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研究中,商周之际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如果这一阶段的历史研究成果出了问题,将导致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产生方向性的错误,使得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步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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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研究中,商周之际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如果这一阶段的历史研究成果出了问题,将导致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产生方向性的错误,使得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步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到目前为止,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在黄河之北的朝歌,一战而胜商纣王的军队,商纣王在鹿台自焚而亡;周武王诛灭了商纣王帝辛,占领了殷都,彻底结束了殷商王朝的统治。随着1900年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上世纪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实证了殷墟遗址作为殷商王朝都城的地位。武王伐纣这一历史过程,殷墟遗址为殷商王朝国都,已成为历代学者与国人的普遍共识,成为拓展商王朝历史研究与西周王朝历史研究的基点,左右着中国的历史、考古与文化研究。
但是,武王灭商建周的过程与历史,果真如此简单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殷商王朝的灭亡与西周王朝正统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最终决定了殷商王朝的消亡与西周王朝的确立。其中,周武王与周公兄弟的“南征北战”,是决定性的历史过程,也是被后世所掩盖的历史真相!这一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既有客观的历史认识缺陷,也有历代北方统治者的刻意行为,还有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一叶障目行为,同样也有一些学术既得利益者的学术腐败行为、奴才行为。
源远流长、传承不断,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失去生命力的人类文明类型的重要特征。在这一传承不断的中华文明延续过程中,古之圣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他们的智慧、学识、影响力,传承延续着中华的历史与文化。周武王灭商建周的历史过程,同样是他们关注与记述、论述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还原出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经过。
孔子与孟子,是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建立者,是中华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两位中国古代圣贤,对周武王灭商建周的历史过程,就记录下详细的历史过程。
孔子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礼记·乐记》)。孔子说:“周武王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北伐殷都诛杀了殷纣王;第二是成功消灭了商的王朝残余;第三是成功地向南发展;第四是成功地稳定了南国,将南国做为周朝之根本;第五是成功实现区域治理,周公管理东方,召公管理西方;第六是成功恢复夏文化,推行仁德,以人为本。周武王的南征北战,恩威施于中国。”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通过周公协助周武王的历史事迹,还原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历史过程:周公协助跟随周武王,诛灭殷纣王,征伐商奄,在第三年的时候征讨商奄的国君,将秦人秦始皇的祖先飞廉驱逐到东海之滨而杀了他,消灭了五十个商王朝的诸侯国,将东夷地区的虎豹犀象驱离,使得人民安居乐业,“天下”“中国”之人心诚悦服。
从中国圣贤孔子与孟子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诛纣伐(商)奄”,周武王灭商建周的历史,实际是经过了两个重要过程才结束了殷商王朝的统治,首先是北战从肉体上诛杀了殷纣王,其次是南征商奄,清除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从根本上结束了殷商王朝的统治。
周武王诛纣伐(商)奄的历史事实,基本没有人反对,但是对商奄具体地望的认知,是产生历史认识错误的基本问题。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在此产生了一个分水岭,将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引入不同的历史方向。对此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能否走向正确方向的关键,也是民族学者与官僚专家的一场历史文化的学术对决!是中华文化能否真正走向复兴之路、走向世界的历史抉择!
关于商奄的具体地望,目前学界虽无确定性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商”与“奄”为殷商王朝时期同一地名的共识,还是基本认可的。“商奄”、“商”、“奄”为同一地的不同称谓,为不同历史记述者对同一地的不同称谓。因此,在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中,可以把“商奄”、“商”、“奄”作为同一地、同一城邑来定位研究,以还原商周之际的真实地理历史。
周武王“诛纣伐奄”,作为周武王灭商历史中的重要历史,“奄”地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述的大量关于“奄”地的历史事件,进行细致梳理,就可以得出“商”“奄”之地的基本位置。
《竹书纪年》:“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史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尚书武成》:“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
《尚书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尚书多士》:“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
《尚书多方》:“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通过对以上历史文献的分析研究,我可以大致得出一些比较清晰的历史信息:1、“武王伐殷,往伐归兽”与“诛纣伐奄”记述的是相同的历史事件;2、周武王的“王来自商,至于丰”与周成王的“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记述的是不同时期的从相同地理位置的往返;3、“天邑商”“商”“奄”“归兽”具有相同地理位置的指向;4、武王伐奄与周公东征平叛的“淮夷”“奄”,具有相当的地理区域指向;5、深入研究“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的记载,基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历史结论,“奄”地是一个位于淮夷地区,对控制淮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邑,是殷商王朝控制东南地区的中心城邑,并成为西周王朝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心城邑与永久据点。
“奄”作为一个商周之际的重要历史名城,承载着维持殷商王朝统治和西周初年征战的重要目标,以及周武王、周公、周成王的主要活动地,其在西周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位自然是无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否则,周武王与周成王也不可能经常往返于“奄”地与宗周之间,周公东征为了征伐淮夷要首先拿下“奄”地入驻“奄”城。因为“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经》),奠定了“奄”城的历史与文化地位。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奄”的学术与考古研究成果,如果只是停留在某一地区,并不能为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提供具体指导。通过笔者与孔孟的深入交流,确定周武王“诛纣伐奄”之地为今天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遗址,一个“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地方,一个承载夏商周历史与文化的中华民族之都。
因此,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商周之际,周武王通过北诛殷纣王,南征商奄之城,根本上终结了北殷南商的殷商王朝统治。周武王通过对商奄之地淮夷的征服,对夏文化的恢复与推崇,“盛威于中国“,"天下大悦”,建立了以“商奄”四方湖古城为基础的西周东都成周城,开启了西周王朝的历史,促进了华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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