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后，李师师的情感经历

刘子翚的《汴京纪事》共二十首，在南宋时广为传诵，《宣和遗事》上亦有记载。本诗是这组诗的最后一首，主要写李师师在靖康之变后流落湖湘的遭遇。关于李师师的故事，宋人多有记载。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云：“靖康中，李生（李师师）与同辇赵元奴及筑毬吹笛袁陶武震辈，列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而后的刘克庄在《后村集》卷一百七十四道出此诗本事：“汴都角妓郜六、李师师，多见前辈杂记。郜即蔡奴也，元丰中，命待诏雀白图其貌，入禁中。师师著名宣和，入至掖廷顷见。郑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师师传》，欲借抄不果。’刘屏山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极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亦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园子弟之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李师师早年在汴京名噪一时，而至晚年，因金兵南下，流落湖湘，悲惨地过完了下半生。刘子翚透过写李师师而流露出对汴京曾经繁华的感伤之情，是很强烈的。在他的这首诗中，李师师不仅仅是一位“汴京角妓”，而是此地繁华的一个缩影。李师师的“垂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汴京的失陷和国势的衰颓。无枝可栖的李师师，正是繁华没落的见证人。

本诗“辇毂”二句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伤”。“伤”有追思之意，更有痛心之感。程千帆在《读宋诗随笔》中解释“辇毂”说：“辇是皇帝乘的用人力拉动的车，毂是车轮的中心，代称车轮。古人称京城为辇毂下，意即皇帝行动的地方，简称辇毂或辇下。这里指汴京。”刘子翚是否在汴京居住过不得而知，但是从《汴京纪事》中的其它诗作来看，他应该很熟悉汴京的繁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中说：“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书阁。”宋朝自开国以来，历代皇帝励精图治，才创造了这样一个繁华的局面，而恰恰又是这种腐化式繁华背后隐藏的危机，让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实则不堪一击。正如小说《红楼梦》里冷子兴演说宁国府那般：“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刘子翚这首诗表面在写李师师，实际却也牵涉到一位和李师师有关的重要人物——宋徽宗。提起这位皇帝，我们一般只能想到他的工笔画和瘦金体。其实除此之外，他还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另外，宋徽宗吹弹、声歌、词赋无不精擅，平生著作极多，只是后世散佚无存罢了。如果不是宋徽宗及其身后的达官贵人们追求声色犬马，也就不会有李师师凭借精湛的曲艺而名噪一时；如果不是以李师师为代表的艺人们的存在，汴京的繁华势必会失色三分。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官僚士子们和以李师师为代表的艺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盛世，却也充当了导致“靖康耻”的蚁蠹。宋传奇《李师师外传》说：“徽宗帝继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此虽是小说家言，但亦不难看出：君王和王公大臣们在主和的一片“太平”下，及时行乐。尔后徽宗钦宗父子被金人北掳——其间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而继位的宋高宗无暇顾及汴京，便一直南逃。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人渡江南下，高宗由临安、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一直浮海逃到温州。这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逃难，这些帝王们在繁华的汴京生活下怕是万万没有想到吧

靖康之变后，汴京被金人占据，当年繁华的景象是值得“伤”的；李师师名噪一时，竟在晚年漂泊湖湘，郁郁终老，这亦是繁华没落之后应该“伤”的事。也正是因为宋徽宗们和李师师们创造的繁华汴京的曾经存在，在靖康之变的大动乱后，这个活在南渡之人记忆中的“辇毂”更让人唏嘘不已。金人南下，李师师逃难到湖湘地区，垂垂老矣；而刘子翚由李师师的南渡，想到曾经在“辇毂”安居乐业的百姓因为金人入侵而南渡，自然有一种作为流亡者“风景不殊”的自我悲悯。这种哀叹，代入到师师身上，在本诗中呈现出一种特

殊的痛楚，而这种痛楚和李师师自身的感受应该有同有异。李师师其人，既是创造汴京盛景的参与者，又是汴京盛世的见证者，甚至可以看作大宋盛世的标志。作者将李师师写入诗中，既能够写出当年汴京的繁华场面，又能够写出李师师的落魄无依和现在宋王朝的“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文天祥《过南安军》）。

最后两句所表现出的今昔对比，应是本诗的点睛之笔。第三句重在描述李师师的现状——“缕衣檀板无颜色”。“缕衣”就是金缕衣，是李师师跳舞时所穿的衣服；“檀板”是檀木拍板，是李师师唱歌时用来打节拍的乐器。“缕衣”仍在，“檀板”依然，它们都没有变。只是如今在给落难的士大夫们演唱当年曲目的她，已然垂老，没了往日的风采。李师师随着向南逃难的人群来到湖湘之地，再不复往日的辉煌，她本已衰老，而南渡的苦难更加速了她的衰老。最后一句“一曲当时动帝王”宛如绝唱，不仅是对李师师曾经辉煌的见证，也是对过去繁华汴京的追忆。作者在描述完李师师的昨天和今日后，也替李师师说出了“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般的无奈之言。曾经繁华过的“辇毂”，李师师那“动帝王”的一曲，还有人记得吗？一个由“名著一时”到“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的李师师，正是大宋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啊。

作者上半句还沉浸在李师师因为垂老和四处奔波而“无颜色”的伤感之中，心情已经跌入低谷，后半句却又突然高昂起来，提起了李师师曾经“动帝王”的辉煌。这种诗歌感情上的突然高昂并非为了引导读者们用一种轻松的心情回忆起当年的李师师，而意在给大家带来更沉重的伤痛——彼时的“动帝王”与此时的“无颜色”，曲子还是那首曲子，但那个时代，那个年轻的李师师和那个繁华的汴京，却都一去不返了呀！

我们熟悉，唐宋诗词中常见的“歌者”形象，大多被作者寄寓弦外之音：或感发凄凉身世，或悲慨时代没落……种种不一而足。刘诗以“李师师”这种小人物在某个历史事件前后的生活变化作为描写对象，来反映整个时代的嬗蜕，很难说不是一种大手笔的写作方式，也很难说作者没有深入观察和细致体会过这次关系宋王朝生死存亡的巨变。李师师以自己的才华丰富了当年汴京的繁华，也更以自己流落湖湘的遭遇见证着国势的衰落，而作者作为这一事件的记录者，其心情可想而知。刘子翚当时是否亲见李师师尚无可征，从《汴京纪事》其他诗推断，本诗应是作者为李师师“代言”的想象之作，但刘子翚是靖康之变的亲历者，他的心情应亦如师师，既叹息身世，亦感时伤怀。他知道，“垂老过湖湘”正是南渡百姓经历这场动乱的结果，也是流亡朝廷偏安江南生活的开始。这位曾经盛世的歌者，年轻时固然美丽，但如今漂泊湖湘，又遇河山抱恙，自然只能将“垂老”的忧伤放在心里，一个人默默承受。可“垂老”的何止是她自己，那些达官贵人们曾经的安乐处——“辇毂”——已成“可伤”之地，且也行将破碎了……

李师师的歌喉，不仅仅是她自己的，也属于整个大宋；她的悲慨，自然不会只埋在她心里。这种“何枝可依”的无奈与沉恸，是整个有宋一代盛衰之际散发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