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传说与史实：殷墟下的青铜王者，有着怎样的真面目？

策划：邓玲玲

脚本：胡难

编绘：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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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灭亡是因为纣王残暴吗？

战国中期的某一天，齐宣王向孟子询问武王伐纣的历史，孟子回答道：像商纣那样破坏仁义的人，应该称之为独夫，所以武王伐纣不是臣子弑君，而是诛杀独夫。

孟子私下里又说过，他并不相信《尚书·武成》篇中关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记述。他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德之君讨伐昏暴之君，战况不至于那么惨烈，不应该流那么多血。孟子的言下之意，商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纣王的残暴不仁。

可是，流传至今的《尚书·武成》，是东晋人伪造的，并不是孟子所见到的篇章。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史料判断，牧野之战是否真的血流漂杵。不过学者们认为，《尚书·牧誓》真实可靠的成分比较多，是今人了解那场战争最原始可信的材料。

《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伐商大军发表的动员讲话。按照战争动员讲话的一般套路，应该大肆宣扬敌人的罪恶，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必要性。那么《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哪些罪行呢？主要有三条：听信妇人之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而任命逃犯做官。

然而，当我们结合殷墟出土文献，再对照商周两族的文化差异，就不难看出，以上三条并不能作为伐商的正当理由。

首先是听信妇人之言。周武王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甚至还用了母鸡打鸣的比喻。可是，商朝妇女的地位本来就很高，武丁让妇好指挥作战、主持祭祀，商朝却并没有因此而衰败。而周族是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纣王听信妇人之言，在周族人看来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其次是不认真祭祀。商朝人原本很迷信鬼神，可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是从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开始，商朝开始呈现出政教分离的趋势。《史记》中记载，武乙制作了一个象征天神的人偶，并跟它赌博，如果“胜天半子”，就对人偶加以侮辱；又用皮囊盛血，悬在高处用箭射破，称之为“射天”。这些疯狂之举，可能是王权想要摆脱神权的某种变革尝试。从甲骨文和殷墟祭祀坑的年代来看，武乙之后，用活人祭祀的规模明显比以前更小了，甚至要小于西周早期，这也许就是周武王认为纣王不认真祭祀的真正原因。

再次是不重用亲戚，选拔身份低贱逃犯为卿大夫。然而，任用地位低贱的人做官，并非纣王的独创，商朝初年的权臣伊尹是烹饪食物的奴隶出身，武丁时期的贤相傅说，原先是从事筑城苦役的罪犯。当时奴隶逃亡很常见，其他部族的奴隶、罪犯逃到商朝，获得了自由，其中一些贤能者也能被选拔为官员。所以，商朝选官并不是只看重社会地位，王族亲戚的特权也十分有限。

而宗法秩序森严的周朝则截然不同，与周天子血缘越亲近的人，地位越高贵；与周天子血缘越疏远，等级就越低贱，而且卿大夫的职位是可以世袭的。所以在周族人看来，不重用王族亲戚为官，是很严重的罪过。

另外，如果把《尚书》中所有提到的纣王罪状综合来看，他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酗酒。可是酗酒也并非纣王一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的风气。商朝青铜器中的尊、壶、罍、彝、卣、爵、觚、觥、盉、觯、角、斝……等等，都是用来盛酒、喝酒的器皿。所以周公姬旦作《酒诰》，要用死刑来限制人们饮酒，因为饮酒已经是普遍性、深入骨髓的癖好。

或许是后人读到这些罪状，觉得不过瘾，似乎觉得武王伐纣的理由不那么充分，既然周武王是仁君的楷模，商纣王也必须树立成暴君的典型，于是纣王的形象被后人越描越黑，久而久之就成了《封神演义》中大众所熟知的那个坏得直淌水的大反派。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史书上纣王的所有罪状，有70多项是周朝以后逐渐添加的，其中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一些剧情也越写越夸张，比如汉朝人说鹿台高一千尺，晋朝人便加到一千丈。想象一下，纣王为了聚敛财宝、酗酒宣淫，竟然还要爬到一座几千米高的台子上去，显然不合情理。顾颉刚还认为，比干很可能不是被纣王剖心而死的，而是去调停商周战争，调停失败后，双方开战，比干死在了乱军之中。

既然不是帝辛的罪恶导致了商朝的灭亡，那么商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原因。商朝对东夷的战争，消耗了国力，还导致商朝都城兵力空虚，被周族趁虚而入。《史记》记载，牧野之战两年前，周武王有过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周军到达河洛地区后，其他部族不期而至者，有八百多个，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班师西去。因为商朝的武力依旧强大，如果与商朝常备军硬碰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后来商朝之所以倾巢远征东夷，而没有对周族加以提防，是因为文王姬昌之前的示弱策略，成功骗取了帝辛的信任。

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商朝自祖甲之后，昏君辈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奴隶、平民怠工、逃亡以及武装暴动不断发生，统治危机直到帝辛继位后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这就直接导致了牧野之战的倒戈。另外，帝辛大规模起用地位低贱的人做官，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分裂。虽然帝辛之前的先王也起用地位很低的人，但可能做得没有帝辛这么过分，把王族亲贵完全晾在一边。统治集团成员的出逃，一方面削弱了商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可能为敌国带去了商朝内部最核心的机密，所以周武王才能准确把握伐商时机。

所以，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非帝辛个人的失德，而在于商朝末期的几位君主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周族伐商的原因并非帝辛残暴不仁，亟需解民倒悬，而是为了替先王复仇，顺便夺取盟主宝座。

另外，气候变化也可能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商朝是中国历史上气候最温暖的时期，中原地区热量充足，雨水丰沛，植被茂盛常绿，一年四季动植物资源都十分丰富。因此商朝人虽然主要靠种植业获得食物，但只要春天播下种子，就不用太担心收获，况且狩猎、采集也能糊口。

正因为商朝人民用不着花费大量时间和力气去耕种，所以女性在体力上的劣势不是很明显，社会地位与男性相比并不悬殊；所以商朝能经常发动对外战争，不必顾及耽误农耕；商朝人可以在青铜器、玉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必忧虑饿肚子；可以陶醉在酒香中，不必担心酿酒浪费粮食。

而黄土高原上的周族人，生存环境要恶劣得多。所以周族以农耕为立国之本，正如《豳风·七月》中描述的那样，人们要一年到头忙于稼穑，才能吃饱饭。可是随着气候逐渐变冷，狩猎、采集和原始种植业收成越来越少，周族人精耕细作的生存方式就体现出了优势。而在农事上不甚用心的商朝人，经济状况大不如前，统治者却继续穷兵黩武，必然会导致国势衰弱。所以周族克商，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孙淼《夏商史稿》，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古史辨》，陈年福《殷商甲骨文摹释全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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