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杀袁崇焕或为自卑感作祟，袁崇焕的性格也导致被杀

杀袁崇焕“对不对”，这要看以什么“标准”来评判。

从明思宗角度说，肯定“对”。不然，明思宗也不会于大敌当前的时刻，杀了这位数一数二的抗清名将。

对构陷袁崇焕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来说，杀袁崇焕无疑也“对”。否则，他不会与朝廷首辅温体仁以及御史高捷、袁弘勋等紧密勾连，必欲置袁崇焕于死地而后快。

对叛卖袁崇焕的谢尚政来说，杀袁崇焕同样“对”。因为，他诬告袁崇焕，便可一跃当上福建总兵，已然利欲熏心哪还管袁崇焕曾是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

即便就当时京城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来说，杀袁崇焕，大约是“对”的。《明季北略》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袁崇焕被绑缚刑场，还没行刑，已被扑上去的“百姓”咬去了浑身之肉，以致露出了内脏：“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明《石匮书后集》记载：“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刻间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但是，世间总有“公理”和“大义”在。

袁崇焕

若从“大势”“大局”来看，对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大明朝，对于渴望能有和平安定日子过的绝大多数百姓，杀袁崇焕不仅不对，而且大错特错。

可以说，杀袁崇焕，无异“自毁长城”。袁崇焕被“凌迟”的同时，明朝灭亡的丧钟，就已经敲响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清兵偷袭北京。十月二十八日，袁崇焕得此讯后，旋即赶回北京护城。十一月十一、十二、十三，其所率之部与清兵大战数阵皆胜。二十日，袁崇焕领兵抵达京城，与清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整日，胜负不分。

十二月初一日，明思宗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不问军情，即以擅杀毛文龙将袁崇焕逮捕入牢。

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为“叛逆”；二是“擅主和议”。

“叛逆”的“罪状”，唯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就袁崇焕来说，他的确无权未经批准诛杀毛文龙。但程本直《漩声》记载，在明思宗当年六月十六的圣旨中，已说过毛文龙罪大恶极，袁崇焕杀他“杀得好！”“不必引罪。”袁崇焕入狱后，一些毛文龙故旧想借机为其“翻案”。明思宗亦均驳回，仍称毛文龙“罪有应得”。可见，这个“证据”，不过是一借口。

关于“擅主和议”，确为袁崇焕给朝廷的谏议。但其谏议同时，与清兵作战丝毫没有怯懦和退缩，反而骁勇善战，多次大胜清兵。袁崇焕之正常谏议，如若不妥，本当受到朝廷贬斥，然而不但没有，明思宗反为其“加太子太保衔”，从“二品”升至“一品”，赐蟒袍、玉带及银币。可知，这个“罪名”也属于“莫须有”而已。

袁崇焕

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任兵部主事，正六品。不久，王化贞所率大军在广宁覆没，举朝震惊。此时，袁崇焕却一人一马，私自去了关外前线。

当上司、同僚、家人还在为其突然“失踪”而懵懂慌张之际，袁崇焕已经从阵前回来了。他向上司禀报：“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就是袁崇焕的个性。这种个性，也为他的惨烈结局埋下了伏笔。

照常理，袁崇焕擅离职守，本该革职查办。或许是朝廷太过忧急彷徨，急需人才，他不降反升，获任兵部佥事，被派往前线，助守山海关。

袁崇焕从家乡广东及广西，共招募调遣九千兵员，很快开赴山海关。

到任后，他提出“关外守关”策略，因之与辽东主帅王在晋发生争执。袁崇焕便径直去向朝廷首辅叶向高投诉、申请，仍不被理睬。

袁崇焕

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袁崇焕自身的“毛病”，即“固执”“一意孤行”且“不按规则”办事，这是导致他后来结局的“叠加根源”。

好在很快，孙承宗取代王在晋担任辽东主帅。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孙承宗同意了袁崇焕“关外守关”策略，派其与副将满桂助守宁远。

之前，明军防守范围，只在山海关八里之内。而宁远一下将战线推至关外二百余里。

袁崇焕驻守宁远后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加固城防。将城墙高筑至三张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墙厚三丈。此项工程耗时一年，却让这座城将满清重兵拒于城外三十一年。假若不是吴三桂开门纳敌，真还不知道清兵何时能够攻破此城。

第二件，在孙承宗大力支持下收复辽河以西失地。于天启五年（1625年），先后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等要塞重新至于掌控之中，又自宁远向北推进了二百里。

第三，于天启六年（1626年），与十三万清兵进行了“宁远大战”。以一万抵十三万，血战三日。袁崇焕带去的三千广东兵士几乎牺牲殆尽。清军也蒙受巨大损失，努尔哈赤受重伤，他对诸贝勒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半年后，努尔哈赤背疽复发，抑郁而死。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过这一个大败仗。谈迁说：“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藤县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清人所修《明史·袁崇焕传》中也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可见满清对袁崇焕何等敬佩且忌惮。这也是皇太极偷袭北京与袁崇焕血战不胜后，设计诬陷其“通敌”的根本原因。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受挫退到京南的南海子。故意让被俘虏的两名在城外养马的太监杨春、王成德，听到清兵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的“耳语”，说“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云云，然后假意疏忽，放杨春十一月三十日逃回京城，并将“偷听”到的讯息禀告了崇祯。

第二天，就发生了明思宗召袁崇焕进攻并将其拘捕入狱的事情。

明思宗是否真的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呢？

一开始或有可能。

当时，袁崇焕可使用的兵力，只有九千骑兵。明思宗已被清兵吓破了胆，一再催促袁崇焕立刻与皇太极开战。以九千对十万，无异是以卵击石，所以，袁崇焕只守不攻。这令明思宗万分不满。一旦听到杨春禀告的消息，立马将袁崇焕投入大狱，似可理解。

袁崇焕

问题在于，后来护驾军队源源赶来，清兵退去，而袁崇焕的“案子”拖了八个多月才最后裁决，事情的真相和曲直，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

只能说，明思宗就是要杀袁崇焕，无论“通敌”真假，无论有无证据，在明思宗心里，袁崇焕“死定了”。

金庸先生在《碧血剑》中说过一句极精辟的话：“他对袁崇焕又佩服、又害怕，内心有极强的自卑感。杀袁崇焕，是自卑感作祟。”

明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了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的“大学士”五十个；换了十四个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种“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其中九人被杀、自尽或下狱；杀死或逼迫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共十一个；杀死或逼死的“巡抚”十二个，等等。

对肱骨重臣尚且如此的这种皇帝，还讨论什么“他杀袁崇焕对不对”？

大明到了崇祯这朝，不亡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