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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看，作为一国之都，万民仰望之地，自然不能轻易变动，但夏朝却频繁迁都，后来商朝也有“前八后五”之说。

那么，在夏朝四百余年中，为何会频繁迁都高达十次，背后到底有何不得已的原因？现代研究取得重要发现，夏商王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并不复杂，与军事因素关系不大。

夏朝遭遇一场气候突变

著名气候专家王绍武研究指出：“夏朝立国之前（2070年前后），存在一个多雨期（洪水期）。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的结束，夏朝立国前后转为干旱，在不到300a内降水量减少20%，因此可以人为是一次气候突变。”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也提到：“夏商时期是个温度偏高明显的气候时期。”甲骨文中有“象”、“豫”等文字，表明商朝河南有大象，佐证了商代气温偏高的论断。

因此气候研究表明，夏朝处于干旱与高温的气候时期。文献上的有关记载，也可以印证这一论断。《山海经》中有“羿射十日”，《竹书纪年》中有“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墨子》中记载夏桀时“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国语》中记载夏桀时“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甚至夏桀时的干旱还延续到了商朝，即所谓“汤七年旱”。

文献中的“十日”，自然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反映出当时干旱非常严重，而且贯穿了整个夏朝，几乎从大禹一直干旱到了夏桀。在这种情况下，夏朝不得不频繁迁都，以寻找水源充沛、适合耕种的地方。

夏朝农业生产上的需要

夏朝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但以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来说，不允许长期在一个地方耕种，需要不断更换地方耕种，这样才能保证农业收成。

与此同时，夏朝人口不断增长，根据学者宋镇豪统计：夏初时大约200万—270万人，夏末商初时大约400万人口。人口在大幅度增长时，就必然要求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农田。

在这种情况下，夏朝不得不迁都寻找更肥沃的耕地，暂时抛弃退化的耕地，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指出：“因为农业不发达，需要改变地理条件来维持生产。”

说到底，以夏朝的生产条件、交通运输条件来说，还不具备长期定居一地的能力，只能不停地迁都，在粮食生产地就近吃饭，就像草原民族逐水而居、逐草而居一样。与夏朝一样，商代中前期也没有达到定居的条件，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才有定都殷墟安阳的可能。

迁都背后的军事需要

大禹去世时，将王位传给了伯益，《夏本纪》中说伯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但实际这段记载反映的是夏夷争权。伯益代表的是东夷势力，夏启代表的是夏族势力，只是最终夏启胜出了。因此，夏初的夏夷矛盾非常激烈，后来夏启之子太康失国，就与东夷势力后羿有关，也可以视为夏夷之争的延续。

禹都阳城大约在颍汝河流域，但该流域向东开口的"簸箕"状地形，让夏朝的东部无险可守，非常不利于对东夷的防御作战，所以后来夏朝迁都到了伊洛河流域。也就是说，夏朝这一迁都实际上是为了避开东夷势力，是一次防守型的迁都，而非进攻型的迁都。

后来，除了仲康（太康弟弟）之子“夏后相”，在东夷首领寒浞的追杀下，政治避难迁都到了帝丘（河南濮阳）、斟灌（山东寿光）等之外，夏朝在大部分时间都在郑、洛一带。

值得一提的是，东夷是夏商两朝的长期敌人，虽然中间臣服过夏商，但在夏朝晚期都曾叛乱过，史书上有“桀克有缗（位于山东济宁金乡县）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损其身”，夏桀与商纣攻打东夷势力，给了商汤与姬昌的发展机会。

总的来说，夏朝迁都到了伊洛河流域后，除了太康失国期间外，其他时间频繁迁都主要是为了农业生产。直到商代中期之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交通运输能力的提升，定居才成为可能，从安阳殷墟开始，中国结束了频繁迁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