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退魏、东攻齐、南败楚，春秋战国时代宋国复殷商之路

春秋战国诸侯国国都分布

复国梦不灭

西周初年,周人平定了纣王之子武庚的反叛,为防止商朝遗民再次反叛,就将他们分成两个部分,参与反叛的那部分殷“顽民”被迁到东都洛邑,严密监视;而持“中立”态度的那部分商族则受到优待,并被立为典型。在“国际”政治和地缘博弈当中,将“非我族类”的人全部消灭或迁走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并不一定是上佳的解决方案。根据先秦时代的惯例:一个正统王朝建立,要先做好“兴灭国,继绝世”,这样才能使“天下之民归心焉”。因此,一个商族后裔国家—宋国建立了,纣王庶出兄长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主,以奉商朝宗祀。周王甚至还破例授予宋公这一爵位,要知道公一般只授予周王直系子嗣,即使燕、齐、晋等国最初也只是被封为第二等的侯爵。但这些并不说明周王室对宋真的放心了。相反,周王室在宋国周边建立数个姬姓封国(卫、鲁)以对其进行监视,又派遣周军三大主力之一的股八师驻防于股之故地朝歌,以时刻应对商族。这种恩威并施、区别对待的方案,为稳定西周的统治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国的腹地位于今河南商丘市境内,据考证这里曾是股商诸多都城之。仔细观察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难发现,这是一块平坦辽阔的土地,大道和航道纵横,“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这种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地理条件,为宋国发展商业带来可能。经商是商族人的老本行。与视农业为本的周朝相比,商朝是一个商业国家(有人推断说“商人”这个名词现在作为交易中间人的代名词,可能就是源自“商族”),商族在经商和手工业方面十分擅长,尤其是股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销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当商族在政治上没有企图时,这两方面的优势反而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有人说这种情况与二战后日本在政治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军力发展被限制后,却在二三十年间实现经济腾飞颇为相似)。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商族，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商贾”这个自古以来就备受轻视的职业中来顽强地证明自己。

商人经商,周公是支持的,还确立了“优待殷人”的原则—一商族百姓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生活,而不必完全按照周礼的约束。典型的例子就是商族人可以聚众饮酒作乐(商族很喜欢杯中之物),而周人这样做则要受到严厉处罚。这些优待政策,促进商族创造了数量可观的财富,为宋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发展经济只是商族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业,复兴殷商才是宋国上下最大的梦想。春秋初期,“小霸”郑国的崛起,让宋国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公元前43年齐桓公去世、中原霸主之位空悬,宋襄公看到了希望。

宋襄公

昙花一霸

桓公死后,宋襄公一直试图填补中原霸权的空白,屡以“霸主”姿态对待周围小国。公元前642年,他率领曹(今山东曹县)、卫等国诸侯,带兵平定齐国内乱。公元前645年,他为清算旧怨而出兵讨伐曹国。此后,膝国(今山东膝县西南)国君婴齐因公开驳斥宋襄公,即被他拘执。公元前641年,宋襄公召集曹国、邾国(今山东邹县)以及东夷诸国在曹南(今山东曹县南)会盟。但酆国(今山东苍山县)国君邮子没来参加会盟,宋襄公居然做出了“杀酆子以慑服东夷”的决定。

不过,春秋时期“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即称霸者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实力为基础,借助于提倡仁义为号召,但归根结底,霸主一定要是大国。宋虽不算小国,但与齐、晋、楚等国相比,毕竟差了一个等级,其国力甚至不能与郑、鲁等国相提并论。宋襄公要建树霸业,有些不自量力。地缘上看,宋国位于黄淮平原的东部,土地平坦辽阔,其东部虽有芒砀山,却基本无险关要隘可守。自北向南,宋境内依次有汴水、濮水、涡水睢水、颖水、浍水及获水与泗水等河流呈扇形展开。这种没有山脉保护的平原地区,就是所谓的“四战之地”。尽管春秋后期吴国依托纯粹的平原,也成了一方霸主,但吴国的经验在于提升了河流的战略作用,依靠人工修筑引导构筑出一套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适合自己战略防御的河网系统。如果让吴人来经营宋地,他们也许会想办法向北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济水,向南延伸至淮河然后再在商丘的东西两侧,选取两条甚至数条南北向的河流,构筑一条可以循环的河网系统。事实上,后来吴人北入中原争霸时,正是这样做的,邗沟的开挖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产物。然而,春秋初年的宋人并没有后来吴人的意识(即便宋国的河流冬季有可能结冰,但不像吴国江南那样可四季行船,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没有长江那么宽阔,如果建成封闭、全面的水上防御系统,仍可为宋国的逐级抵抗提供便利),宋襄公图谋称霸甚至没有将地缘因素考虑进去。

在宋襄公看来,资格才是首位的。如果周王室权威尚存,或许会论资排辈地选出一个“诸侯之长”。尽管宋人非姬姓,但殷商王族后裔和公国之尊的双重身份,让他自视比他国更有资格成为新盟主。公元前639年,宋、楚及陈、蔡等国在盂(今河南睢县境内)会盟,宋襄公呵斥楚成王:“汝以假公压吾真公乎?”纵观历史,一国不通过与其他大国进行一场甚至数场战争,是根本无法获得稳固霸主地位的。宋襄公仅仅通过对几个小国的胜利(如曹国),就要称霸是不可想象的。更可悲的是,第二年,公元前638年秋宋楚爆发泓水之战(古河流名,今河南拓城境内)。楚军来犯之时,宋军本可依托泓水作为防线,但这条天然防线并未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是宋襄公命令“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可惜春秋无义战,宋襄公的“仁义道德”使霸业成空。

宋国军队

弭兵之盟

宋襄公图霸失败后，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归国即位,国势大增,开始了对霸业的追求。由于宋国在“天下之中”,所处极具战略意义:宋在春秋兼并了宿国(今山东东平东南)、逼阳国(今山东枣庄南)、曹国以及杞国(今河南杞县一带)、戴国(今河南民权东北)和彭(今江苏徐州)等六国之地,实为“南北之要冲,列国之门户”。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宋国战略位置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陈、郑、宋皆在河南为要枢,郑处其西,宋处其东,陈介乎郑、宋之间。得郑则可以致西诸侯,得宋则可以致东诸侯。”

对楚晋两强具体而言:楚与齐、鲁的往来路线,是出方城(今河南南阳境内)隘口,东经召陵(今河南漯河境内)过陈国(今河南唯阳一带东北行,经宋而达鲁境,再到泰山以北的齐国。而晋国与吴国的联系路线,是由延津(今河南新乡境内)渡过黄河,经过宋国,越淮河、长江而至太湖流域。宋国不仅战略位置重要,其国力在中原诸侯里也较为强盛,辽阔的疆域在当时甚为可观,且有兵车千乘左右,在列国争霸作战中投向何方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中原诸国尤其是宋国的归附就成了争霸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城濮之战和邺之战,均因晋楚争宋而引起。公元633年,楚率陈郑、蔡等国围宋都商丘,宋向晋告急。次年,晋楚爆发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楚晋郄之战,晋败。数年后,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所以,顾栋高论断:“宋为中国门户,常倔强不肯即楚,以为东诸侯之卫。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

然而,宋国长期跟随晋国出兵征战,同时还受到楚郑的不断侵伐,早已不堪重负。春秋末期,晋吴结盟抗楚,两国来往频繁,作为交通要道的宋国更难摆脱兵征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宋国两次充当弭兵的倡导者,分别于公元前579年与公元前546年,召集晋楚在宋会盟,平分霸权。

最佳配角

中原诸国在享受了第二次弭兵所带来的近百年和平后,战国七雄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战国七雄是战国时代主角,那么还有一些春秋时代的老牌诸侯国在夹缝中求生存,比如郑、宋、卫、鲁等。不过,配角也有配角的排名。如果要为配角们做个排序的话,战国后期曾经中兴一时的宋国绝对可以排在前列。

与战国时期中原其他几个老牌诸侯国相比,宋国的状态还算不错。宋的西邻、曾经的“小霸”郑国,在公元前375年就被韩国吞并了;北边显赫一时的卫国,公元前330年沦为魏国的附属;至于东面的鲁国,公元前323年仅剩都城曲阜及周边一带。而宋国的地缘实力并未见削弱,最起码在战国七雄相继称王之后,宋国国君子偃于公元前318年自立为王。之后,宋国东伐齐,攻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里;西战魏,攻取二城。宋国又攻灭滕国、讨伐薛国(今山东滕州境内),其国力达至顶峰,被称为“五千乘之劲宋”。

很多人或许会奇怪,以宋国这种“四战之地”,为何在郑、卫、鲁、宋四个中原区域强国中发展得最好。尤其是与最先被灭亡的郑国相比,宋郑的地缘十分类似,一东一西,分别占据了中原地区的两端,而灭国时间却相差近90年。尽管9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但郑国亡在前头还是有其地缘因素的。郑国处在中原的西部,无论是秦人还是晋人,如果想进入中原争霸,都会将目标首先对准它。另一方面,从南阳盆地出“方城夏道”向中原渗透的楚人,也是郑国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说,郑国的位置处在诸强博弈的焦点,承受的压的位置处在诸强博弈的焦点,承受的压力最大,以至于三家分晋后,率先被东进的韩国所灭。而处在中原东端的宋国,所承受的压力就要小得多,无论是渭河平原的秦人,还是山西高原的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或是江汉平原的楚人,核心区都离宋国较远。齐国的核心区算是离宋国比较近的了,不过齐宋要想发生直接地缘博弈,必须先跨过鲁国。因此与诸大国的核心区相隔较远为宋国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不过,宋国从欲“称霸”转向“称王”,还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称霸”所谋求的是在体系中的独大;而“称王”所追求的则是将整个体系归于一家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诸国相继称王之后,天下重归一统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公元前286年，齐楚魏联合灭宋。

文章摘自《世界军事》2016年第三期《地缘经略新解：春秋战国时代之宋国》（编辑：李雷），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