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诸侯国为何不愿改变旧制？西周制度，立国形式，既得利益

战国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格局变化最快、时代发展最纷乱复杂的时代，这个时代给予人们的启示和研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而且这个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历史时间段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的发现恐怕不会那么容易。一个时代格局变化的越快，有价值的历史现象就会越多，时代的发展就会越纷乱复杂，就会给文明的发展增加多样性。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诸侯国最多的一个时代，后面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像战国时代那样文化多样性，但是，因为那个历史时间段实在是太过于复杂，距如今也已经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当中我们已经无法再将那个时间段的历史真相完全的还原，我们只能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只字片语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理解的和推理尽最大的可能将那个历史事件段有价值的信息一一还原。

透过历史的黄沙，根据许多历史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战国时代只有秦国一个国家曾经改变过自己，或者说也只有这一个国家曾经彻彻底底的改变过自己，从自己一直以来行走的奉行的政治制度上面脱离了出来，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路。

秦国的这次改变就是我们熟悉的商鞅变法，这次的变法彻底地改变了秦国从秦穆公开始订立下来的类似于王道的政治制度，走上了法治的道路，法令在秦国的发展可谓是异常的艰难，可是秦国坚持了下来，在无数的质疑声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从此一改以往的颓废成为了战国时代最为强盛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只有秦国一个，可为什么只有这个国家改变过自己。难道其它的诸侯国并不清楚自己墨守成规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致命的打击？难道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大势所趋？答案肯定不是这样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诸侯国们宁愿冒着灭亡的危险都不愿意去改变国内的政治制度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导致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

国家要彻底改变就得承担风险，既得利益和承担风险面前，往往选择前者

第一个不得不思考的原因就是风险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间段的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进行彻彻底底的改变就必须要承担风险问题。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诞生一定伴随着诸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一种改变所带来的利益与现在能够获得的利益之间的衡量是每一个国君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并且在一种新的思考方式面前人们总是有坚持以往形式的一种惯性。

因为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都是建国几百年的，哪怕是最为短暂的国家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这就让它们对先辈留下来的政治制度有着一种本能的信奉，毕竟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之前的时间里，他们遵循着这种证据制度维持了这个国家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就说明这种制度是有优越性存在的，至少在之前的时候它是由优越性的。

因此，一个已经能看到利益的方式和一个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方式，人们往往会选择前者，尤其是一国之君。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比平民百姓们要多很多，虽然每一个君主都不一定是有作为的君主，但是无论是哪一位君主都不希望在自己身后遗臭万年，所以，如果做出改变，一旦不成功那么就只能成仁。，可是，如果固守原来的政治制度，即便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也不会在死后背上太大的骂名。因此，当风险问题过于严重的时候，每一个时间段的统治者都不希望由自己去承担这些风险，也正是因为如此敢于进行变法和创新的国君几乎寥寥无几，而哪怕是有一些君主能够有所作为，这个国君也不一定能够遇到一个正确的历史时间段，遇到一些能够真正为他出谋划策的人，所以，他所要承担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长，最终让他们固守原先的政治制度。

战国时代诸侯国受西周政治制度影响深远

第二个问题就是历史底蕴的问题。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大多是由西周分封而成的国家，它们原先是西周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中的统治者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却不是一个天下的天子，也就是说，他们只在自己的封地之内有着自治权，在西周的疆域范围之内，他们还是臣子。

因此，这些诸侯国大多数受西周政治制度的影响比较深远。他们立国的时间比较长，国家存在的历史比较久远，这个国家的羁绊就会多出很多，当其进行变法革新的时候需要考量的东西也就会多出很多，一些古老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会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牵绊，在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敢于创新或者是希望变法图强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西周的大多数诸侯国都是王道的影响非常深远。

在西周刚刚成立的时候，王道或许是一个治国的好方法，因为经过了武王伐纣的多年战争，整个中原地区到了需要休养生息的时间段，而这段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推行无为，停止战争重视发展，保证农业民族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因此，久而久之这种无为就成为了一种王道的制度，这一点我们看一下燕国一直以来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看的出来了。

燕国从立国开始到灭亡，一直都是深受王道政治传统影响的国家，这个国家从一开始成立就是西周的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在西周的地位是其它的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不仅是因为它的王室是西周的王族，它的立国之君是周武王的左膀右臂，更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西周的一个缩影，它是西周分封的所有诸侯国当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个国家也就反映了整个西周的历史，从立国到它灭亡，它基本上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作为西周之下最有地位的诸侯大国之一，其所奉行的制度一定与西周是别无二致的。

因此，通过燕国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可以知道西周实际上也是一个奉行类似王道政治传统的王朝，而在王道的影响之下，人们所推行的政策是一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自然政策，他们主张从小事做起，从人民的最小利益做起，规划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进而让他们富裕起来，并且在人群当中传播道德的重要性，这种统治形式，也就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们所提到的德治。

也就是说，这种形式之下是用人来治理国家的，用一个人的力量或者说一群人的力量来约束整个国家，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人的力量几乎被神话，这也是为什么西周的统治者被称为天子的原因。所以他们坚信人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坚守王道的力量。

这样的思想是很难被改变的，而后期崛起的秦国，它所信奉的是法治，它用来治理国家的不是人而是法，可以说，在战国那个历史时间段，王道和法治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政策，如果想要一个历史底蕴国家走上与它原本的道路完全相反的另一条路，所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如果没有一个强硬的基本国策，没有一个强硬的君主，没有一个真正具有才干的臣子，那么，这种转变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王道对于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影响也是一个让他们难以做出改变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立国形式对未来影响深远

第三个原因就是立国形式，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战国时代，除了燕国是由西周分封而成的诸侯国之外，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在这所有的诸侯国当中历史底蕴是最浅的，也是建国时间最短的。

其它的国家，例如楚国，齐国和同出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自立而成的国家。楚国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称王的，再后来的战国七雄当中是称王时间最长的国家，齐国是由国内的大臣取代了原本的姜氏而成立的国家，韩国赵国魏国这三个国家是瓜分了晋国之后而成立的诸侯国。

这些国家可能有些建国时间比较短，比如说韩国赵国魏国这三个国家，但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之前一直都是晋国的重要臣子，也可以变相的理解成晋国的统治者，所以实际上他们参与治国的时间并不短，而后来这三个国家更是瓜分了原本的晋国成立了新的诸侯国，齐国与他们的立国形式同出一辙，实际上，如果严格说起来楚国也是别无二致的，只不过，楚国的立国时间更长，称王时间更长。

我们以楚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楚国在立国的时候，西周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弱势，虽然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东周的阶段，但是周天子对于中原文化的控制还是比较有力的，还没有到达像战国时代那样名存实亡的状态；而楚国却因为不满足西周给予它的封号而直接以王自居，并且在自己的国内推行了一种类似于西周的制度，这就是为楚国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楚国在立国之后，仿照西周的分封制度在自己的国内推行分治制度，西周给予了个大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楚国也给了组成他的贵族很大的自治权，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们甚至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这就让楚国成为了西周的一个缩影，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楚国有另一种选择吗？好像是没有的。

因为楚国的立国时间太过于久远，当时的它能够仿照的只有西周，可是西周后期会出现战国时代这样不受控制的乱世，楚国末年也一定会出现世家大族相互掣肘而不顾国家利益的局面。

我们可以说楚国灭亡的隐患在它立国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而韩赵魏齐这四个国家也是一样的，在它们消灭了原来的国家之后，他们所能够仿照的或者说能够在这个国家推行的只有已经扎根已久原有政治制度，可是如此一来几乎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创新之路封死了，一直固守原先的政治制度而没有办法进行改变，因此，其实他们的立国形式对于这个国家之后的座位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当然，除去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原因是影响他们的因素，比如说这些国家国君的昏庸，像是魏惠王，他对于人才的蔑视，成为了魏国永远的伤痛，如果不是他，商鞅也不会进入秦国，秦国与魏国之间的实力天平也不会完全的扭转，或许魏国还能够成为更加强大的国家。

像是燕国的燕王哙，如果不是他企图在燕国国内实行禅让制，燕国也不会大乱，齐国也不会有机会趁机攻打燕国，燕国也就不会失去大片的土地，也就不会导致其更加的衰败。

再比如说韩国，如果韩王能够安安心心的发展自己国家的实力，如果他不是一直想着用阴谋权术去治理整个国家，如果他没有派遣水工郑国疲秦，或许韩国也能够多存在几年；又比如说楚国，如果楚国没有一直固守着原先的政治制度，如果他能够在分支的基础上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如果楚怀王能够采用屈原变法的政策，以楚国广大的土地面积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或许能够与秦国一较高下。

还比如像赵国，这个国家一直都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他能够在军事和政治上面平衡发展，也不会导致最终被秦国坑杀四十万降卒的惨剧。因此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有着它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左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