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尚书·牧誓》记载，除了周武王亲率的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外，一同征伐殷商的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族），而排在第二的就是“蜀”。 不仅如此，蜀军还充当了武王伐纣的先锋角色。《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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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尚书·牧誓》记载，除了周武王亲率的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外，一同征伐殷商的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族），而排在第二的就是“蜀”。
不仅如此，蜀军还充当了武王伐纣的先锋角色。《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伐纣时屡屡出现的“前歌后舞”描述，极有可能就是巴蜀地区军队战前举行的带有神学色彩的威慑仪式。
那么蜀人跟殷商究竟有什么仇怨，为什么要翻山越岭跟着武王伐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跟着武王伐纣的“蜀人”到底是什么人？
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教授首次在四川广汉市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当时称之为“广汉文化”。1958年，四川大学考古学调研组对“广汉文化”进行了内涵定性，认为是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护被砖厂挖土而破坏的古蜀遗址，我国正式开启了对古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并按照考古工作惯例，以小地名来命名这处古蜀遗址，正式将其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意即三个黄土堆）。
自此，三星堆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和2021年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也不为过。从出土资料来看，三星堆一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商王盘庚以后），二号坑相当于殷墟晚期（商王武丁以后）。
新发现的4号坑经碳十四测定，埋藏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属于商末周初。此后，三星堆权力中心发生变更，三星堆人举族迁往金沙遗址，三星堆文化演进为十二桥文化。
也就是说，在商周变革之时，古蜀文明的核心正是三星堆文明。那么跟着武王伐纣的蜀人，是不是就是三星堆人呢？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蚕丛，其目纵”。过去我们对“目纵”的描述感到十分困惑，直到三星堆大量出土了青铜纵目面具，我们才豁然开朗，原来目纵指的是眼球异常凸出的青铜神像，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其祖先的神性。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底座上发现了刻铸的“蜀”字图案花纹，与甲骨文中的“蜀”字一致。众所周知，甲骨文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带有标意图画性质。“蜀”字上目下虫的写法与三星堆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朝晚期时所记载的“蜀”指的就是三星堆文化族群。
而追随武王伐纣的蜀人，则正是三星堆人，或者保守点说是三星堆人的直系后裔。
当然，证据还不止这些。
陕西汉中的城固、洋县商代考古遗存中发现的铜器群与四川地区的古蜀文化同源，出土的大量等腰三角形宽短援戈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二期。
这表明，在商朝晚期时，蜀地就已经囊括了陕南汉中一带，而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三星堆人被崇山峻岭所阻隔，局限于四川腹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教授在2021年8月曾专门撰文表示：“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中，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可能不是四川的蜀国，因为四川蜀国距离中原太远。我们认为，这是低估了上古先民交往的范围。”
三星堆人通过汉中通道北上秦岭的通道是畅通的，这为其加入武王伐纣联盟提供了可能。
此外，在陕西宝鸡弓魚国国君墓地出土的“鸭首形”旄青铜器跟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之“鱼凫形”纹饰由形式至内容皆高度一致，均刻画了鱼凫图案，寓意“以箭射鱼”。属于古蜀十二桥文化因素的遗物如尖底盏、尖底罐等也常见于弓魚国墓地。
弓魚国属于西周早期遗存，而十二桥文化则是三星堆人迁徙金沙后演进出的文化，毫无疑问，弓魚国正是三星堆人进入西周时期的后裔。弓魚国立国于西周腹地充分说明，三星堆人立有大功，因而后裔才能在西周王朝眼皮子底下筑城建国。
接下来再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古蜀人（三星堆人）跟殷商究竟有什么仇怨？
1.三星堆人与夏朝同源
三星堆出土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青铜神树、金杖，一度让世人猜测三星堆源自古埃及甚至外星文明。但实际上，三星堆出土文物总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包括金杖、纵目青铜神像在内的独有文化因素；第二类则是包括玉璋、玉琮、玉璧在内的在中原地区可以看到的文化因素。
根据出土文物显示，三星堆陶器以及玉器等礼器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深受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三星堆的青铜牌饰、玉牙璋、陶觚形杯、陶高柄豆等， 在二里头遗址中都有类似器物，且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进入尾声的时候，三星堆文化正式兴起。
史料中也揭示了蜀夏的同源关系。《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司马迁在《史记》中考证“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和《吴越春秋》也都记载了大禹生于四川。
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印证，都充分说明了三星堆与夏朝的渊源关系，而这也成为商王朝屡屡伐蜀的重要原因之一。
2.商朝和古蜀多次爆发战争
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征蜀”、“伐蜀”卜辞，川西考古发现了商朝特有的盛酒容器觯，疑似是商军远征遗留物。商王对蜀的仇恨，留下了“示蜀不用”的记录。
商朝与古蜀的战争一直持续到纣王在位时期，虽然纣王继位后将殷商的主要用兵方向调整为东夷，但对于千里之外的蜀地，纣王依然在通过指挥诸侯国军队完成军事威慑。
陕西岐山县西周窖穴里发现的周文王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伐蜀”“克蜀”的记载。从蜀跟着武王伐纣的事实来看，文王时期的伐蜀，并非是周人和蜀的战争，而是《逸周书》提到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代商王征伐的写照。
所以，尽管殷商末期时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但自信的纣王却没有拉拢和缓和包括古蜀在内的西方诸侯，以牵制常怀不轨之心的周国，反倒是释放囚禁羑里的周文王后，还授予了对方弓矢斧钺，给予了文王征伐诸侯之权。三星堆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怀着世仇加入了周武王的伐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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