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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厉以宁
别名:: 厉股份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物简介:: 厉以宁，男，汉族，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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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资料

厉以宁简介 文章

中文名: 厉以宁
别名: 厉股份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南京

出生日期: 1930年11月22日
职业: 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 提新的基尼系数算法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代表作品: 《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厉以宁自选集》

人物履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职务：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8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撤系建院，成立经济学院，下设经济系、经济管理系、世界经济系）。

1988～2002年，任全国人大第七届、八届、九届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3～2007年，任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与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994年至2005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经济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998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贡献奖（个人最高奖）、国家教委科研一等奖等。曾主持《证券法》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

2005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2008年至今任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2013年起，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3年3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13年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终身成就奖

任职经历

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还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厉以宁教授自2003年一直担任贵州省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他还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博士生导师。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3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今任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成就

出版获奖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等。

学术成就

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

国家形象代表

2010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启动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作为参演人员，入选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该片是为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而设立的重点项目，是在新时期探索对外传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厉以宁先生参拍“国家形象宣传片”出场于版本二画面二。

版本一出场人物顺序：

画面一：章子怡、范冰冰、杨丽萍、周迅、张梓琳；

画面二：千手观音邰丽华；

画面三：袁隆平；

画面四：李彦宏、丁磊、马云；

画面五：王建宙；

画面六：非凡的中国人民(普通群众)；

画面七：中国的设计师；

画面八：时尚的中国模特；

画面九：宇航员杨利伟等。

版本二出场人物顺序：

画面一：邓亚萍、姚明、丁俊晖、郭晶晶、郎平；

画面二：丘成桐、吴敬琏、孙家栋、厉以宁、岑拯；

画面三：黄永玉；

画面四：谭晶、李云迪、宋祖英、刘欢、郎朗、谭盾；

画面五：非凡的中国人民(普通群众)；

画面六：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陈鲁豫；

画面七：甄子丹、林浩、金晶；

画面八：陈凯歌、吴宇森；

画面九：宇航员杨利伟等。

主要观点

——扩大内需最要紧的有五个措施：给农民以产权；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给低收入者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生产群众需要的、喜欢的新型消费品。

——“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1980年5月在解决就业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1986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课题报告

—“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1998年对宏观经济的建议

——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政府有责任采取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要加大就业培训、再培训，鼓励人们去各类企业工作。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2日C02-C03版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地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2008年1月10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

——“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发言

——“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2009年两会上的发言

——厉以宁基尼系数算法：“厉以宁教授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重新定义了基尼系数的算法，通过他的算法，中国的基尼系数被大幅降低。

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指出，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较好的计算方法是先计算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家庭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由下向上，逐级加权平均，算出总基尼系数。只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才能正确评估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这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掩饰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一个算法就可以掩饰过去的。算法只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并不是说我们不理解。在这一点上，厉以宁的行为是比较政府的。

改变基尼系数的算法，或是重新定义，则评判基尼系数的标准也需要改变。如果依旧以原有算法的评判标准来进行评判的话，已经失去了基尼系数本身的意义，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用新算法就能掩盖过去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试图改善指标应从民生措施上下功夫，而非算法上的数字游戏。举例说明，就像满分为150分的考试，当厉以宁的解答可以获得90分，却试图告诉家长他在一场通常为100分的考试中取得了90分一样。

经典语录

“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可以创新。中国不能离开劳动密集型企业。”

“广东经济转型，晚转不如早转。否则就要落后于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

“其实，他们带来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是他们摆摊的地方周围环境很脏，二是挡了交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多雇一些人打扫卫生和引导交通，这样又可以带给一部人就业的机会。”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两会言论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说，当前楼价居高不下，原因是地价高。他还回答了关于上调资源增值税的说法和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等问题。因在改革开放初期呼吁进行股份制改革而被称为“厉股份”的厉以宁，在本次“两会”上又在为民营企业大声疾呼。厉以宁笑称自己是“厉民营”。

厉以宁在政协会议分组讨论间隙接受记者采访。他在“两会”上的关注点，一是林权改革，二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此外就是就业。他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五项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以扩大融资和支持兼并重组的方式，让一批有市场的民营企业迅速复苏发展”。

厉以宁说，“为什么要‘保八’？”“‘保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民生”。

厉以宁强调民营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他说，吸纳就业较多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对扩大就业作用不大”。

和往常的多次发言一样，厉以宁再次呼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他坦率地说，四万亿元人民币主要是投给大项目、大企业。他在此前一个民营经济论坛上说，四万亿应给民营企业留些空间。

厉以宁对民营企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二00三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身份，率专题组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二00五年，专题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当年，支持“非公”经济的“三十六条”政策出台。

“我呼吁过多次，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中有好多还没有得到落实。”厉以宁说，前几年宏观调控时制定的一些规定，现在已经过时了，也该清理清理了。

北京大学二00五年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厉以宁出任院长。

已经七十七岁的厉以宁说自己仍在上课，像“世界是平的”这样的畅销书他会看，也会让学生看。

回顾“两会”，厉以宁多次为民营经济加油。二00七年，他指出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玻璃门”。二00八年，他说，部分领域的准入对民营企业还没有放开，称“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对民企招工会产生一定影响”。

厉以宁建议为企业减税，“尤其是外向型企业的出口退税，还没有提高到位”。他提出，政府采购，应该考虑给民营企业采购订单。

厉股份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厉以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他由此而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悄然兴起。这与股份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兴起，其发展路径是一致的。17世纪时，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依赖集资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股份制经济实际上是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厉以宁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此而大声疾呼。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今天，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

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从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国企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

事实上，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不止厉以宁一人，董辅礽、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著名弟子

李克强、李源潮、陆昊、孟晓苏、龚方雄，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一个名字联系起来，厉以宁。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北大读博期间，李克强与厉以宁、李源潮等师友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如今厉以宁的学生在中国各个领域身居要位，他的思想正在影响中国未来。

人物访谈

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会“硬着陆”吗?如何看待西方针对中国的悲观论调?

厉以宁：中国经济吸取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避免“硬着陆”，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后，经济指标虽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应该能保持7%—8%的增长率。

环球人物杂志：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仍不占优势，且面临融资难等问题。

厉以宁：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一直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民营企业的确有一段大发展时期。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说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退民进”，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个时期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很大影响。

像你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有的大企业没有太大的投资框架，就把从国家和银行得到的贷款交给专门成立的子公司进行放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国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从整个趋势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期到现在，民企和国企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国企、民企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双赢、共赢。

环球人物杂志：要实现共赢，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做?

厉以宁：应该对国有资本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既然担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国有资本最终的收益和价值，这才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的任务。因此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

低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变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企业。既然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应该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起作用，要国资委直接管理干什么?!你(国资委)把企业变成不能自主经营的企业，这是失职!即使国家拥有的股份比较多，(企业)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过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来做决定。只有这样，国企和民企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民企也是，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企、民企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其产品都属于中国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当大家都根据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公平竞争，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实，国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民营企业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厉以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民企体制转型的前提，是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在产权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民企要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和国企一样，进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一些人总觉得，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可以用，但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时，有企业家问我：“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中小企业，做玩具、日用品、服装，产品价格都很便宜，怎么搞自主创新?”我笑了： “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过，人家(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样，却能自主创新，比如产品工艺的设计改一改，原材料的选择改一改，营销方式改一改，所有这些都是创新的表现。”

还要重视营销方式的转型。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仅需求可以创造供给，供给也能创造需求。电动刮胡刀刚问世时，人们不敢买，担心把肉刮下来。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给消费者看，这样才慢慢推广开来。营销方式和自主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企业要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产品，就要有适合它的营销方式。

管理体制上也要转型。家族制、家长制管理体制已经过时，应该采取经理人制度。血缘关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关系，儿子可以有股权，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为公司将来的总带队。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国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么看?

厉以宁：二者间相互竞争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刚从德国回来，那里有很多小企业是专门为大工厂生产某个零件的，产品质量很高。这些小企业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练的技工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刚开始时，第一批机器是谁造的?都是英国当时的小老板，他们会建磨坊、会做钟表。而在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不和广大的民营小企业合作，什么都要自己生产，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国企、民企的合作有潜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