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涵

陈奇涵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中文名:
陈奇涵
别名:
圣涯
国籍:
中国
人物简介:

陈奇涵(1897年—1981年),号圣涯,江西兴国县坝南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赣州府中学堂毕业后,投笔从戎,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其间,他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和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初进入黄埔军校任教,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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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陈奇涵
别名
圣涯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西省兴国县
出生日期
1897年8月24日
逝世日期
1981年6月19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云南陆军讲武堂
信仰
马列、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军衔
上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7年9月23日生于江西兴国坝南区竹坝村,客家人。

1909年就读于兴国北汇小学。

1912年入赣州中学。

1916年在家乡创办“忧道小学”,免费招收工农子弟。 

191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次年转入广州护国第2军讲武堂。毕业后加入赣军,任排长、连长、代营长。

1924年因不满军阀混战而脱离赣军,投奔广东革命政府,被任命为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陈奇涵率黄埔学生队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

1925年初进入黄埔军校任教,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陈奇涵历任学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少校军衔。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学校,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1926年6月率一批中共党员到赣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中共组织,开办工农运动训练班,并创办曙光印刷公司和《贯彻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土地革命

1928年春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

1929年春任兴国县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兼兴(国县)桥(头区)宁(都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1930年春任赣西南红军学校第3分校教育长、赣西南特委军委参谋长兼南路纵队政委。

1930年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教导团团长,红3军、红4军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参谋长,

协助林彪等率部参加漳州、水口和乐安宜黄战役。

1933年春调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陈毅等指挥部队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后因所谓“贪污”问题被撤职,在军委武装动员部做科员。长征途中曾任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陕甘支队第1纵队教导队队长等职。到陕北后,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红15军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协助徐海东等率部参加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

1934年10月,陈奇涵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11月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

1937年春入抗日军政大学第2期学习。

任军委教育局(第4局)局长。

1937年8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教育局局长。同年冬调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黄河防务、清剿土匪、稳定社会秩序等任务。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绥德地区以何绍南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半渡而击”的战术,多次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日军对黄河防线的进攻。

1937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1939年冬起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校长,重视对特种兵、参谋人员和俄文人才的培养。

1941年2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校长。

1942年春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军委对其1933年所受处分予以正式撤销。

1943年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后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任冀热辽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冬起任东满(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曾参加东北1947年冬季攻势。

1948年攻占吉林、围困长春和辽沈战役。

1948年5月任辽南军区、辽宁军分区司令员,辽宁省委常委。

1948年12月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1949年3月随军南下,6月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剿匪作战,歼匪特4万余人。

建国之后

1949年

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被选为中共中南局委员。

1952年当选为江西省政协主席。

1952年12月任代主席。

195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庭长、军事法院院长。

1954年出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直属中央军委,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54年0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法庭庭长。

1954年11月军事法院任院长。

1955年09月任解放军监委委员。

1955年0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7年0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委员、审判委员会委员。

195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

1981年06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所获荣誉

勋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评价

陈奇涵的一生,是革命一生,战斗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但他却谦虚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按笔者的理解,“无能事”,是他的自谦,“而能无事”,则是他的巨大贡献。他为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立定“解黎民于倒悬,救民族于水火”的志向,投笔从戎,随部参加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加入共产党以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为了革命,他家房子被反动派烧了,牺牲了几位亲人。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他自己也受到打击和诬陷,但革命意志从未动摇。革命成功以后,他淡泊名利,不贪图享受。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申报军衔时,他自报“中将”。他在军衔表上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不久,他又准备功成身退。1957年,他60岁的时候,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中将接班。(新华网) 

人物轶事

代表旗帜

中共九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召开。当时,许多老同志都被林彪、“四人帮”排斥在外。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毛泽东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并诙谐地谈起陈奇涵在兴国请他吃“四星望月”的往事。 

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生活艰苦,让陈奇涵过意不去。有一天,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肖芳全从河里捞到一条大草鱼,陈奇涵请毛泽东吃米粉蒸鱼。他们在一张八仙桌的中间摆了一只蒸笼,里面是米粉蒸鱼,周围摆了四只瓷盘:一盘花生米,一盘笋炒肉,一盘雪豆,一盘炒鸡蛋。入席后,陈奇涵请毛泽东尝尝粉蒸鱼。毛泽

东尝了一块,又鲜又辣又香,正合他的口味,便情不自禁地夸奖说:“粉蒸鱼好吃,好得很!”毛泽东又问:“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回答:“这米粉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用筷子指着蒸笼,比划着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圆月嘛!”他又指着四只盘子说:“这是四颗星星。”“四个小盘子转着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好!”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如今,农民们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星望月亮一样望了不知多少年。”陈奇涵认为毛泽东的比喻很恰当,便说:“四星望月,道出了我们民众的心声。”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陈奇涵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与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接触很多,深得他们的信任。陈奇涵在黄埔军校任教时,就结识了毛泽东,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远见卓识十分佩服。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陈奇涵就在兴国筹集了大批的食品和银元,做好了迎接朱毛红军的准备。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到兴国,陈奇涵安排毛泽东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他向毛泽东汇报兴国党组织的工作,并请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使兴国的工农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毛泽东在兴国修改了《井冈山土地法》,制定了党史上有名的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时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原

则的改正。”为了贯彻兴国县《土地法》,毛泽东等在潋江书院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由毛泽东主讲,陈奇涵、肖华、胡灿等人参加了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创造兴国模范县的骨干力量。随后,毛泽东为他们起草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毛泽东离开兴国时,陈奇涵亲自护送,一直送到宁都青塘才作别。毛泽东说:“贺子珍还在兴国,我们不久会回来。”此后,毛泽东又给陈奇涵来信,指示他要在土地斗争中,掌握好对富农的政策,发展游击战争,巩固革命政权。陈奇涵是赣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兼兴、桥、宁、永行动委员会书记,积极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政纲》,指挥地方部队和兴国、于都、宁都、永丰等四县边区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剿”。与此同时,陈奇涵领导兴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红军的高潮。兴国全县23万人口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毛泽东多次表扬兴国,赞扬兴国是模范县,“创造了第一等工作”。1930年,陈奇涵协助曾山指挥10万工农,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城,并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陈奇涵便转入正规红军工作。在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第三分校,陈奇涵任教育长,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军事干部,有不少人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在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还在陈奇涵家的坝南村开过军事会议,由陈奇涵负责会议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1934年7月17日,同是受到排挤和打击的毛泽东和陈奇涵,冒着酷暑,脚穿麻布草鞋,到长胜县铲田区做社会调查,住在区政府的一所破旧的祠堂里。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展出了当年毛泽东交饭钱的收据:“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经手人陈奇涵。”从这张小小的收条可以看出两人情谊很深。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做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骁勇战将

陈奇涵戎马一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参加过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可谓身经百战。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赞誉他为“华夏名将”。陈奇涵军事造诣很高,足智多谋。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参谋长运筹帷幄。他在担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时,曾多次指挥部队在黄河边和日本人作战,数次打退敌人,保卫了延安的安全。他后来总结出的“半渡而击”和“主动出击”的战术和河防战斗经验(将敌人击败于航渡之中,或将敌人击败于登陆之际),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推广,并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江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严重影响社会安定。陈奇涵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西剿匪的总指挥,率全省军民共歼灭土匪55892人。其中,翠微峰战斗,仅以牺牲30人的代价,歼灭了敌人2300余人,活擒宁都匪首黄镇中,创造了山地剿匪攻坚战的范例,受到了华中军区的嘉奖。 

将军故事

朱德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敌薛岳部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并由江西省政治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委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江西省军区政委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军区动员部参谋。1934年3月4日,中央苏区《红星报》以《好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贪污分子》为题,报道了陈奇涵被“撤职送法庭”的消息,并称“陈奇涵是大贪污犯”。

陈奇涵受到打击后,没有屈服,继续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担任参谋工作。1935年1月,在抢渡乌江之后,陈奇涵担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1935年8月21日,陈奇涵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茫茫草地路。在茫茫草地上,杂草丛生,一望无际,天气阴晴不定,雨雪冰雹来去无常。因部队严重缺粮,陈奇涵每天只吃一点炒面充饥,有时就用脸盆煮些野菜对付。由于草地湿气过重,寒风彻骨,陈奇涵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硬是靠着坚强的毅力,经过五天的艰难跋涉,奇迹般地走出了茫茫水草地,但陈奇涵的高烧仍未退,神智有些恍惚。朱德听说陈奇涵“快不行了”,特地赶来看望他。当医生把陈奇涵肚子里的蛔虫打出来后,他的烧才退了些。朱德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饭桌上引出的轶事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按照兴国当地风俗习惯,弄了一道“蒸笼粉菜”,为毛泽东改善伙食。揭开蒸笼盖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毛泽东用筷子挟了一块米粉鱼肉,放在嘴里品尝着,觉得鱼肉鲜嫩,又香又辣,味道十分可口,很适合他湖南人的口味,禁不住连声赞道:“好菜!好菜!”并饶有兴趣地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说:“民间家常菜,没什么正经名字,老百姓叫‘蒸笼粉菜’。”并请毛泽东为它起个名字。毛泽东的灵机一动,兴致勃勃说道:“就叫它‘四星望月’怎么样?瞧,这中间的蒸笼,像个圆圆的月亮;这周围的四碟菜不就成了星星吗?群星拱月唷!”毛泽东的解释,很有诗情画意,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十分钦佩毛泽东的“才气”。此后,“四星望月”的典故在群众中一传十、十传百,至今,这道菜名已列入中国名菜谱。事隔40多年,毛泽东也难以忘怀。1970年,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请兴国的厨师专程到庐山做这道菜。

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苏区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交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赞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几十年后,珍藏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账本中清清楚楚写着:“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元捌角,经手人陈奇涵。”这本普通的账本,简单的收据,记下了我党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文革”中,陈奇涵自称“高级泥瓦匠”

江西兴国县将军园内陈奇涵雕像

陈奇涵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1955年申报军衔时,他填了“中将”。不久,陈奇涵又准备退下来。在1957年60岁的时候,陈奇涵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接班。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极为反感。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陈奇涵以讥讽的口气问:“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吞吞吐吐:“算革命派吧。”陈奇涵神情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支左”,担任军管会主任。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

陈奇涵把两派群众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既然你们都是革命派,那就以革命的行动来证明。各派立即停止武斗。”陈奇涵话音未落,只听见下面的人喊道:“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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