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就有“一国两制”？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

削桐叶为珪”，将叔虞封于唐，这就是著名的“

桐叶封弟”的故事。

叔虞的事迹虽然不多见于史书，但并不能否认其有着非同一般的雄才大略。《

国语》谓其“

射兕（sì）于徒林”，足见其勇武；《

逸周书》记载周朝建立之初，大会诸侯四夷，“

唐叔虞、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便可见其在周朝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在出土文物的铭文中有说叔虞“

左右文王”的字样，以此类推叔虞有可能参与了周灭商的“

牧野之战”。

这一切，都说明了叔虞应该是一位有功于周王室的王室成员，所以才会有了《

左传》中记载的“

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也就是对叔虞的分封进行了隆重而又盛大的典礼。

叔虞的“封唐盛典”

周武王去世后，北方山西边境诸戎扰边，商朝遗民也乘机发动叛变，战事不断，为了巩固周王室建立不久的政权，周成王封叔虞为唐君以藩屏王畿，为了表示对叔虞的厚望，周成王特地在镐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

封唐典礼”。

在这次典礼上，周成王赏赐了叔虞大量的传世奇宝和金玉珍品，其中有“

大辂、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等。“

大辂”指的是装饰华美的天子之车，“

沽洗之钟”是礼器，此二者表示周王室对叔虞的恩宠。“

密须之鼓”与“

阙巩之甲”皆是周武王征服其他诸侯所获的战利品，这是向其他人炫耀武功，更希望叔虞效法文王与武王，为周王室建功立业。

在这次盛典上，周成王还为叔虞派遣了

怀姓九宗及

职官五正，帮其迅速组成新的诸侯政府。据王国维考证，“

怀姓”即隗姓，来源于晋西北，是叔虞政权的最有力支持者。而“

职官五正”则是真正的干部队伍，即“

五行”之长官，分别管理农耕、内政、祭祀、战争等事宜。

在此次大典中，最了不起的便是周王朝对叔虞赐予了“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简单来讲，“

启以夏政”就是要叔虞到封地唐国，用夏朝的传统之政启迪诱导民众。“

疆以戎索”便是用戎人的规矩约束、驾驭戎人，依照戎人的习惯与唐国东、北的戎、狄民族交往和治理。这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反映出周王室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治国理念。由于唐国夏商朝遗民最多，再加上复杂的地理环境，矛盾交错，政局不稳，所以周王室并没有要求叔虞在唐国强行推行“

周礼”及“

井田制”，而是以夏人之政治理夏商遗民，以戎人之法来治理戎人之民，这在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中国古代的“

一国两制”甚至是“

一国三制”吗？

这不但表现了当时周王室的开明与器量，更显示出周王室在政治上所具有的远见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这一治国方略使得唐国形势迅速安定，成为周王室的坚实屏障，而且不仅影响着叔虞封唐后的唐国，还甚至直接影响着后来“

改唐为晋”后的晋国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赵武灵王的“

胡服骑射”改革也是源于此。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具有极强的变革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国历史久远，文字记载不多且不必说，我们就以“

改唐为晋”后的晋国和“

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来看。

首先、“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催生了法制思想，使晋国成为“法制”形成最早的国家。

公元前514年，晋六卿联合起来灭掉祁氏、羊舌氏，从此晋国公族殆尽，公氏急剧衰落，卿大夫的势力更加强大，从这个时期开始，六卿联合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了互相制约，巩固各自既得利益，六卿不仅用旧的礼制来不断盟誓，而且也加强了法制。公元前550年，晋正卿范宣子制定了晋国史上第一部刑事法规——《

范宣子刑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刑事法规，当时藏于密室，并没有公布。直到36年后，六卿已无法和平相处，赵鞅在汝水之滨筑城，将《

范宣子刑书》铸在大铁鼎上，可以说，这是当时政治制度的一大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范宣子刑书》本身就是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法律体现，它的公布代表着中国从“

礼治”走向“

法治”的标志。所以在《

范宣子刑书》公布后，晋国外的其他国家便群起而反对，孔子首先抨击曰：“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这说明孔子本身就是奴隶制度的卫道士，反过来也证明了晋国在法治方面，已经走到了其他诸侯国的前面。

晋国的这一变革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

三国分晋”后的魏国，其君主魏文侯积极变法，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所著《

法经》更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在他思想的影响下，魏国形成波澜壮阔的改革热潮，因而魏国成为当时法家思想的摇篮。

其次、“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更是为政治上的变革提供了事实上的理论依据。

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晋国发生的叛乱现象更多。尤其是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将其叔父成师封于曲沃后，成师及其子孙们先后经过67年，向晋公室发动了六次夺权战争，杀死了五任国君、驱逐一任国君，终于获得成功，晋公室移祚于曲沃。

在当时宗法社会的传统下，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最起码在其他诸侯国是这样，然而在晋国似乎这并不代表什么，武公夺权后，周王室同样也承认了晋侯的合法地位，实际上这也是周王室对“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政策的一种肯定，并没有过多干涉晋国内政。

对许多史书而言，成师及其子孙夺权都认作是非法的，然而在现在看来，这又何尝不是晋国内部的一次意义非凡的政治变革呢？通过这次夺权，晋国才再次中兴，才有了后来强大的晋国，才有了“

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主地位，才会诞生晋文公这样的英武君主，才会有了后来战国七雄的韩、赵、魏三国，所以说所谓夺权，只不过是“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在政治上的衍生运用而已。

再次、“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实施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比如说，“

人殉制度”就是奴隶制社会的陋习代表之一，在晋国便受到了谴责。魏武子在生前有一个宠妾由于没有生育，按照传统应该在魏武子死后殉葬，魏武子却嘱咐儿子魏颗说等他死后，将该女子再嫁出去，可见当时晋国已经有废除人殉的风气。然而在魏武子临终之时，想让该宠妾为他殉葬，得到大臣和儿子们的一致反对，所以等魏武子死后，魏颗还是将该女子外嫁出去。这说明废除活人殉葬制度在当时已经得到社会普遍支持，所以在人殉制度走向衰落之时，奴隶获释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公元前550年栾氏与范氏的斗争中，范宣子答应以杀死栾氏的家臣斗士督戎为条件，解除了斐豹的奴籍。公元前493年，赵鞅宣布：“

克敌者，人臣隶圉（yǔ）免。”作战有功的奴隶可以得到赦免，这也是新制度诞生的标志。

另外，周王室实行的土地制是“

井田制”，这种土地制实际上属于土地公有制的一种，然而因而晋国地理环境的不同，长期以来实行着“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故而“

井田制”的实施又与周王室大不同。晋国国君将土地分授给农民以个体小农方式经营，正是这样，使得晋国土地私有制逐步加深，在春秋后期，土地大部分成为卿大夫的私有财产，并且社会上出现了土地转让、交换、出售等商业现象，这无疑在根本上已经具备了封建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所以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瓦解了奴隶制，是完全有着现实表现的。

最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也深深影响着文化的变革、批判。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则忠实的为政治经济服务，因而“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在文化上也有所表现。

比如《

诗经·唐风》中的《

扬之水》就是歌颂曲沃成师向晋公室发动夺权的优秀诗篇，从诗中可以看出，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但人心显然是向着成师的。另外《

杕杜》一诗中诗人则以流浪者的形象比喻晋公室因循守旧，骨肉分离，不得人心，孤立无助的状态，预示晋公室将会被曲沃替代。

如果说对晋公室反抗力度最大，反抗情绪最激烈的莫过于《

诗经·魏风》中的《

伐檀》、《

硕鼠》两首优秀作品，是晋人最具有批判、变革精神的壮丽诗篇，这一切可谓都是脱胎换骨于“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可见其从周朝开始，对晋地影响至深。

结语

所以说，叔虞封唐虽说是晋国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起点，但其中对其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周王室为叔虞制定的“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晋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格局。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更是难能可贵的实现了古代“

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促进了民族融合，为赵武灵王的“

胡服骑射”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

参考资料：《左传》、《竹书纪年》、《史记》、《逸周书》、《国语》、《诗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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