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边域重心转移，王象乾受命防守

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明朝在北疆的防线主要是依靠九个重镇，为了抵御北方游牧的蒙古部落时常对边境地区袭扰，明王朝不仅加固原有的长城城墙，还沿着长城一线在险要地段设置重兵。

这种重镇从东北的辽东到西北的甘肃一共设有九个，称之为“九边”防御政策。明蒙自1571年“隆庆议和”后，明朝与右翼蒙古之间进行款贡，双方大体上保持互不侵犯的局面，偶尔出现一些摩擦，但不影响大局；

对待左翼蒙古，明朝的态度是拒绝款贡，严密提防。这种对待蒙古的总方针在万历中期并没有改变，加之此时右翼蒙古由主张对明朝友好的三娘子掌握大权。因此，这一时期的明蒙边境在宣府以西的边镇相对较为和平。

而在宣府以东的蓟、辽两镇时常遭到左翼蒙古和兀良哈三卫的袭扰，颇不宁静。随着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崛起，辽东地区边患对明王朝威胁越来越大。万历后期，这种趋势日益严重，女真乃至后金取代蒙古成为了明朝的肘腋之患。

当然，明朝军事重心的转移是一个渐渐发展的过程，在努尔哈赤发布伐明檄文、兴兵攻明之前，明朝在东北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左翼蒙古。蓟辽外的左翼蒙古只有兀良哈三卫与明朝有正当的互市关系。

因此，察哈尔和喀尔喀两个万户一直希望能够与右翼蒙古、兀良哈三卫一样获得同等待遇，通过多年袭扰明朝边境，也迫使明朝给予一定的市赏。然而，一方面随着蒙古王公贵族子嗣繁衍越来越多，明朝用于赏赐的费用也大额增加；

另一方面，一些左翼蒙古部落首领为了得到与右翼蒙古、兀良哈三卫同等的待遇，通过倾兵扰边迫使明朝给予的一定的赏赐，在万历后期，这种为挟赏而扰边行为与明朝边将捣巢行为引发的报复行为从未间断，让明朝疲于应付。

明朝军队败坏情况在万历中后期以后更加严重，战备松弛，士兵战斗力弱，明朝在辽东的防御已经力不从心，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成梁放弃由其曾经开拓的宽甸地区就是证明。

边关将领的无能与败坏，士兵的羸弱，北疆形势在努尔哈赤的冲击下，以致到了不可扭转的局面。万历后期，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整个女真，当他一个一个灭掉明朝扶持的女真首领，在辽东边境制造麻烦时，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努尔哈赤的巨大威胁。

万历三十七年（1609），内阁首辅叶向高说：“近日边事唯建夷最为可忧，九塞空虚亦唯辽左为甚。”然而，这样的先见之明并没有成为皇帝和群臣的共识，依然任由努尔哈赤继续坐大。

明朝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这一年的四月，努尔哈赤带兵进攻明朝抚顺关，拉开了他反明斗争的序幕。第二年，明朝又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萨尔浒战役中被打败。

丧失了辽东的精锐力量，不得不转入被动防御，后金也成为了明朝最大的外患威胁。万历皇帝最后的五年，王象乾正在山东老家赋闲，就在这段时间，明朝的北疆局势急转直下，后金努尔哈赤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韬光养晦、蛰伏待机，终于拿起枪头对准大明王朝。

可以说是明朝“对女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在女真各部落之间制造矛盾，进行离间，扩大民族之间纠纷，使他们相互敌视，相互仇杀”政策的破产。人数占优且以朝廷上国自居的大明朝军队面对后金铁骑竟然瞬间败下阵来，自萨尔浒战役到天启初年。

明朝在辽东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派驻经略辽东的长官有如走马灯似的更换，谁也无法阻止不断丧城失地的局面，重要的城市如沈阳、辽阳、广宁先后丢失，加上在万历四十八年（1619）丢掉的开原和铁岭，明朝在辽东的战略要地几乎荡然无存。

防线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便退到了山海关一线，阻隔后金与蒙古的屏障消失殆尽。从下面的地图可以直观看清明与后金在辽东地区势力的消长。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中，除了最东边的辽东附带防御女真之外，其余八个都是用来抵御蒙古部落侵袭。

到天启初年时，后金努尔哈赤已经取代蒙古成为明朝在东北最大的外敌，是整个国家的国防重心所在。后金不仅夺取辽东大部分土地，还为了在辽东孤立明朝，同时也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开始积极笼络左翼蒙古。

明朝鉴于此，也不得不加大安抚左翼蒙古诸部的筹码，使之不成为明朝的敌人，毕竟“后金的目标是取代明祚，定鼎燕京；而蒙古兵临城下，仅仅是索取金银财帛、生活资料”。网罗住蒙古不仅能使其为明朝所用，对后金也是威慑，从而减轻所遭遇的军事压力。

自此，明、蒙、后金在辽东地区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三者之间的冲突与联合贯穿天启一朝始终。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去世，因身前无子，就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任皇位，年号崇祯。

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期，国事已经是积重难返，纵然崇祯皇帝认识到局势的危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勤政、节约、改革挽救大明王朝这座病入膏肓的大厦。但是内有起义，外有后金和蒙古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

崇祯初年，北部蒙古大汗依旧是林丹汗，后金国主已由努尔哈赤换成了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政策，继续加大对蒙古部落的军事征服和笼络，削弱察哈尔部的实力和孤立林丹汗，又联合诸蒙古部落发兵进攻林丹汗，林丹汗战败被迫向西转移。

后金进一步控制左翼蒙古所属疆域，从而使明朝蓟镇防线暴露在后金军队的面前，明朝蓟辽防御压力剧增，后金可以不经山海关，绕道蒙古直接进攻蓟镇。后金对蒙古的军事压力和招抚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左翼蒙古有许多部落都投向后金，如喀喇沁部在崇祯元年（1628）因与明朝关系恶化而奔走后金。但是明朝方面也十分清楚蒙古的重要性，一直用款赏手段网罗，力图使蒙古诸部即便不为明朝所用。

但至少不会投降后金，成为后金的马前卒，以减轻大明帝国西边边防的压力。明朝在长城以外是外敌威胁，在内是财政入不敷出，边疆欠饷严重，如延绥镇竟然二十七个月发不出饷。如此情况下何以指望这些士兵拼死保卫疆界，边防松弛可见一般。

原本右翼蒙古部落就时常骚扰边境，再加上林丹汗向西转移的过程中也不断劫掠明朝边境和挟赏，明朝在西边的边疆威胁性和压力性倍增，崇祯帝要面对艰巨的考验。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山东桓台新城人（今山东桓台县新城镇），嘉靖二十五年（1546）出生，家境到他这一代已经十分殷实，祖父王重光任官贵州右参议，卒后赠太仆寺卿；

父亲王之垣是嘉靖年间的进士，万历年间官至湖广巡抚、户部侍郎，卒后赠户部尚书；叔父王之辅是嘉靖举人，官至户部员外郎；叔父王之猷是万历进士，官拜浙江按察史；叔父王之都也是万历进士，担任过平凉知府。

在王氏象字辈中，族兄象坤是嘉靖年间进士，在浙江和山西担任过布政使；族弟象恒是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应天巡抚；族弟象蒙是万历年间进士，历任应天和四川巡按，最后官拜光禄寺少卿；族弟象春也是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年间任南京吏部郎中；

族弟象云是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山西参议；嫡亲弟弟象晋是万历年间进士，最后官至浙江布政使。在明代新城王氏中，尽管中进士、当高官的人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一人能与王象乾相比。

王象乾不仅在身前位居大九卿之列，死后更是获赠“太师”称号。明朝的官职制度中，“太师”是大臣中最高的荣誉称号，两百多年里能获得这一称号的大臣可谓是凤毛麟角，一代权臣张居正也只不过如此。

良好教育和科宦之家的熏陶，以及自身的聪明好学，使得王象乾的科举之路走得十分顺利，隆庆四年（1570）以乡试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举人，隆庆五年（1571）25岁时便进士及第。初入官场时从基层知县做起，关于王象乾在闻喜知县任上政绩成果。

史料上有一些记载：“初至闻喜，其城南临涑水，每春涨啮城，城辄颓圯。岁以木植累民，所费不赀。象乾创为石堤，一百六十余丈，水患永息。县粮差不均，胥吏得上下其手，象乾于编审时置九则牌，令人户以次立其下，有鬻产减则者即升售主代之。

按牌定籍，吏无所容其奸，民以不扰，邻邑咸取法焉。”因王象乾在闻喜任内兴修水利、秉持正义，受到充分认可，便调回兵部任职。在兵部任职期间，王象乾的仕途平稳而顺利，从主事到员外郎再到郎中。

官阶由正六品官升为正五品，由于记载王象乾在兵部业绩的资料也十分少，我们无法得知他做了哪些具体事情，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能通过张居正当政时期的“京察”考核升职，说明做事与做人方面得到了认可。

王象乾顺利的升迁仕途还在继续，万历十一年（1583）他由兵部郎中外调保定知府，官阶变成了正四品。任上他遇上了灾荒，面对严峻的形势，他处危自定，通过借调万余两用于购买马匹的马价银分发保定府下辖州县用来赈灾，约定来年收获粮食后用粮食和银子还给官府。

这个方法不仅解决了灾荒，还在来年按时还上了借调的马价银，并且还因为次年粮食价格上涨，获得了几千两的收益，“悉散贫民，资牛、种”。王象乾在保定知府任内留心民生，积极赈灾，“躬俭朴，作养人才，多所成就”，不久调为河南副使。

明蒙自“隆庆议和”后，以俺答汗为首的右翼蒙古与明朝处于相对和平的局面，虽然类似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不会再次发生，但一些小规模袭扰不可避免。因此，明王朝君臣清晰认识到必须不断加强边防。

明朝将王象乾调到宣府前线，表明中枢部门对王象乾过去为官政绩的肯定和才识的认可。而对王象乾个人来说，深入边防一线驻守，确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王象乾到任后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了解蒙古部落内部情况，做到了对蒙古内情了然于心。

在处理对蒙事务时王象乾也是表现不卑不亢，进退有序，他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赢得了沿边蒙古部落首领的尊重，蒙古部落首领纷纷称呼他为“那颜”，“那颜者独华言大人也”。他还积极向巡抚王世扬进言安定宣府边外秩序的方法，成效十分明显，对安定宣府前线起了重要作用。

因王象乾守边功绩突出，万历二十二年（1594）“升山西右布政使王象乾为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成为明朝封疆大吏的王象乾在宣府巡抚任上一待就是七年，七年里宣府前线在他的努力经营下一直是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

万历二十八年（1600），王象乾通过考核，职位得到进一步升迁，由“巡抚宣府、右副都御史为兵部右侍郎加正二品服俸”。镇守宣府拉开了王象乾半生边疆为官生涯的序幕，此后数十年时光他在官场上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万历二十九年（1601），王象乾结束了十三年宣府守边生活，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贵州军务巡抚四川”的官衔接替回家丁忧的李化龙，全面负责“播州之役”后的善后工作。

“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在耗费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后终于以杨应龙被剿灭、叛乱胜利平定而告终。战争虽然是以明朝中央渴望的结果结束，但是遗留下来的满目创伤“不仅仅包括战争本身给土司区留下的问题。

也包括土司地区原本就已经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就急需一位才能卓著的干臣来主持善后大局。王象乾接手的川、贵地区，土司势力庞大且关系错综复杂，他不仅要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平衡好土司之间的利益诉求，防止土司造反的事情再次发生。

还要继续打击播州残余叛乱势力，积极安抚当地的土司和百姓，帮助当地百姓恢复生产，稳定好社会秩序。面对艰巨而繁杂的善后事宜，王象乾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依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进行一一处理。

纵然有的意见遭遇群臣反对，也是毅然决然依据个人掌握的事实上书申辩。在王象乾总督川湖、贵州时期，贵州巡抚郭子章是不得不说的人物。王象乾主张适度抑制土司，在安西与播州接壤的六百里膏腴归属问题上。

王象乾力主由朝廷管理，而郭子章则认为水西在平叛中有功绩，应当归于水西土司。由于两人长期争执不下，致使清疆之议持续数年，其后朝廷经过实地调查和反复商讨最终采纳了郭子章建议，却导致“水西尾大之患，亦于是乎不可制矣”，天启年间发生的“奢安之乱”即根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