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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西周灭亡的传统阐述长期以来一直被褒姒这一神秘的角色所掩盖，因此必须首先廓清褒姒之谜。褒姒身世故事中的内在矛盾早在两百年前便由焦循指出。

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证据显示后世史学家所描述的褒姒这一角色其实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论证褒姒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以及在后世的历史记录中它又有着怎样的描述形式。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传说中分辨出后世添加的层次，并将后世的臆造与故事的原始内核相分离，那么我们就可能还原她真实的历史作用，或者说这个角色是否真正存在过。对褒姒的正确理解将为我们重新解释西周的灭亡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褒姒与烽火戏诸侯

一篇出自史伯批评幽王的昏暗统治的段落中史伯征引了两份资料：一首童谣和已经佚失的《训语》。

但这两条引述本身似乎与褒姒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它们也不能支持史伯将褒姒描绘成一个邪恶女子。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可能是史伯(如果他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或者说是《国语》这部书的编纂者，将这两份资料编联起来创造了一个引人人胜但却自相矛盾的故事。

不过，另外还有一段文字中也提到了褒姒，叙事者是史苏，篇幅较短，载于《国语·晋语》。与《郑语》中将褒姒记述为褒人为一次可能的败诉而支付给幽王的抵偿品不同，《晋语》中谈到了幽王对褒国的一次讨伐，根据叙事者的观点，这与献公伐骊戎十分类似；褒人将褒姒献给幽王以换取和平。史苏继续说道，褒姒得宠生了伯服。随后她与奸臣虢石父勾结，驱逐了王位的继承人宜臼。

史苏版本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它的简单，更在于它潜在的哲学：褒姒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实施报复的工具——“雌性杀手”。但在史伯的版本中，她却是一位古代邪神的转世，奉上天之命前来惩罚周王的倒行逆施，并且将周王朝引向灭亡。有些学者认为，《郑语》的成书年代可能要比《晋语》晚。如果此点属实，那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史学家和哲学家对西周灭亡之认识的一种转变。但它们也可能只是代表了褒姒身世故事的两个并存传统。

这两个版本自然都为司马迁所熟稔，但在《史记》中，他显然将史伯对褒姒身世的详细叙述与史苏关于褒姒导致西周灭亡的说法结合了起来。事实上，司马迁不仅复制了史伯的版本，而且还添加了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整个故事中最著名的一部分。

这个特殊的部分极可能来源于《吕氏春秋》，但太史公对其做了一定的修改。《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甚至比《郑语》还要晚，大约在公元前239年：

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子击鼓，诸侯之兵数之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在《史记》中，这个故事变成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亦不至……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烽火”之说显然是司马迁的虚构，因为《吕氏春秋》中仅说到了“鼓”；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即已存在，自不必提西周时期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为褒姒添加了一种更为神秘的特征：她不爱笑，甚至连话都不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她邪恶的力量“驱使”幽王费尽心思去取悦于她。

这种特征并非《吕氏春秋》或《国语》中的褒姒所有。在《吕氏春秋》中，这个故事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不计后果的统治者如何戏弄他的臣子，而司马迁却利用它来显示邪恶、心怀鬼胎的褒姒是如何引起西周王朝灭亡的。

鉴于《史记》对后世历史著述有着巨大的影响，《史记》晋升为褒姒故事的主流。然而，这个故事的发展并不止于《史记》；到公元10世纪，褒姒又被附加了另一个癖好爱听之声。

据《通志》：

褒姒好闻裂缯之声，王发缯，裂之以适其意。

我怀疑这次新的发展可能与缯国的名字有一定关系，“鄫国”之“鄫”在《国语》和《史记》中均作“缯”，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公元前780年，鄫遭到周王师的讨伐。很可能这次新的创作是基于对“缯”字的误读和曲解。

到了中古时期，古基本《竹书纪年》最初的“鄫”字已经被错误地引成“郐”字，同坐落在不同地区的另一个名为“郐”的诸侯国产生了混淆。“鄫”与“缯”之间的联系也因而丧失，而后一个字“缯”所具有“丝”的意思从而导致了“褒姒好闻裂增之声”这个故事的出现。我认为此处细致的文本分析能够清晰地解释《通志》所传递的这一新的虚构描述的来源。

二、褒姒何以妖魔化？

褒姒故事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妖女祸国”这个古老的信仰。虽然邪恶的男人更容易毁掉一个王朝，但当一个女人卷入到王朝的纷乱中去时，即便她在整起事件中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她的角色依旧会被夸大其词，并且在历史上可能会被妖魔化。

上面揭示的褒姒故事的发展就属于典型的将褒姒逐渐妖魔化的一个长期过程。

对女性的这种成见在由男人统治的世界中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主要是男人反对女人干政这一传统偏见所致。

在《尚书·牧誓》中，武王誓师时引述了一个古代谚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在《诗经·瞻仰》中诗人断言：“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值得注意的是，邪恶的女人妲己将商朝引向灭亡的神秘故事与褒姒故事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或许只有将褒姒妖魔化，西周王朝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之间的矛盾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和。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他们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

诸如褒姒的身世、神秘的行为以及其诱使幽王欺骗诸侯，从而导致周王朝灭亡的一系列臆造，都是围绕着《诗经》中的某些核心信息构建起来的。这些信息表明她也许在幽王统治时期扮演着一个政治角色，从而使其成为担当王朝灭亡罪责的理想对象。

如果她的名字确是褒姒(这一点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怀疑)，那么她很可能来自陕西南部山地，因为褒姒坐落在今天汉水上游的勉县境内。不过，为了理解西周灭亡的真实历史，我们必须首先从传说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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