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将匈奴称为猃狁或犬戎，秦国在与其抗争中兴起

见诸史书的征伐犬戎（猃狁）之战

《国语•周语上》记：“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氏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予必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后汉书•西羌传》说：“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可知犬戎乃一游牧部落，穆王西征，又迫使犬戎迁于太原。太原在今甘肃平凉以东泾川县西北。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太原之戎即被穆王所迁于太原之犬戎。猃狁这个民族，其实存在时间已经很久了。它大约是在西周中期开始崛起。后来又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在西周中后期开始成为周王朝的一个劲敌。直接威胁到西周的京畿地区，周宣王时曾多次对他用兵，但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

《诗经•小雅•六月》歌颂尹吉甫奉宣王命北伐猃狁胜利。据“俨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又说：“薄伐俨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诗经•小雅•出车》歌颂南仲奉宣王命北伐猃狁胜利。据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中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俨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俨狁于夷。”

《诗经•小雅•采薇》称：“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古文《毛序》以为《采薇》所说猃狁入侵在文王时，今文齐、鲁以为在懿王时。《汉书·匈奴传》也说：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但是诗中所说“一月三捷”，可能是宣王时的事，因为未见懿王克捷猃狁的记载。

《六月》既说猃狁“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又说“薄伐猃狁，至于大原”。镐即镐京，猃狁即是犬戎，这时正居于太原一带，即是太原之戎。

《史记•秦本纪》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日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

周宣王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注云：“见《竹书纪年》。”所谓太原戎，即是迁于太原的犬戎。据此可见周宣王三十一年（前797年）征伐太原的犬戎，但没有攻克。

秦正是在讨伐犬戎中兴起

《秦本纪》载：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秦在讨伐犬戎的过程中逐步兴起，由附庸、大夫而成为诸侯，同时在战斗中帮助周人避犬戎难而东徙。《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当时王叔陈生和伯舆两个卿士争权，晋侯派士匄前来王室调解，引起王叔之宰和伯舆的大夫瑕禽争讼，王叔之宰说这是“筚门圭窦之人”欺陵其上，瑕禽驳斥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箄门圭窦，其能来东底乎？”

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可知七个姓的贵族都是全族东徙的。在当时天灾和人祸交迫的紧急形势下，不仅周的贵族大量东徙，一般平民东徙的当然更多。

《秦本纪》又载周平王五年（前766年）秦襄公“伐戎至岐卒”，接着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年）秦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就是指大量东徙而余留之民。

周幽王

原住周原和西都王畿的周大小贵族以及平民，在人祸和天灾交迫下，临时窖藏铜器等财物，仓皇东迁，使得许多周贵族失去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速了西周王朝的衰亡，等到幽王被攻杀，于是不得不把政权机构东迁中原。当时申侯、曾侯引犬戎攻杀幽王，申侯、曾侯是要藉此控制周王室，而犬戎目的在劫略，《周本纪》所谓“尽取周赂去”。

实际上犬戎并未即去，因而避难东徙的周人不能再回归，周人窖藏的铜器因而在地下完整地保留到后世。

匈奴之名的起始

匈奴之名见诸史书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猃狁”与“匈奴”都是中原史学家为草原游牧民族起的名字，猃狁原指“丑陋的长嘴猎犬”，匈奴的意思是“一种恶犬”，两者意思大同小异。匈奴是由猃狁演化而来，二者是同一民族，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称呼，他们与华夏民族同祖同源。猃狁这个民族，其实存在时间已经很久了。

从上古到前3世纪末，匈奴人已从原始氏族，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时代。在秦王朝建立时，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头曼单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

可见，此时的匈奴部落联盟还不十分巩固，各部落之间仍聚散无常。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秦王朝建立前后，正是匈奴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其社会形态已开始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

匈奴的经济生活，一直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随美草甘水而驱牧”，“逐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生活。因而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狩猎在匈奴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史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子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不过，到前3世纪以前，已有匈奴人学会农业生产，在属于前7世纪至前3世纪的匈奴族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已发现石臼。因此，认为匈奴“无田畴之积”，无“耕田之业”并不完全准确。只是农业生产在匈奴经济中始终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在前3世纪左右，匈奴人已使用铁器，如197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的一批匈奴墓葬中，除发现有铜制的鹤嘴镐、锥、小锤、斧、凿、短剑等以外，还有铁刀，虽然这里的铁刀被认为“应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但铁器毕竟在这里出现了。

经济方面的变化，正是促使匈奴社会在前3世纪出现激烈变化的原因。当秦王朝建立前夕，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在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蒙古高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支“人习战攻以侵伐”的民族，常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当作“侵伐”对象，掠夺内地的人民、牲畜、财产，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尤其是当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中原战事方酣，匈奴趁各诸侯国无暇外顾，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对秦说来，匈奴占领“河南地”犹如一把刀插在背后，但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过程中，秦国不能不把抗击匈奴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任匈奴势力在北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