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帝而言，李贤是起赞襄辅弼作用的内阁辅臣。君主专制发展到明朝，皇帝一人独揽朝纲，起辅佐和协助皇帝批答奏章作用的内阁和司礼监曾一度在明朝权势熏天，那也仅止于对皇帝权力的窃取。

因此从制度上来说，王朝运作的好坏与否完全取决于皇帝。而后世皇帝多无此过人之精力，倚重辅臣为势所必然。因此，成为权臣的首要前提就是得到皇帝的信任，如此，为国家计者可施展其政Z抱负，为自身计者当然也可借皇权作威作福。

这双向的关系，对政Z清明的要求是主上要有识人之明，不可任用有才无德之人，而辅臣则不仅需要有济世之才，更要能顺承上意，保证皇帝对自己的信赖。尤其对于内阁首辅而言，失去了皇帝的信赖，便等于政Z生命的结束，李贤无疑是深谙此中道理的。

对于权贵而言，李贤是波诡云谲的政Z斗争中的一分子。石曹擅权之时，石氏叔侄不仅在朝中权势很大，而且对于明朝的边防也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明朝北方边境形势严峻，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对蒙古各部施行犁庭扫穴以攻为守的战略，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北征耗费巨大的财力军力，仁宣时期不得不调整对蒙古的战略，转为慎守边防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就为蒙古势力的重新聚集创造了条件。

正统天顺年间，瓦剌部势力已经控制了辽东，开始与明王朝分庭抗礼。而此时明朝军备废弛，将士作战不利，石氏叔侄是北方边防上难得的大将，因此朝廷在边备上不得不依赖他们。

尤其石亨侄子石彪骁勇善战，英宗复位时被升为都督同知，又以游击将军赴大同备敌，多次击退蒙古势力。正因其手握重兵，所以李贤深知不能激化皇帝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以防其里应外合发动兵变。

更重要的是，此时石亨、曹吉祥等人权力的赋予者——皇帝，对他们的夺门之功尚心存感念，这个时候只有保全自身耐心等待，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英宗，转变他对夺门之变和夺门功臣的看法。

李贤在景泰朝入阁之前，就可以在于谦和石亨等人这两种忠奸对抗中，坦然处之，而且李贤谨守自己的职权。君主专制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他既可以是权力的赋予者，也可以使权力的收回者，制度的设置保证了皇帝的这个权限。

明武宗时期刘瑾用事，武宗对付刘瑾“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说明皇帝始终把持着最高的权力。在石曹专权时，李贤就是要等待英宗自己做出决定，而绝不刻意地激化矛盾。

对于外朝的九卿科道而言，李贤处于连接皇帝与外廷的枢纽——内阁之中。景泰到天顺间，朝廷的政局十分混乱，又经历了纷乱的人事更迭，李贤虽然得到英宗宠眷，但是英宗本人性格是多疑，李贤因为这些客观的条件，不得不得小心谨慎得行事，主动收缩内阁职权。

李贤主政时期的内阁正处于明朝历史上内阁权势由强而弱的第一个转折阶段，内阁制度经历了明初的发展，到三杨时期已经彻底完备，三杨也获得了自洪武朝以后从未有过的“三孤”名号。

永乐时期，杨士奇与蹇义、夏原吉同辅成祖，关系融洽，官员的进退，常常先经三人商议，然后由皇帝裁定。李贤任首辅期间，与王翱、马昂也能如此。说明此时内阁与六部的关系相对融洽而平等，内阁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备顾问和疏通政务。

此时的内阁承上启下，李贤主动收缩职权不能不说是对客观趋势的主动适应，同时内阁对皇帝的依附性也开始增强。

自李贤以后，成化、弘治、正德朝的首辅多无三杨、李贤的品行才能，加之皇帝对阁臣的不信任，内阁遂势衰，尤其弘治朝，孝宗凡大政事召府部大臣面议，避开阁臣，内阁备受冷落。直到嘉靖万历年间，内阁权势才开始再度恢复并且一度膨胀，完全凌驾于六部九卿，但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达到顶峰。张居正死后，内阁遭到皇帝的严格制约，遂从此一蹶不振。

对于科道而言，李贤是他们监督的对象。李贤尊重他们的职权，甚而也许反感他们的扰攘，但李贤既没有受制于科道的钳制，又没有以权势压制甚至笼络利用科道。

在此后明朝的发展中，权相权奸往往利用科道作为政Z攻击的工具，同时极力压制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因此科道越来越成为影响政Z运行及朝中人物命运的关键环节。

对于宦官而言，李贤代表的是与之相匹配的票拟机构，进而是文官集团中的重要一员。李贤为代表的内阁甚至整个文官集团对于宦官的妥协，可以说是宦官得势时的一种必然。

此后正德时期宦官刘瑾专权，内阁与宦官的势力分野已经渐趋消失，当时李东阳就与内臣的关系极为融洽。此后直到明朝灭亡，每有宦官专权，内阁都无力再与其一争高下。

李贤的思想

一、理学根基

李贤少年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在考取进士授官以后，年轻的李贤仰慕理学名士薛瑄的学问义理，曾亲自拜访学习，并且多次写以书信向其求教。

而薛瑄是明初时期的大理学家，是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其理学以“复性”为宗，强调日用人伦，躬行实践，推崇与向学知心。此后李贤虽因事务繁忙未能真正求学于薛氏门下，但也深受薛瑄的影响。

薛瑄理念为切己躬行，持敬、存心、求为学之道，复本然之性，既蕴含心学旨向，又有实学之学风。这种实学与心学并重的理论气质，也奠定了李贤由内而外，由修心而治世的思想基础。

李贤注重心之澄明，常常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中践行薛瑄的复性功夫。在《心源亭记》中，李贤将心之澄明比之于水之清湛。同样，月波之清明也可与心之澄明互相体认。

然而人心与水波、月波的不同则在于，水浑浊了，静置后便可恢复清明，月波浑浊时，收起云朵，风静止的时候，月亮的波纹便可又恢复明亮。而人心之清明，则需要操存涵养的主敬之功。

李贤认为祛除内心的污垢，保持内心澄明的“浣心之水”，便是圣贤之书、学问之功。如果不在圣贤之书中求得道理，不躬行实践，只凭一己之静观、自悟、独省，只在心上作工夫很难去人欲。

进而李贤将古今理学思想融会贯通，认为《大学》在明明徳，必本于格物致知；《中庸》自明而诚，必由于学问思辩也。若夫克己复礼，颜子之浣心也；寡欲养心，孟子之浣心也；制外安内，程子之浣心也。

心中有圣贤之道则心实，凭空内省则心虚。所以于心主实而不主虚。李贤的思想体系中，以持敬浣心为旨要，以圣贤之学为器具，以躬行实践为途径，最终回归于心之澄明，不失不忽。

二、为政思想

李贤在修心之外，将自己的理学思想践行于政Z实践之中。对于君、臣、民，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在为政过程中力图将其贯穿其中。

1、论君：正圣心、养君德。

李贤的理学思想之重点在于涵养心性。认为一人之心澄净，则一身正；而一君之心澄净，则一国安。因此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正圣心、养君德关乎邦本，是为首要之务。

为此，要做到正圣心、养君德，则需要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絶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这些都是正本之途径。

英宗身边常有人以为皇帝过忙于朝政，上报奏章无一不亲览，未免伤神，恐伤身而非养生之道，由于李贤的时时劝导，向勤政方面争取，天顺朝的英宗总算还称得上是位勤政的皇帝。

李贤坚持人君应“以正心修身为要务，以居敬存诚为大本”，入阁以后，在与英宗的召对面谈中，李贤也不忘时时以古圣贤君引导英宗。而在成化初年，身为元老重臣的首辅李贤对于少年天子的劝诫，更是突出了养君德的重要性。

2、论臣：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

李贤在事君观方面，对于臣的职责有着独特的看法。他曾说过“臣以道事君，贵乎有犯无隐也”，这本是臣下一向自期的忠言进谏之境界。然而李贤对此的认识不止于此，不仅认为进言是臣的职责，而且强调保证进言能为主上所用，亦是臣的职责。

在此，李贤提出了事君的两个标准，一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蔽邪谓之敬”；二是要进言要当帝心、感帝意，尽量使所言为主上采纳。李贤如此的事君观，以及其对于臣的角色定位，使得他在天顺年间与英宗的关系上，基本能够保持在将顺帝意的情况下，为英宗所倚任。

李贤对于臣下的职责定位，基于对君王的期许。他屡以尧舜之君激励主上，亦是对自身辅弼职能的一种激励。基于此，李贤对于忠奸之辨也有着自己的认识。联系后来传奉之风日甚，可知李贤的忠奸之辨确有其针对性和长远考虑。

3、论民：安之养之，以结民心

对于百姓生养之计的关注，李贤认为民心之向背，决定着天命的去留、王朝的安危。对于养民安民而言，重在其一郡之守一县之令。因此李贤的民本观，重点体现在对于地方官的认识上。

李贤自幼家贫务农，因此他对于民生的关注更能感同身受。他反对地方官一味的兴建工程博取政绩，强调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唯有对吏治民生有明确认识，对小民不堪繁政滋扰有深切感受，才能有此恤民之识。

三、自处之道

李贤立身四朝，担任内阁首辅近十年。其间虽然荣宠不断，但亦屡遭危厄。上要结君心，下要避凶险，中要调护善类举荐贤才。其如履薄冰之势，实难为外人一一道尽。但总有种信念与思想，支撑李贤在仕宦生涯中坚守与保全。

1、坚信天道有还

李贤曾自述道：“予在仕途危险屡矣，初遭土木之害，次遭权奸之害，次遭逆贼之害，次遭诬枉之害，次遭谤毁之害。”

其土木之害虽非他人有意陷害，但亦是王振擅权之结果；权奸之害为石亨、曹吉祥借杨瑄弹劾案的诬陷；逆贼之害为曹钦之反时的戕害；诬枉之害为门达借袁彬下狱的构陷；谤毁之害为言官借皇后吴氏之废请诛太监牛玉，语侵李贤。

李贤在一生的官宦之路上谨守持正，却难以避免与权奸的交锋及其陷害。李贤不与之同党，自是有自己的立朝信念。李贤在与权奸的周旋中，便是持着这样的理念，相信“天道一还，权势既灭”，而君子的道义总能够伸张。

在与友人书信中，李贤虽然对自己屡经危险谤议心有余悸，求归隐而不得，但依旧相信善恶有果，既是有对自己当下处境的慰藉，也是有继续立朝自守的信念。

2、长存忧患之心

天顺癸未之夏，英宗去世，宪宗登极已经几月有余，李贤身负托孤之命，此时已是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他在自己寓所的庭院中建一小轩，名为“临深轩”，是为如临深渊之意。以此提醒自己长存忧患之心，方为保全之道。

李贤的忧患之心夹杂着其一生仕宦的荣辱体验，以及他人的悲喜人生，是高处不胜寒的一种清醒与戚然。李贤将一时的兴盛比之如花柳的争春斗艳，而秋至冬来，终有凋落之时，正是这种忧患之心，这种对于盛极一时权势的戒惧之心，使李贤能够不耽于安乐，成就与保全了一生的相业功绩。

对李贤的历史评价

一、明清两朝的评价

明清两朝论者对于李贤稳定天顺政局的调护作用和李贤的政Z智慧，多有着较高的评价。明朝人以当时人论当时事，其论赞的重点，一则在于钦服李贤对于权贵、佞幸的遏制，二则乐道于李贤与英宗的君臣际遇。

《皇明献实》中论赞李贤到：“百七十年以来，当国最专且久，言行计从，终始恩礼者，三杨之后，文达而已。天顺初，英朝励精，徐、薛罢位，吉祥、亨、彪怙宠侵权，窃簸蟠结，作孽无已。赖李公燮调其间，数进匡顺，竟以无虞，故世称贤相者，必曰三杨文达。”

廖道南也说：“始扼曹石，继门达也。豶豕之牙，勿踯躅也。得专行久，茂功烈也。贤哉贤也，胡可埒也。”

成化大臣彭韶直接将李贤的相业概括为：“太平宰辅，定策元勋”。

与明朝人相比，清朝人对于李贤的评价更侧重于他的具体政绩，而轻于论说李贤之得君。

《明史》说：“英宗之复位也，当师旅饥馑，民气未复，权奸内讧，柱石倾移，朝野多故，时事亦孔棘矣。李贤以一身搘柱其间，沛然若有余。奖励人材，振饬纲纪。迨宪、孝之世，名臣相望，犹多贤所识拔。伟哉宰相才也！”

《明书》也赞道：“李贤忠以犯难，勇以断割，知以当机。夺群小威福之柄以还天子，其不蹈土木之辙者，几希矣。贤之功以是为烈。至于止汪后之殉，出建庶人之锢，其言足贯幽明。古称社稷臣，何以尚诸？”

当然，对于李贤的政Z智慧，古今论者都是有目共睹，《罪惟录》中评介说：“处群小党箝之时，得行其志，古大臣格君心之非，贤是矣。夫使坐屏人时，何不直以诛灭佞幸快进苦口，而但曰每事睿断，公以处之？知过激必不终，识得宣尼女乐之馈，不尚廷诤，则所虑诚远且大哉！”

而对于李贤的批判，明清一脉，为论者所指摘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李贤在其著作《天顺日录》中，称景帝荒淫；二是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

《明史》称：“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四库馆臣也认为李贤排挤臣下之事“颇为世所讥”。

对此，同时代的人评价其为“矫情如此”。[3]对于以上两点的批判，笔者认为虽然道理俱在，但不能求全责备。李贤对于景帝的评价，对于臣下的排挤，的确有失古大臣之风。但人非圣贤，难免有私。

从王朝整体利益和李贤几十年的历程来看，这些私心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于王朝的建言和贡献，只能表明李贤在修养气度上尚未达到更高的境界。而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李贤其人、其言、其功时，应将视角放于明朝二百余年的政Z运行中，放在百姓民生的疾苦中，放在内阁地位与职能的变化过程中来考察。

二、辅政作用的再评价

李贤身处国家多难之际，危机四伏、国家忧恤，已见衰靡之端倪，但李贤一人心系安危，辅佐英宗，终使朝野处于安定，祸患迭息。

李贤共任职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历任吏部考功郎中、文选司郎中、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吏部尚书、内阁首辅，荣及太子少保、华盖殿大学士、少保，谥太师，经历了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石曹专权、曹钦叛乱、门达诬陷等各种政Z事变，他周旋于皇帝、权贵、部院大臣和宦官等各种力量之中，主动收缩内阁的职权，在处境尴尬的内阁中尽力支持，“忠以悟主，和以处邪”。

徐阶初当首辅之时，曾写三句话于“直庐”墙上：“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罚还公论。”早在徐阶之前，将这句话奉为从政之道，并且真正做到的，正是天顺内阁首辅李贤。

明朝越发展，越形成皇帝、内阁、司礼监的三角关系，李贤任职期间，对皇帝能够做到权归主上，对司礼监能够一定程度上予以抑制，而对于自己负责的内阁，则能够尽量缩减职权，以致在这三角关系中，保证了皇权独大。

因为李贤所有相业的前提和基础，便是在各种政Z事变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英宗，正是他富有对社稷民生的责任感，具有识人之明，才能对李贤悉加委任。

而李贤则借助皇权实现了自己的政Z理想，他主政期间正君德、荐贤才、广言路、却夷狄、戍边恤民，辅佐英宗清除了政局动荡带来的诸多弊政。清朝的汤斌在其《拟明史稿》中称：“贤秉政前后，发帑金救荒恤边，凡数十万计，贤皆与有力。”

诸多的史籍论赞都在强调李贤如何周旋于曹石之间，与英宗如何君臣际遇，但这些上层官僚的政Z权谋，如果其最终的目的不是将善政落实于最底层的百姓，那么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政Z家。

正统、天顺朝正值流民问题趋向严重、水旱灾害开始频繁发生之时，然而英宗在位期间，对流民始终以“抚”为主，保证了明朝的社会稳定，这其中李贤的辅助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明史窃》评价为“天子固云明圣，夹辅之力良多”，正是对当时君臣一心、励精图治的恰当评价。

明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人心浮动，外有蒙古扰边，内有奸臣当道，灾害频发，流民奔徙，而终无大乱发生，政局平稳，福泽成化弘治两朝，李贤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然而他终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的积弊，治标而未治其本。

北方民族势力在正统朝开始重新聚合，频繁扰边；宣德时期发端、正统朝进一步发展的土地兼并、流民问题等，在天顺朝仅得到妥善处理，但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明史窃》：“但其狃旦夕之权宜，忽萧蔷之早计，仓促祸兴，狼狈亡及，几不免于虎口，将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非耶？自贻伊戚，尚谁怼也。”

从整个明朝发展历程上看，李贤做所的努力只能局限在当时的制度内，努力恢复制度的常态，对于制度本身的弊端、王朝固有的痼疾则无能为力，甚至无法像后期的张居正一样对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虽然两者所处时代的王朝状况有了很大不同，不能要求李贤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贤之相业仅有此耳”的评价未免过低。

但从今人的视角回顾李贤的相业，仍然需要联系明朝中后期的状况，认识到李贤所起的辅政作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偏离轨道的明王朝重新拉上了正轨，然而轨道前方依然存在的障碍——北方的边患、奔徙的流民、伺机擅权的宦官权臣，对于这些，李贤却都已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