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有两个阶段

周天子从有名有实的天下共主到有名无实的天下共主

周王室势力的持续衰落是它开始失去有名有实共主地位的根源。

1、西周初年，大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地盘占据天下1/3，相比于各大诸侯就是巨无霸。

西周初年，大周两封天下70多位诸侯，以分封制度控制天下，各大诸侯自成一国。但大周并不傻，因为留给自己的直属地盘占据了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一。

大周的直属地盘也叫王畿，西周初年有两大王畿。渭水流域、经水流域、西洛水下游及汉水以北地区都在西王畿之内，大约包括现在陕西省渭南、商洛、汉中、咸阳、宝鸡等几个地区及甘肃省东部几个县。东王畿以成周洛邑为中心，向四周各伸展约三百里即为其边界。

因此，两大王畿的总面积大约为方千里，即100万平方里。而秦并天下之时，国土面积约340万平方公里。大周王畿独占天下1/3土地，而剩余70多位诸侯分剩余240万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每一个诸侯不到4万平方公里（齐楚晋等大诸侯除外）。

可以说，在西周初年，各大诸侯在实力上都逊色于西周王室。这便是西周时代，大周为有名有实的天下共主的根本。

2、王畿治理采用“畿内邦君”的制度，“邦君”对封地只有支配权，没有所有权。

大周为了有效治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王畿之地，采取了在王畿之内封邦君的制度。也就是将王畿之地赐予臣子，拥有了封地的臣子变成为“邦君”。所谓邦君就是“王畿之内的诸侯”。这类诸侯有个特点，其官员均由大周中央政府任命，且封地的继承也有大周中央政府随时调整，邦君没有自主决定权。

这种“畿内邦君”的制度介于封建和中央集权之间，能协助大周王室高效管理王畿。对于王畿之外的诸侯，大周王室没有精力干涉太多，就只能让他们自治。

西周初年对王畿内外的分封，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大周王室精妙的政治智慧，也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毕竟，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周王室要管理近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在是力不从心。不如自己占据天下最肥沃的土地，然后将剩余土地都分出去。

3、周王室的衰落就是从“畿内邦君”的制度的崩溃开始的。

西周到第四代君王昭王之时，南方的扬越各部占据乐丰富的铜矿资源。在铁器技术还没有崛起之时，铜矿就是“核武储备”。拥有了铜矿才能源源不断生产兵器，维持庞大军备武装。

周昭王

因此，为控制铜矿资源，昭王开始了三次亲征南方的壮举。但打仗这事极为耗费国力，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耗费了大隋国力，国内军阀乘机起兵造反。而此时的大周也是如此，只不过搞事的是“畿内邦君”。

昭王三次亲征南方导致国力不济。很快，周王室对王畿的控制力开始减弱。而此时西方的犬戎又不断骚扰边界。大周开始显现十分被动的局面。在王畿之内，周天子又要依靠邦君的财力支持才能维持统治。

此时，邦君们开始趁火打劫，以进贡为条件向王室谈条件，要求封地的完全自治权，包括官员任免和自主继承。于是，“畿内邦君”制度开始转化为“完全封建”制度。西周的衰落自此开始。

但这种衰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经过国人共和、平王东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加速，王畿之地越来越小，周王室的实力越来越弱，最终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天下共主。

周天子从有名无实的天下共主到无名无实、身死国灭

东周开始，虽然周天子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但好歹也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经过春秋战国的洗礼和摧残，周天子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保不住了。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灭东周。周天子也就不存在了，“天下共主”也就随风而逝了。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对比：为什么周天子就不能跟日本的天皇一样，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一直传下去呢？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日本受神道教影响，将天皇人格神化，与“人”区别开来。无论日本国内发生什么战乱，天皇作为“神”，始终被供奉起来，地位安稳。

1、中国政治从来没有被宗教影响，因此也就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将周天子推到“神”的位置。

周公

自《尚书》有记载始，古代中国的政治逻辑就是“民为邦本”。周公制《周礼》进一步提出“敬天保民”思想。这种将政权稳定与民心向背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贯穿整个中华古代史。因此，中国古代缺乏政教合一基础，民心向背导致的改朝换代有非常强的合法性。

这也就解释了“商代夏”、“周代商”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因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秦相吕不韦率兵吞并东周于巩。至此，东西两周皆为秦所灭。

后世，儒家进一步将天意具象化为民意，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完全与中国古代政治关联在一起，不断影响着社会方方面面。尤其是隋唐开科举后，儒家思想进一步向政治渗透，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

儒家自始就对于鬼神之说避之不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政权更迭，儒家有一套“民心”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如果统治阶级不得民心，那么改朝换代是合乎逻辑的。故而，无论汉、唐、宋、明，虽然皇帝的血统不一样，但都不乏大忠臣。这些忠臣，同受儒家思想熏陶，既效忠朝廷，又忠于儒家理论。

在中国，自上古时期开始，政权的更迭就有十分合法的理由，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儒教又将此思想进一步强化。即使佛教努力尝试影响政治，也最终失败。故而，自上古始，中国就无法形成宗教对政权的影响，更不用说政教合一了。

日本的神道教将天皇神化，“天皇为神后裔”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天皇被供奉起来，但也无法掌政治权力。其结果就是，手握政权的幕府如何更迭，都不影响天皇地位。

2、日本与中国不同，最早有记载的是神话史，天皇人格神化具备基础。

日本最早的神话书籍《古事记》称，日本天皇是日本神话中的创世之神天照大神的后裔。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均在《古事记》中出现过。但神武天皇到仲哀天皇（共14位天皇）在历史中是无法无法确认的。

历史学家推测，应该是为了完成天皇从神到人的过渡而在《古事记》虚构出来的。日本这种将神话与历史掺杂在一起的做法，很好解决了天皇人格如何神化的问题。此后，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于天皇为神的后裔的说法，深信不疑。

周天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是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有名有实到有名无实，这是从“畿内邦君”制度的崩溃开始的。第二阶段从有名无实到无名无实，这是由于中国政治没有受到宗教影响，无法像日本一样，将天子化为神明。故而改朝换代就毫无心理压力，所谓“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