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中不少文字就反映了商朝时代特征，比如“王、人、民、我”这四个字，就给出了颠覆性的解读，揭开了商朝统治民众手段的真面目，远非儒家所推崇的三代之治那么仁义道德、那么完美。 所谓三代之治，代表着儒家学者眼里的美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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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中不少文字就反映了商朝时代特征，比如“王、人、民、我”这四个字，就给出了颠覆性的解读，揭开了商朝统治民众手段的真面目，远非儒家所推崇的三代之治那么仁义道德、那么完美。
所谓三代之治，代表着儒家学者眼里的美好统治制度的设想，他们认为夏商周三代制度完美，只要君圣臣贤，那么民众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充满仁义道德。在儒家看来，三代中出了夏桀、纣王、周幽王等昏君，以及王朝覆灭等，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三人不行。
何为“王”？
夏朝统治者称“后”，周朝统治者称“天子”，商朝统治者是“生前称王，死后称帝”。问题在于，商朝最高统治者为何称呼自己为“王”？
过去有人说，“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赋予了王者哲学内涵。但甲骨文中的“王”简单粗暴，只是一把大斧的斧头轮廓图形，而大斧是杀戮的兵器，镇压威慑奴隶的手段，由此成为权力的象征。
简而言之，谁掌握大斧，谁掌握权力，谁称王称霸。与如今我们熟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因此，从“王”字字形上可见，商朝统治百姓的手段，简单而朴素，没有后世的仁义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夏朝统治者与商朝的可能有所不同，甲骨文中的“后”字是“从坐人，从口”，本义为坐着的人发号施令，由此代表最高统治者，这是夏朝君主用“后”的原因所在。
何为“人”？
如今的“人”代表人这一物种，但甲骨文中却并非如此，而是多为平民和奴隶之属。甲骨文中的“人”不是一撇一捺，而是像人侧面垂臂直立的状态，卜辞中的“人”通常用作“人牲”，即杀了祭祀祖先等。
古文字学者于省吾在《释人尸仁【尸二】夷”》一文中认为“人夷一字，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卜辞中“人方”即“尸方”、“夷方”，夷、人、仁、尸诸字相通。
《春秋》表述得更为直接：“人”就是“夷”，都是古代的贱称，到了春秋时期有所区别，被征服之“夷”在臣服后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为“夷”。
由此可见，商朝统治阶层眼里的“人”，属于被统治阶层，可以被他们生杀予夺的社会底层群体。
何为“民”？
如今所有百姓都是“民”，但商朝之民非常凄惨，其字形就展现了血腥残忍的一幕。
甲骨文中的民字（下图A），上部像一只眼睛，下部像一根针刺向眼睛，导致一目而盲，因此“民”或许是“盲”的本字。因此，商朝时的“民”，必然是被刺瞎一眼，非常血腥残暴。
显然，从“民”字字形来看，当时的“民”地位极其低下，应该或是有罪之人、或是战争俘虏、或是奴隶。
近代学者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对西周金文中的“民”字有过解读：“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郭沫若考证认为，周初时以敌为民，将战俘刺瞎一目作为奴隶的特征。其实，从下述字形上看，可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部分“民”还被刺瞎一目。
我们都知道，标记奴隶的手段有很多，脸上、手背等部位烙印刻字，为何要选择“盲其左目以为奴征”呢？对此，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有过一段精彩论证，他以“臣”与“民”作比较。
“民与臣两个字，在古时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古人以目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竖目表示俯首听命，人一埋着头，从侧面看去眼目是竖立的。横目则是抗命乎视，故古称‘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从观察俯首听命与横目抗命时的眼睛不同，由此给予不同处理，抗命者刺瞎一目充作“民”（奴隶）。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民”之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商周是“奴隶”，秦汉后是“草民”，今天是“人民”。
何为“我”？
如今，“我”是第一人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施身自谓也”。但鲜为人知的是，商朝时期的“我”，本质上与“王”字差不多，都是代表一件杀戮凶器。
甲骨文里的“我”（上图A），像一把有柄有钩的古代武器——大斧，斧口有一排锋利的锯齿，因此又叫“锯斧”，是用来行刑杀人和肢解牲口的凶器，这种锯斧读音叫“wǒ”。后来，根据本义衍生出“手持大戉，呐喊示威”的意思。
因此，商朝之“我”是锯斧，奴隶主拿着这件凶器，震慑、处罚奴隶与平民，以此来维护统治。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我”字也有所变化：周朝早期的“我”（上图B），斧柄下面多了个脚钩，锯齿剩下三个；周朝晚期的“我”（上图C），字形进一步变化，锯齿又少了一个，斧柄开始向右弯曲；秦朝小篆中“我”（上图D），基本演化成如今“我”之字形，已与以前的大凶器锯斧原貌了。
那么，一件杀人的凶器，如何演变为汉语中的第一人称？如今普遍的观点是战国时期有了更先进的凶器，锯斧“我”被淘汰了，于是就被借用为第一人称。
通过“王、人、民、我”四个字，可以看到商朝统治者是采用暴力手段统治百姓，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仁义道德。
更引人深思的是，商代统治者如此对待民众，那么儒家倡导的夏商周“三代之治”，极力宣传的周文王、周武王仁义治天下，以及五帝仁义道德之类，在当时真的存在吗？或许，儒家宣传的上古仁义道德，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仁义道德而已，与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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