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人物生平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 6岁，入中西小学堂。8岁后，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

清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 编辑兼记者。

民国元年（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同年开始读佛典。

民国二年（1913年）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七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民国四年（1916年）九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民国五年（1917年），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十二月五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民国六年（1918年）三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十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十一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民国七年（1919年）一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五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六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之“引子”。

民国八年（1920年）一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同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十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民国九年（1921年），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十月，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同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民国十年（1922年），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十二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民国十一年（1923年）九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民国十二年（1924年），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辞离北大，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民国十三年（1925年）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民国十四年（1926年）一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民国十五年（1927年）一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民国十六年（1928年）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七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演乡治问题。

民国十七年（1929）二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十一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民国十八年（1930年）一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六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十一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民国十九年（1931年）一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六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十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八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并出任社长，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任民盟秘书长，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后改为勉仁文学院。十一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

1949年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八月初至九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十一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9月，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十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期间，自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1984年，《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一部分骨灰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 

学术成就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政治主张

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解放前夕，梁漱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人物轶事

佛学修养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濑溟曾对学生说，他与哲学无缘。他不懂什么叫哲学。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教育与实践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善于思考

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直言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个人评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个人著述

专著

《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集

《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论文

《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