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鲁泉,山东省寿光县纪台乡;青年时代积极投入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在内蒙古临河秘密组织抗日救亡团体;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街道党支部书记,1934年被派往宁夏,以行医为业开展地下工作;1936年春赴兰州,1937年秋,任省工委事务秘书;1940年6月被捕,1942年越狱脱险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蒙冤被关押,1946年始得昭雪,任中共兰州市委委员、常务委员,兰州市劳动局局长,兰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被长期监禁,1976年后冤案平反;他虽年迈体弱,仍积极
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思温,字鲁泉,山东省寿光市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内蒙河套地区临河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4月入党,担任临河街道党支部书记。不久,被派往银川,以医官身份隐蔽于马鸿逵部从事党的工作,后被马以共产党员嫌疑将其逮捕,旋被释放。
1935年5月一天午夜,敌宪兵到城东郊菜园逮捕赵子明,一进门就让赵子明交出武器,赵子明说:“种菜人只有锄头、镰刀,那就是我的武器。”敌宪兵认为赵子明在开玩笑,便把赵打得满脸是血,又逼赵交出文件,结果一无所获,只搜到一本鲁迅的《南腔北调集》,遂将赵子明五花大绑押往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赵子明很快得知雷鼎三等人被抓、王森脱险的情况。在大逮捕的第二天夜里,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国民党宁夏省特派员王含章和军法处组成合审组,提审赵子明。在审讯中,敌人要赵子明交出“共党”谷景邨。赵子明说“我租地种菜,谷景邨借给我了点资本。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他干的是什么党我不知道。”敌人又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为什么不当医生去种菜?”赵子明知道敌人并不掌握自己的真实情况,便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拖家带口,生活无着,种菜比当医生挣钱多。”敌人又问:“你一个种菜的为什么还看《南腔北调集》?”赵子明回答道:“《南腔北调集》是从上海通过政府的邮局寄来的,经过了政府的检查。政府从来没有告诉人民它是禁书,更没有规定种菜人不能看。”敌人恼羞成怒,喊叫着给赵子明用刑压杠子,打得他昏死过去,再用冷水喷醒,接着继续审问。最后,敌人问不出什么口供,就往赵子明嘴里、鼻子里灌煤油,灌得浑身起泡,泡烂后喷出来的都是煤油气味。赵子明被折磨得不省人事,敌人只好命士兵用门板把他抬回看守所。
一天深夜,马鸿逵亲自审讯赵子明,要他交代与雷鼎三的关系。赵子明只承认在给伤员看病中认识雷鼎三,是一般关系。马鸿逵没审出什么,就说:“你们共产党只要不来我这里活动,我是不管的。”由于敌人没有掌握赵子明的任何证据,欲杀不能,便继续关押。
李清华是在当天回家的路上被宪兵抓捕的。敌人对她几次审讯,因无任何证据,于12月由宁夏盐务局长马继德保释出狱。赵子明也由本立成商号经理董钟川联合天宝金店等几家商号经理作保出狱,但敌人不许赵子明、李清华离开宁夏省城,要求随传随到。
在此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宁夏处理磴口、阿拉善旗划界问题。随同前来的有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郭锡山(河北省定县人,曾留学法国,是雷鼎三的好友),听说雷鼎三在狱中,便去看望。雷鼎三把赵子明的情况告诉了郭锡山,要求设法帮助。几天后,郭锡山到赵子明家,从皮包内取出一张空白委任状,写上“今委任赵子明为本馆驻兰州特派记者”,交给赵子明,并附上一张电报付费证。赵子明便携带家眷,骑着骆驼,越过腾格里沙漠,于1936年2月到达兰州,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2月,赵子明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银川来到兰州。在兰州开设“兴陇派报社”,经销天津、上海等地的各种进步报纸和刊物等。他常到东北军驻兰州部队第五十一军和兰州各个机关、学校、工厂销售报纸,宣传抗日。随后,又在黄家园开设豆浆店。
1937年,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先后在兰州建立。赵子明借给八路军办事处、甘肃工委负责人送豆浆的机会,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传递文件。办事处和工委的文件、指示,也多半是通过党员或交通员借来店喝豆浆的间隙,向他传递,黄家园豆浆店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正式成立,赵子明担任了甘肃工委的事务秘书,负责给外地来兰工作的同志解决住宿、介绍社会职业、给工委邮寄包裹、发开会通知、印刷文件、传递消息等。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和流散红军,都由他负责解决乘车问题。甘肃工委秘密刊物《党内生活》,也由他负责印刷。起初用油印,后来改用石印,但石印需要的空间大,不好隐蔽,他就选择了上西园圣母宫为印刷所。白天,在黄家园卖豆浆,需要印刷文件时,于傍晚到圣母宫,连夜赶印出来。天亮之前,到附近菜地里买些菜,将印好的材料包好,装在菜筐底部,上面盖上菜,扮成菜贩,秘密送往甘肃工委。
1938年,国民党甘肃省会警察局借口“抗战”,强令水夫工人每周三次参加“集训”,严重影响了水夫工人的生活。党派赵子明到水夫工人中做工作,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集训斗争。反动当局被迫撤销“集训”,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9年5月,他给党的负责人寻找职业掩护,安排工委副书记罗云鹏夫妇在周家庄5号开办石灰窑,那里,也就成为工委机关所在地。
1940年6月6日,甘肃工委在罗云鹏住处召开会议。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进行全市户口大清查。工委主要领导人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和赵子明等人被捕。在狱中,赵子明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于1941年2月,在沈家坡看守所越狱,除罗、林二人由于路途不熟,复落入敌手,遭到惨杀外,赵子明和李铁轮历经艰险,辗转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中,赵子明先后在中共陇东地委、陇东军分区工作。
兰州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兰州市委委员、常委,甘肃省劳动局副局长、兰州市劳动局局长等职,并两度担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
1988年1月9日,赵子明以94岁的高龄,病逝于兰州。
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思温,字鲁泉,山东省寿光县人。幼时读私塾,兼以农耕生产,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1917年,闯关东时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欺压,遂返回家乡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8年,军阀混战,当地闹灾荒,随大批山东移民迁到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谋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先经同乡许大可出资开设“鲁大药房”,继而倡导开荒植树,后又开设“内山书店”,积极销售进步书刊,广泛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很快跻入当地“知名人士”之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临河县积极组织救亡团体,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视。1932年初,中共河北省委派孙景绪、王森等5人到临河县做兵运工作,将赵子明的药房作为联络点并吸收其列席各种会议。4月,经王森、孙景绪介绍,赵子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河县街道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当地山东移民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使500余户移民得到了土地。组织菜园子工会,同国民党驻军的白吃白拿行为进行斗争,迫使驻军团长下令公平买卖。另设“光化药房”作为党的活动据点,使党的组织与“鲁大药房”分家而更加隐蔽和安全。成立派(送)报社①,陈列、销售各种进步报刊,吸引驻军官兵阅读,宣传进步思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地方和驻军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创了党在临河地区的工作局面。
1933年5月,中共临河县委成立,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部长。8月初,中共临河县委组织了震惊河套地区的祥太裕(即狼山)兵变,由于叛徒出卖,兵变失败,中共临河县委遭敌破坏。党组织决定让赵子明由临河转移到磴口县渡口堂隐蔽。接着,中共临河县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派赵子明到宁夏开展党的工作,待站住脚后,再设法与党组织联系。
同年秋,赵子明由磴口出发,经石嘴山、平罗来到宁夏省城。当时找不到职业,便常去省城柳树巷刘梦仙开设的天津《大公报》分馆看报。刘梦仙对赵子明的处境很同情,叫赵子明搬到报馆吃住,并热情帮助其在柳树巷南端“本立成商号”租了一间房子,因赵子明懂医术,经过考试,领到了行医执照,挂起了“西医赵子明专治内外花柳等科”的行医招牌,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此时,正值孙殿英部攻打宁夏,马鸿逵部的伤兵很多,到处抓医生,赵子明也被抓去,到伤兵医院服务。这时马英才旅部上尉副官雷鼎三常来医院接送伤员,与赵子明结为朋友,并向赵子明表示自己仰慕共产党,一直在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后经赵子明介绍,雷鼎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另有一位青年尹有年,因对时局不满,原为北平大学生,弃学来宁,因常去《大公报》分馆看报,也被赵子明发展为中共党员,后派往甘肃武威以代销《大公报》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赵子明在宁夏站住脚后,便给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去信汇报工作。信中写到:“宁夏的生意好做,不用花多大资本,即可发财致富。”意思是工作顺利,请上级党组织再派人来宁开展党的工作。王森接信后,请示绥远省中共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同意王森组织人去宁夏开展党的工作。
1934年8月,王森等人来到宁夏,在省城西府井建立了中共宁夏省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李德铭任宣传委员,雷鼎三任兵运委员,李清华任秘书。为了进一步发展党的工作,特支决定,把兵运和农运工作相结合,赵子明弃医务农,在城郊东门外蝗虫庙附近租了几亩地以种菜为掩护,积极开展农运工作。赵子明首先联络了进城卖水果的老王,发展了农民老宋为中共党员。正当特支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时。1935年5月,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被通缉的李清华在宁夏,电告马鸿逵抓捕李清华及有关人员,特支遭敌破坏,王森脱险回北京,赵子明、雷鼎三、李清华等人被逮捕。在狱中,敌人对赵子明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因无证据,只好将赵子明释放,但不准离开省城,随传随到。正在危难之时,雷鼎三的朋友、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进步人士郭锡山因公来宁,经雷介绍,郭给赵子明开了一张“委任赵子明为本馆驻兰州特派记者”的身份证明,赵子明便带上家眷,骑着骆驼,翻越腾格里大沙漠去了兰州。
1936年2月,赵子明先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身份作掩护,在兰州开设“兴陇派报社”“大公报分销社”,经销各种进步报纸,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和尹有年加入进步群众组织“同仁消费合作社”,广泛结交社会进步人士,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通过在兰州五泉山卖报,向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宣传“娱乐不忘救国”。西安事变后,报纸的买卖做不成了,赵子明又和尹有年商量办起了豆浆店。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代表,于7月7日离开延安,29日抵达兰州(8月25日红军驻兰州办事处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任党代表,彭加伦任处长)。也在此时,党又派曾在兰州担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的孙作宾来兰州负责筹建甘肃党的工作机构。孙作宾到兰州后,首先通过中共党员王子勤恢复了赵子明的组织关系,并通过赵子明发展贺进民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26日,中共兰州工作委员会成立,赵子明担任了工委事务秘书,奉命继续在黄家园经办豆浆店,作为工委秘密联络点。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赵子明和尹有年在“同仁消费合作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大批热血青年中发展中共党员,安排进步青年去边区参加革命。同时,赵子明还把“同仁消费合作社”建为党的又一个活动据点(谢觉哉和“八办”其他领导、甘肃工委负责人经常到该社演讲和布置工作)。与此同时,赵子明还派骨干社员加入各救亡团体,为掀起兰州地区抗日救亡高潮,进行抗日募捐,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3月,党组织派罗云鹏来兰州,兰州工委改名甘肃工委。这时,赵子明负责工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和其他文件的印刷工作。期间,曾三次转移地址,先用油印,后用石印,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8月,协助郑重远,组织和领导愤怒的水夫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同时包围警察总局,迫使当局撤销了“集训”计划,并在斗争中发展中共党员,组织起群众性的“兄弟会”,进一步加强了水夫工人的团结。1939年5月,为了给党的负责人寻找职业作掩护,赵子明在周家庄5号开办了一个石灰窑,安排罗云鹏夫妇居住,同时作为工委机关办公地点。
1940年,国民党反共高潮不断升级,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着严峻考验。6月6日,国民党甘肃当局突然进行全市性户口大清查,赵子明和甘肃工委领导人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及樊桂英(罗云鹏爱人)等先后被捕入狱,工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狱中,赵子明和其他同志受尽酷刑折磨,仍视死如归,坚持斗争。后来经过周密策划准备,他们4人终于在1941年2月2日越狱,罗云鹏、林亦青2人因路途不熟又被抓回监狱,之后在兰州遇难,赵子明和李铁轮分别历经艰险,回到延安;后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受冤被关押达三年之久,1946年始被平反。
解放战争时期,赵子明先后在陇东军分区工作,兰州解放后,回到阔别10年的兰州,先后担任中共兰州市委委员、常委、省劳动局副局长、市劳动局局长等职,期间还两度担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职务。
赵子明一生,历经艰险和磨难。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受过党内“左”倾路线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革命56年,先后5次入狱,累计时间长达15年之久,但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1983年离休后,仍不顾90岁的高龄,前后3次长涉旅途看望战友和为烈士落实政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关心兰州市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1988年1月9日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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