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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甲骨文没有提到夏朝，是否说明中国夏朝，在历史中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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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周人称商为殷，而商人自称商；周人称夏为夏，而夏人未必自称夏，商人也未必称夏为夏，所以在商甲骨文里找夏没意义。我们知道商代的文字载体有多种，而且对应的功能也不一样，最著名的就是殷墟出土的商晚期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用于祭祀鬼神先祖以及占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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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称商为殷，而商人自称商；周人称夏为夏，而夏人未必自称夏，商人也未必称夏为夏，所以在商甲骨文里找夏没意义。我们知道商代的文字载体有多种，而且对应的功能也不一样，最著名的就是殷墟出土的商晚期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用于祭祀鬼神先祖以及占卜活动，所以它记载“夏”或者“禹”的可能性偏小。

而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册”这个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册，竹简。其实商代人的生活，除了祭祀与占卜，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部门多半是用毛笔写在简册，竹简上的，比如行政管理，经济交往，历史记载，法律刑罚，与方国的交往关系等等。

而且由于在甲骨上刻字不易，远不如在竹简上用毛笔写字，所以甲骨上的文字属于简化字，而简牍上的文字则属于更加规范成熟的字体。所以如果商代之前真有“夏”和“禹”，则最大可能应该是记载在商代的竹简上。但是可惜的是由于竹简是有机物，所以商代竹简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也就没有可能从中找到“夏”和“禹”了。

那么如果在商代之前真有“夏”和“禹”，则还有最后一种可能发现他们的希望，就是商代末期的青铜器铭文。因为我们从殷墟出土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上，会发现一个规律，在殷墟早中段，青铜器铭文基本只是只有几个字的族徽或者人名，很少见有记事铭文。

但是到了殷墟晚段，字数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以上的长篇记事铭文就出现了，那么既然是记事，就有可能记载历史。另外商末青铜器铭文也会记载商王所说的话，那么商王也有可能提到前朝的事情。

如果商代末期青铜器铭文中发现了“夏”字，那么这个“夏”字最好出现在记事性质的铭文中，用在表达追溯往昔的句式中，比如“太祖唐（汤）克（夏）而有商”、或者“天邑商代（夏）”等等。这样在结合的语境中，似乎就可以确定这个“夏”就是商代之前的“夏代”了，但是单独一个“夏”字还需要发现它在具体语境中的位置以了解它的确切意思。但是这所有推测的前提是，商代之前确实存在“夏”和“禹”。

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知道在紧接着商早期之前，有一个部落盟主的都邑存在，就是“二里头”遗址，而且我们也确实能从该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中发现商代器物的源头形态，同时该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又有别于早商文化。

所以如果我们把商暂时用“王朝”称呼的话，那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和政治实体就是商“王朝”之前的一个“王朝”，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部落盟主的“王朝”在当时叫什么名字，后世史书称为“夏”，在当时它也可能叫“冬”、“春”、“秋”等其他名字。但是它作为一个部落盟主的文化和政治实体出现在商之前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把“夏”理解为只是商“王朝”之前的一个部落盟主的文化和政治实体的名称符号而已，那么从这个角度理解，“二里头”作为“夏”的都邑也是可以的，毕竟“夏”只是一个代称。但是如果我们把“夏”作为后世周代文献中记载的文献实体，则这个“夏”与以“二里头”为核心的部落盟主文化和政治实体暂时还不能划等号。

如何定义“夏”，如果把“夏”定义为商之前的一个部落联盟，那么这样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夏”是存在。但是如果把“夏”严格定义为只是周代文献里面描述的那个由“禹”、“启”、“太康”、“少康”、“后羿”、“桀”等历史政治人物及其文献故事构成的那个文献实体的“夏”，则是没有足够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