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朝海禁时期为例，浅析明政府政策性失误对“倭患”走势的影响

实际上，倭患不独存在于嘉靖一朝，而是自明初以来就已存在，贯穿整个明代。为此，明政府在各个时段采取了不同的海洋政策，这些政策无疑深刻影响着倭患的走势。

总体而言，明政府的海洋政策大致可分为（海禁、开海与回归海禁）三个时期，本文拟以此为线索，分时段进行论述。

一、海禁时期——自洪武至嘉靖

明初，江浙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被击败后，余党逃亡海外并与倭寇勾结，出没海上。朱元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在政府层面派遣使者招徕日本国王，以维持官方层面的朝贡体系，并设立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作为朝贡体系的地方组成机构；另一方面，在民间层面施行海禁政策，禁止沿海居民出海，并在造船等方面予以严格限制，此为海禁政策之始。

（琉球的朝贡贸易船）

就以上两种政策而言，朝贡体系属官方层面招徕远人之举，而非推行海外贸易的机构，因而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中日双方的贸易需求；同时，海禁政策则对民间出海贸易制定了严格的限制。

明政府的海禁政策自国初一直持续了近200年，期间颇值一提的是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事件。有论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府促进海外贸易的经济举措，然而现有研究已充分表明其致力于招抚流人归国的政治意图，此外，由于其处于明朝国力强盛、民间海外贸易势力萧条时期，因而难以对中国的海外贸易产生利好影响。

（郑和下西洋）

以上种种，均使日本同中国的正当贸易备受压制。为了使自身商品需求得到满足，日本商人往往采取走私贸易的形式同中国商人进行产品交换，甚至袭击、掠夺明朝东部沿海地区，带来极大的安全、财产隐患，是为倭患。

通观有明一代的倭患，尤以嘉靖一朝至为猖獗。嘉靖朝倭患以宁波争贡事件为起点。宁波争贡事件指的是日本国王源义植年幼无势时期，日本左、右京兆大夫所派使者宗设、瑞佐二人在宁波争夺朝贡权的事件，双方干戈大起，杀掠浙中，落草为寇，而中国军队竟不敌倭寇势力，致使倭人对中国产生轻视之心。

（倭寇抢劫财物）

针对这一突发事件，给事中夏言上疏称倭患因市舶而起，其言下之意是，废除负责接待朝贡贸易使者的市舶司即可平息倭患。自此，朝廷开始施行罢设市舶司的政策。

但这一政策背后潜伏着极大隐患。因为早年虽然实行海禁政策，但市舶司仍可作为官方朝贡贸易中商业往来的途经而存在，民间走私贸易不至太过。一旦市舶司被罢，中日的商业往来便仅剩民间走私贸易一途。

然而，走私贸易并无专门管理机构，使得倭人往往依赖中国本土商家，有时甚至牵涉中国的官员。双方因语言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以及部分人士的偷奸耍滑，难免纠纷频发而又无法决断，不可避免地会诉诸武力解决。因而在这矛盾重重、竞争激烈的走私贸易过程中，倭患愈演愈烈，以致产生汪直、徐海那样的武装海盗群体。

（明《倭寇图卷》）

由于此时倭患之势已成，即使嘉靖三十年暂时放宽海禁，也仅仅是昙花一现，无益于倭患的平息，反而使其有恃无恐。

若要倭患问题得到真正解决，无疑需从根源上解除双方商业贸易方面的阻碍，积极开海，促进双方商业往来，同时还需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以维持贸易的正常进行，对贸易加强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就武力方面而言，嘉靖中期不断派遣大臣（朱纨、王忬、张经、胡宗宪等）练兵捕讨倭寇，耗费兵力、财力无数，而倭寇却攻之不尽，往往死灰复燃。观其缘由，乃因与武力配合并行的措施并非开海贸易，反倒是进一步收紧海禁措施，加大剿捕力度。

（张经）

这一武力剿捕和海禁政策的结合使得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走私贸易因海禁而愈益猖獗，禁无止境；另一方面明政府以武力强行镇压，致生反弹，进一步促使海盗发展军事实力固守自保，为走私贸易保驾护航，使走私贸易更加有恃无恐，就此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由此可知明政府的罢市舶司、严守海禁是得不偿失的政策性失误，只有在强大军事实力保障下变海禁为开海通商，方能扭转形势。

至嘉靖末年，在戚继光等人的武力镇压下，倭寇备受震慑，不再嚣张，开海通商的条件已然具备。隆庆初年，明政府进行了这项尝试。

二、开海时期——自隆庆至万历

隆庆初，明政府应臣民之请一改以往海禁策略，实行开海通商政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开海面向东西洋诸国，唯独对日本仍行海禁，这无疑再度刺激了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同时中国商人也往往借口贸易南洋而在航行到一定海域后转行日本。

此外，即便是朝廷同意开海，但对于中国商民的航海力量往往仍多加限制，在出海船只数量、大小、时间、货物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一定程度上仍是一种加诸贸易层面的障碍，转行日本的船只在这种限制下被迫承担商业成本加大的重负。

好在虽然有以上种种限制，中日贸易不似以前海禁时期那般阻碍重重，反倒是进展得如火如荼。中日双方在白银、丝茶、瓷器等方面的贸易一度兴旺发达。随着贸易往来的兴盛，倭患也得以平息。

开海政策施行至万历二十年，适逢日本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进而试图征服中国，因而明政府于次年再度推行海禁。然而这次海禁属临时插曲，5年后，因日本从朝鲜退兵，开海政策回归旧貌，一直实行至万历末年。

（丰臣秀吉）

总之，明政府自隆庆以来的开海政策前后实行时间约为50年，这相对于明代276年的漫长时段而言无疑是短暂的。

三、回归海禁——万历末至崇祯

万历间，因国际贸易的发达和商品需求旺盛，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商业往来和日本同中国的走私贸易并驾齐驱，促使中国沿海地区活跃无比，活跃中蕴含着争端。

然而，因万历三大征而遭受重创的明朝廷无力解决这些争端，以至海防日渐薄弱，难以应对西方葡萄牙、荷兰商人的竞争与非法掠夺。出于安全层面的考量，明政府再度回归海禁政策。此次海禁政策的施行直至明亡。

四、总论

综上，明政府若想海疆安定、倭患不起，强大的武力和开放的海洋政策缺一不可。明前中期，国家虽武力强盛，但始终不能将倭患平息殆尽，原因就在于其施行的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中日双方的贸易往来。

相较而言，明末政府虽推行开海政策，允许同各国通商往来，但因武力衰微，从而无力保障贸易纠纷的解决，最终仍不得不走向对海禁政策的回归。只有隆庆至万历间的短短50年，明政府的武力发展和开海政策同时并举，使倭患得以平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反观今日外交，开放的对外政策和强大的综合国力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结合，方能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昂然屹立。

参考资料：

1、（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3、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