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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所谓“古人”，可以前推至孔子，这就距今超过2500年；还包括《诗》《书》等古籍，大约距今3000年。西周以降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显然是相信曾经存在过这个“夏朝”的，所以言必称“三代”。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籍“经典”，皆不言“夏”之前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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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存在毫无疑义，但并不确定当时是否有文字资料

夏朝存在毫无疑义，但并不确定当时是否有文字简介 文章

所谓“古人”，可以前推至孔子，这就距今超过2500年；还包括《诗》《书》等古籍，大约距今3000年。

西周以降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显然是相信曾经存在过这个“夏朝”的，所以言必称“三代”。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籍“经典”，皆不言“夏”之前还有延续几百年的朝代，如《诗》《书》孔子著作，莫不如此。

司马迁只说古代更早还有“五帝”，且与“三代”一脉相承，也不说“夏”的前面还有哪几个“朝代”，甚至“三皇”也未提到。这可以看作是古人的“历史严谨”和“学术严谨”。

东周伊始，有相当部分文献保留了下来，佐以器物、遗址发现，足可证实东周是存在过的。

受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上世纪初，国内一些学者，如夏曾佑等，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

不过，此“疑古”非彼“疑古”，有人把顾颉刚的“疑古”与此混为一谈，这属于极谬之误解。

甲骨文

上世纪20年代左右，甲骨文研究使人们对中国“朝代史”的认知，一下子前推到了距今3600年的商代。

甲骨卜辞证明，司马迁列出的商王世系，只有个别差错，由此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那么，这对《史记·夏本纪》的可靠性，是否也有间接印证作用呢？

说到底，现在的人们询问“夏朝是否真实存在”，其实是《诗》、《书》、孔子、司马迁所说的“三代”是否可信的问题。

关于夏朝是否真实存在，有两条“考查线索”——一是古籍记载，一是考古学证据。

古典经籍告诉人们，夏朝起于距今4000年左右。

从考古学来说，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等，是符合“夏朝”存在之年代的。

换个角度说，距今5300到4900年的良渚文明、河洛古国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等，都有足够考古证据，证明当时已经进入古国或古王国时代。这些遗址所呈现的文化和文明的年代，均在“夏朝”之前。

所以，不难断定，距今4000年的时候，在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存在一个叫做“夏”的王国，从考古学角度来说，是完全可能的。

只有一种例外，就是这个王国，不称为“夏”，而叫其他什么，比如称“春”或者“秋”。

考古学证据明明摆在那里，这些年来，关于“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人们究竟在争论什么呢？概括起来无非两点——夏朝度邑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夏朝的文字证据证实其确实存在。

徐旭升先生和邹衍先生，是探索研究夏文华的先驱。

邹衡先生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

“用什么方法辨认夏文化”，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关于夏文化，包括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都邑推定法”——夏都到底在哪里。

对于此种方法，大致又分两类。

一类，是直接断定哪里是夏朝度邑。比如，主张登封王城岗遗址为禹都；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还有主张三星堆遗址为夏都，等等。

另一类，是以确定汤亳所在为基点，按照史籍记述向西推定。

除“都邑推定法”外，另有“文字证据法”之观点。这最简单直接——要想证实哪里属于夏文华或者夏朝度邑，拿文字证据来。

持此观点的，在考古界和史学界中似乎较少，倒是“业外”人士居多。

也是在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当然，他主张的，是以“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材料”，以“证实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而并不涉及古史的重建。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将“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割裂，肯定不是包括解决“夏朝是否真实存在”的好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文字问题。

文字，汉字也不例外，总有个产生过程。

徐中舒先生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

他认为，汉字是在商朝正式形成的，而且是在武丁之后的二百七十余年中逐渐成熟的。

即便在殷商前期，也未见有甲骨文出土。徐先生说，文字滥觞于大汶口文化，为殷商所继承。这个过程，与巫卜集团，即后来的“儒家”代表孔子的祖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古代虞夏之族，包括韦、顾、昆吾三族，及其后裔匈奴、越等，均无文字保存下来，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

夏代很可能没有文字，对这一点，考古界史学界很多学者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少有学者在已有考古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资料上质疑考古成果。这也是使更多人纠结于“都邑推定法”的重要原因。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

人们面对的事实就是，在文字还没产生的情况下，如何判定“夏朝是否真实存在”。

孙庆伟教授认为，应该提倡一种比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更具广泛意义，是用于各类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他称之为“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并以之来研究夏文化。具体说——第一，要带着研究夏代文化的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第二，要尽可能在夏代及相关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

在《鼏宅禹迹》一书中，他就此发表了对夏文化研究的看法。结论，当然是夏朝确实真实存在。

说到这里，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夏代已经有了文字。

至少，在商周，曾经有古代典籍更多地记录过夏朝的事情。

从流传下来的《左传》《谷梁传》《国语》《管子》《庄子》《墨子》《吕氏春秋》《孟子》《逸周书》《礼记》《周礼》等古籍中的记载看，确实在秦代之前，曾经有很多没流传下来的古代著作。简单举例如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世》《经世》《世传》《纪》《上古记》《故记》《春秋之记》《史记》《春秋》《鲁春秋》《周春秋》《燕春秋》《齐春秋》《宋春秋》《乘》《檮杌》《志》《上志》《前志》《军志》《周志》《郑志》《书》《丹书》《刑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郑书》《楚书》《儒书》《虞箴》《夏箴》《商箴》《周箴》《诰》，等等。

从前述古籍引用这些著作的情况看，都是不见于后来各种古籍的，就是说，并不与其他古籍重复。

这些古籍，司马迁显然也未能见到。其亡失，大概率要归责于秦皇焚书了。

即便这些古籍不属于夏朝，至少极可能记录了更多夏代的信息。

总结几句——夏朝之存在，是不必怀疑的事情。没有文字，也应该曾经存在，总有办法证实。这件事，专业性很强，相信随着考古的大规模推进，会有惊喜呈现在人们面前。或许孙庆伟教授的话有道理——“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不妨多一些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