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立国550年,为何400年都在打仗?并非好战,你看考古发现什么

商朝立国550年,为何400年都在打仗?并非好战,你看考古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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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立国550年,为何400年都在打仗?并非好战,你看考古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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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对祭祀和军事的热衷,近乎狂热。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商朝的国祚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终结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存续约550余年。 然而,这个存在了550年的王朝,却有近400年在打仗。 商汤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奠定了商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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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对祭祀和军事的热衷,近乎狂热。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商朝的国祚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终结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存续约550余年。

然而,这个存在了550年的王朝,却有近400年在打仗。

商汤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奠定了商朝的统治根基,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和平之后,从商王仲丁迁都于嚣开始,商朝开启了对周边方国的大规模征战。

仲丁征蓝夷,河亶甲征夷、班方,武丁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征犬戎,帝乙征夷方、盂,直到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商朝依然在调集大军征伐东夷,东征西讨。

夏朝遗存二里头遗址中,出土文物以礼器为主,偶然发现的兵器,也属非实战性质的礼仪用具。而商朝却截然相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比例占到了15%,商朝中晚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兵器比例上升到了70%。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中,有166座出土了实战兵器,甚至包括平民墓葬。

殷墟不仅发现成批的戈、矛、箭簇等青铜兵器,还出土了大量战俘头骨,人种囊括了蒙古人种、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甲骨卜辞中,商王出征前要占卜祭祀,战争结束后还要向祖先燎祭。

显然,商朝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军事帝国,战争和祭祀几乎占据了这个帝国绝大多数统治时间,东征西讨是历代商王的主要政治活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商朝如此热衷于战争,真的是因为殷人好战吗?

我们首先来看传世史书和出土的甲骨卜辞关于商朝征战是怎么说的。

仲丁征蓝夷,是“蓝夷作寇”侵入殷商疆土;武丁征伐土方、鬼方,是因为对方“数侵殷边侯田”;征伐羌方的起因是“贞乎吴御羌”(命令王室贵族吴抵御羌的进攻);而商朝后期对东夷的大规模征战,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武乙时国力衰弱,东夷入侵攻入中土)”,“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

总而言之,殷商数百年的对外战争其实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对背叛商王朝的诸侯方国的征伐;第二种是对入侵者的自卫反击。

事实上,考古发现显示,在二里头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伊洛平原并没有发现任何洪灾迹象。武丁时期虽然遭遇了洹水泛滥,但商朝都城始终在安阳殷墟,没有再发生迁徙。

这说明,商朝立国后的5次迁都,并非像后世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洪水,商朝迁都的路线反倒是与它的“自卫反击”作战的用兵方向暗合。

比如蓝夷(今山西东南部屯留蓝水一带)作寇,仲丁迁都于嚣(今河南郑州)征蓝夷;班方(今山东曹县一带)作乱,河亶甲迁都于相;迁奄(今山东曲阜)后“征丹阳戎”(今山东曲阜西);迁殷(今安阳)后,卜辞中出现的商朝征伐对象变成了山西中北部一带的土方、鬼方,以及安阳以东的东夷。

如果把夏朝遭遇东夷有穷氏方国的入寇(后羿代夏)看作偶然事件的话,商朝所遭遇的周边方国的不断侵袭,似乎让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周边的方国时不时都要去挑衅一下商朝呢,商朝的周边环境为何要比夏朝时差得多?

最早对这个问题作出考证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认为,商朝的宿敌—土方是被殷人驱逐后逃往西北的夏民族,故对商朝侵扰尤烈。此后,学者程憬也提出“我们因知夏民族自为商所击败之后,其族一部仍留东方,而一部则已退至西北……”,得到了中科院研究员胡厚宣的认同。

如此看来,商朝立国后,周边依然存在着诸多夏人支姓或不服殷商统治秩序的夏代方国。

这一结论很快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

根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536处夏代考古学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统计显示:夏文化遗存在汾涑盆地、长治盆地和环嵩山地区形成了3个遗址聚集区,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夏朝的统治核心—伊洛平原的二里头遗址外,夏人支姓和服从夏后氏统治的方国,分别雄踞晋南、晋中、豫东以及沂沭河和淮河流域(即后来的东夷区域)。

这种夏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与殷商王朝数百年来的征战用兵方向存在大幅度重合。

不仅如此,近年来对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有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牙璋。众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夏亡后,商朝将流传下来的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而三星堆发现的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依然是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这一发现也揭开了商朝不惜劳师远征“伐蜀”的原因,即夏亡后,有夏遗民从豫西逃入了成都平原,与四川本地的土著居民(宝墩文化)共同创造了三星堆文化,这也是《史记》《蜀王本纪》等史书传说“大禹生于蜀、长于蜀”的原因所在。

可见,商朝虽然通过战争从方国升格为中央王国,但其对于统治秩序的构建和维护,却持续了数百年。甚至就连推翻商朝的周人,都自称“我有夏”(周人自谓其国曰夏),雄踞北方草原数百年的匈奴(鬼方、獯鬻),在史书中也被认为是“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

那么为什么夏后氏的支姓、方国势力依然会如此庞大?

事实上,夏朝脱胎于原始部落时代的方国联盟,它的建立,第一次让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有了共同的国家意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文化族群。

得益于大禹时代不同族群的协作治水,大禹成功建立了西至崇山,东至东夷、涂山,北至晋南的陶唐,南至湖北石家河的相对松散的广域王权体系。

而彼时以河北漳河流域为核心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部落),被晋南长治盆地的夏后氏方国阻隔在了太行山以东,并未参与这一构建。

此后,当商族通过战争击败伊洛平原的夏后氏后,其所构建的“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强权政治格局,将神权和世俗权力高度集中于商王于一身,远远不同于夏代的松散联盟制王权,故而很容易招致从夏人方国的不服与入寇。

所以,商朝550年历史中,屡屡出现兴则诸侯归之,衰则诸侯莫朝的奇特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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