家之作,今已相混为一书,无法区别。
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其集张湛、卢重玄、宋徽宗、范致虚四家《列子》注,存张湛注原貌,卢重玄、范致虚二注赖该书流传,宋徽宗注赖该书存全貌。 贡献极大)
萧登福《列子古注今译》
列御寇去齐国,中途返回来,遇到伯昏督人。伯昏瞀人说:“为什么刚去就返回来呢?”列御寇说:“我很惊异。”伯昏瞀人说:“为什么惊异?”列御寇说:“吾曾在十家浆铺饮浆,而有五家先馈赠。”伯昏音人说:“如此,你为什么惊异?”列御寇说:“内心真诚而有症结不化,由外表流露出来形成光采,以此镇服人心,使人轻视权贵和老人,从而招致祸患。卖浆人只是做些饮食买卖,残余的赢利,得的利润甚少,所得权势也轻微,还要如此,何况是万乘之军的君主呢?身躯操劳于国事而智慧耗尽干政事,他将委任我以政事而要我达成功效,因此我感到惊异。”伯昏瞀人说:“观察的很好呀!你在家等着吧,人们会归附你了!”没过几天又到列子住处,门外的鞋摆满了。伯昏瞀人面北站着,手杖顿地拄着面夹,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就走了。接待宾客的人告诉列子,列子提着鞋,光着脚走出来,到门口,说:“先生既然来了,却不说点药石之言吗?”回答说:“算了吧,我本来告诉你说人们要归附你,果然归附你了。不是你能使人归附你,而是你不能使人归附你,你何必因为这种事感到愉快而显出与众不同呢!一定要使人们感动,就会动摇你的本性,又是无所谓的事。与你一起交游的人又不告诉你,他们所说的琐碎的言论,都是害人的。不相互提高觉悟,又怎能相互成熟呢!技巧的人操劳而智慧的人忧虑,无所能而能的人无所追求,吃饱饭的人而不受外物拘束地邀游,飘飘然象没有拴住的船只,内心空虚而邀游。”
原文:
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惊焉。”曰:“恶乎惊?”曰:“吾尝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伯昏瞀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已?”曰:“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其所患。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多余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伯昏督人曰:“善哉观乎!女处己,人将保女矣!”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屡满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民敦杖蹩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宾者以告列子,民列子提履,跳而走,暨乎门,曰:“先生既来,曾不发药乎?”曰:“己矣,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才,又无谓也,与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尽人毒也。莫觉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劳而知者优,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庄子》
然考《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云云。是当时实有列子,非庄周之寓名。又《穆天子传》出于晋太康中,为汉魏人之所未睹。而此书第三卷《周穆王篇》所叙驾八骏,造父为御,至巨搜,登昆仑,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一一与传相合。此非刘向之时所能伪造,可信确为秦以前书。
“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曰佛,一曰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①,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张湛也曾说“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③,隐晦的指出佛经受列子影响。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当时佛教的法师及其助手们对汉文古籍广有了解,相当精通,如著名的道真擅长文学,鸠摩罗什、僧肇擅长老庄。而当时的时代正是民间涌现大量先秦藏书之时,而佛教是当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之一,可能搜集或者读过各种先秦稀本与《列子》。这二种可能目前都无法排除(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乐经》、《开元占经》等书皆曾被寺院收集)。
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
佛教与道家有相似相通处,佛教进入中国得益于道家的接引,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与道家、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佛道相争相融的结果。朱熹批评道教:“道家(指道教徒)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 破釜”(卷125,P.3005);“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卷126,P.3009),道出佛教傍依老子、假借道家而渗透中土,又移花接木、盗用《老子》精华为其所用。佛教从道家宝藏中偷去的最珍贵的珍宝即是《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所表达的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诠释了佛教的“空”。所以,朱熹道:“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卷126,P.3008)。具体来说,“如远、肇法师之徒,只是谈庄老,后来人亦多以庄老助禅”(卷126,P.3025),佛“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卷126,P.3038)。晋宋时的佛教教义、慧远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后起的禅宗皆与老子及庄、列的学说血肉相连。
疑《列子》之风,此由佛教徒柳宗元而始开。此后,高似孙、叶大庆、黄震等人都先后对<列子>中的许多内容提出了疑问和批驳,一开始,人们只是认为《列子》中有些部分非列子本人自作,乃是后人所增窜。但并不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然而却引来了后代不少极端化的呼应。释子、儒徒追随脚步纷纷质疑列子,遂积非成是。《辨伪文字辑略》引朱熹言:“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然而朱熹的意见是以为佛书剽窃《列子》,在《语类》中说得更为明白:“今看《圆觉》云“四大各散,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是窃《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门,我尚何存”语。”(卷126)。可见辨伪文字辑略之断章取义。
时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疑古”“辨伪”之风于学术界骤然兴起,当时学者欲效仿美国,全盘西化。钱玄同曰:“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诸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从中亦可窥见清民时期某些学者对传统文化态度之一二。然传统文化盘根错节,要批判华夏文化,首先要批判儒家、道教,要批判儒家、道教,又必须批判作为文化基础根本的道家,这叫作“端本清源"。在当时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先秦诸子中的许多作品,其中尤其是道家的作品如《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等,一部一部地被“揪”了出来,成了人们争辩论战、批斗的对象。如第一《庄子》是佛学、《老子》抄袭《庄子》、《老子》晚出于战国末期、《文子》是后世伪造、《鹖冠子》是后世伪造。如果不是后世秦汉残简发现,几乎所有道家典籍都成了伪书。其中以对《列子》这本书的争论最为激烈。但当时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列子、杨朱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近些年随着中国思想史研究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在关于《列子》的真伪问题上,学术界基本认为《列子》是先秦作品,只是其中有极少的段落有后人羼入的可能。
说《列子》抄袭《庄子》、杂揉诸书亦无必然性,为什么不可以是《庄子》等书引自《列子》呢?不能因为孙子长得像祖父,就说祖父身上不可能会有孙子的特征,因而祖父是“假”的!
至于说《列子》中有佛学的影响,则亦无必然性,《列子》中并无直接的佛学名词,亦未尝明确地提及“佛”。说西方有圣人不一定是指“佛”啊,列子讲寓言故事本就可能有这种思想。《列子》中确有与佛学相类之思想概念,然根本不能以此证明《列子》受佛学传入之影响,而应为古道家与佛法两者修道智慧上天然的相通。观《列子》,并无确定为佛学专用术语之名词概念;且佛经翻译,初多“格义”,每借重道家术语译佛,如何可以相似之名词断定《列子》受佛学影响?此盖颠倒因果也。说《列子》受佛学影响的学者,既不懂佛学也不懂道家,只是一知半解,纯凭主观印象说话。按这种旁征索引的印象赴会说,《圣经》也能解读出各种的佛教原理来。
然而外来到本土卖鸡翅与薯条的为了打开本土市场而卖豆浆、油条。但不可以反过来说本土的豆浆油条是从卖鸡翅膀薯条那里抄袭的。当然长期的动乱资料缺失、文化自卑与主观感情再乘机宣传也是可以把豆浆宣传成是卖土豆的或者受土豆影响而发明。
现代考据《列子》为伪书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深入《列子》本身的思想内容而仅从一些没有必然性的细节出发,就大胆断定《列子》为伪书,此足见今人治学的轻浮。
古书皆经过多次编辑,有时《某子》是某学派的作品集成,非必“某子”个人专著。故《列子》未必全是列子所著,经后人之编辑是可能的,但后人编辑亦必有所本,《列子》之主体仍为列子思想之体现,此所无疑者也。
从《列子》的思想内容及文风上看,《列子》应保留了大部分列子的思想资料,是研究原始道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主真派的代表性观点可参看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及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武义内雄《列子冤词》、陈鼓应、汤用彤、胡家聪、陈广忠、马达以及其他诸家等等。单篇论文,主真派有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收入氏著《两周文史论丛》、《再论列子真伪》,中华书局,2004年)及刘林鹰《列子抄袭佛经论三个硬据之驳议》、《列子的真幻观有本土来源》、许抗生《列子考辨》(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等等,以及其他主真诸家之说。
子列子穷
【原文】
子列子穷(1),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2):“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3)。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4):“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5),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6),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7),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译文】
列子生活贫困,面容常有饥色。有人对郑国的上卿子阳说起这件事:“列御寇,是一位有道的人,居住在你治理的国家却是如此贫困,你恐怕不喜欢贤达的士人吧?”子阳立即派官吏送给列子米粟。列子见到派来的官吏,再三辞谢不接受子阳的赐予。
官吏离去后,列子进到屋里,列子的妻子埋怨他并且拍着胸脯伤心地说:“我听说作为有道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够享尽逸乐,可是如今我们却面有饥色。郑相子阳瞧得起先生方才会把食物赠送给先生,可是先生却拒不接受,这难道不是命里注定要忍饥挨饿吗!”列子笑着对他说:“郑相子阳并不是亲自了解了我。他因为别人的谈论而派人赠与我米粟,等到他想加罪于我时必定仍会凭借别人的谈论,这就是我不愿接他赠与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真发难而杀死了子阳。
[注释]
郑子阳者:郑国叫子阳的君主
秉:古代容量单位
拊心:拍着胸口
作难:作乱
过:探访
受:接受
愚公移山及两小儿辩日
选自《列子·汤问》
愚公移山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译文】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这两座山)本来在冀州的南面,黄河的北面。
北山愚公,年纪将近九十岁了,面对着山居住。(他)苦于山北交通阻塞,进出要绕远道,就召集全家来商量说:“我要和你们尽全力挖平险峻的大山,一直通到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的南岸,可以吗?”(大家)纷纷地表示赞成他的意见。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凭你的力气,连像魁父那样的小山都不能削减,又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怎么样呢?况且把挖下来的泥土石头放到哪里去呢?”大家纷纷说道:“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面。” 于是率领挑担子的三个儿孙,敲凿石头,挖掘泥土,用箕畚搬运到渤海的边上。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个孤儿,刚七八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助他们。寒来暑往,季节交换,才往返一趟。
河曲智叟笑着劝阻愚公说:“你太不聪明了。凭你在世上这最后的几年,剩下的这么点力气,连山上的一棵草都铲除不了,又能把泥土石头怎么样呢?” 北山愚公长长地叹息说:“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了不能通达事理的地步,连孤儿寡妇都不如。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啊。可是山却不会再增高加大,还愁什么挖不平呢?”河曲智叟没有话来回答。
山神听说愚公移山这件事,怕他不停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所感动,便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面。
从此,冀州的南部,一直到汉水的南边,再没有高山阻隔了。
【主题】
本文塑造了北山愚公的光辉形象,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惊人毅力,也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下定决心,坚持不懈的道理。
[点评]
这个故事从前也和别的普通寓言一般,鲜为人知。自从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个故事后,就变得家喻户晓。通过写智叟的胆小怯弱反衬了愚公的坚持不懈,把“愚”和“智”作对比告诉人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地做下去,就有可能成功。
两小儿辩日
【原文】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cāng)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shú)为汝(rǔ)多知(zhì)乎?”
【译文】
孔子往东方游历,看见两个孩子争辩不已,孔子就问他们争辩的原因。
一个孩子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距离人近,而正午的时候离人远。”
另一个孩子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第一个孩子说:“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像个大圆车篷,等到正午时就像盘子一样,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
另一个孩子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感觉很清凉寒冷,到了中午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热,这不是越近感觉越热而越远感觉越凉吗?”
孔子不能判断谁说的对谁说的错。
两个孩子笑着说:“谁说你见多识广呢?”
[写作特点]
1、语言简洁,事中见理。 2、善于运用比喻。如写两小儿论辩“太阳远近”这一现象的时候,一方从视觉出发,用两个比喻“如车盖”、“如盘盂”,具体说明太阳形状的大小,结合“日初”和“日中”,就把结论的理由说清了;一方从感觉出发,以“如探汤”作比,结合“日初”和“日中”来说,也把理由说清了。由于作者善于用比喻,语言生动形象,颇有说服力,极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注:这篇文章七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第22课以及人教版六年级上学期语文课本第9课。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
“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
“五情好恶,四体安危,世事苦乐,古犹今也,人犹我也。人人相犹,损一秋豪而利人,悉天下以奉天下人。”
“忧苦犯性,逸乐顺性,斯实所系者也。名不可去,亦不可宾。但恶夫守命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而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 “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 “五情好恶,四体安危,世事苦乐,古犹今也,人犹我也。人人相犹,损一秋豪而利人,悉天下以奉天下人。” “忧苦犯性,逸乐顺性,斯实所系者也。名不可去,亦不可宾。但恶夫守命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而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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