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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古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追根溯源可以到《周礼》。但实际上，学者普遍认为，公侯伯子男未必是周代现实的制度，而是《周礼》《礼记》的理想蓝图。最早提出五等爵的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但又说“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看来，孟子所谓的五等爵是包括天子在内的，而子男只算一等，这也和《周礼》有所不同。那么，在《孟子》之前的爵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从一件青铜器说起。

1929年在洛阳马坡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作册令方彝”和“作册令簋”两种，大约是周成王、康王时期器物。“作册”是器主的官职，他在王身边负责册命；“令”是他的名字。在“作册令方彝”中提到“明公”受命率领“三事四方”的官员，其中包括“暨卿事寮、暨诸尹、暨里君、暨百工、暨诸侯：侯、甸、男”等，“明公”一般认为是周公旦的次子君陈，或者是周公旦的长子鲁侯伯禽。

这段铭文最有价值的就是“三事四方”的官员情况，而在《尚书·酒诰》也有类似的记载：“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酒诰》是周公旦发布给卫康叔的诏书，其中提及的是殷商的政治制度。另外在《尚书·康王之诰》也说“庶邦侯、甸、男、卫”。整体来看，殷商的职官分为内服和外服，其中外服就是在外服事的职官，包括侯、甸、男等，而周初继承了殷商制度。

侯服、男服，足以让我们眼前一亮，它们与侯爵、男爵是否有关系？

让我们看甲骨文。卜辞中有“某侯”“田（甸）某”“某任（男）”“某卫”“犬某”“某牧”的记载，这些侯、甸、男、卫、犬、牧表示的都是他们的外服身份。其中“侯”本义是箭靶子“射侯”，引申为军事长官；“甸”是“田，治田入谷”，代表粮食输送；“男”是“任，任王事”，“卫”是“为王捍卫”，都代表军事职能；“犬”则是负责田猎；“牧”是负责“畜牧”。这些外服职官一方面是商王的下属，另一方面又是半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类似周代“诸侯”。

可以发现，商代甲骨文和周初金文一致，侯、男表示的都是服制，而却没有公、伯、子。公、伯、子在甲骨文中又是什么呢？

“公”本义大概是长者，卜辞里多指商王的旁系先祖，如“勺岁于多公”；“伯”本义大概是头，引申为老大、首领，卜辞里多指方国首领，如“执三邦伯于父丁”；“子”本义是儿子，引申为商人贵族，卜辞里有“某子”“子某”。可见，公、伯、子具有强烈的亲属称谓色彩，引申为不同的贵族身份，和代表服事的侯、甸、男并非一个序列。另外说一下“君”，卜辞里也有“多君”，大概就是“多尹”，指的是内服百官的首长，也引申为贵族首领。

西周时期，商代外服的“犬”“牧”等已经不见了，但“侯”“甸”“男”保留了下来，代表诸侯的三个等级。而“公”则转换成了尊者生称，一种是位高权重的王室卿士，一种是国君的通称，包括敬称、自称、死称等。因为周“伯”取代了商“子”，所以两者关系进行互换，内服贵族多以“伯”称，而殷商旧族多以“子”称。当然这只是一般规律，实际上，“伯”本义就是老大，子可以作为谦称，那么也都能作为国君通称。

到了春秋时期，霸主往往召开会盟，这时候诸侯就需要确定强弱和服事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伯”“子”有了相对固定用法，而“甸”和较强的“男”被吸收入“伯”，从而形成“公侯伯子男”相对固定的称呼。但破绽仍然存在，比如《左传》说“郑，伯男”“曹，伯甸”。可见，郑原为男服、曹原为甸服，但在《春秋经》里都被安排成“伯”了；而许、宿这些比较弱的“男”才仍然称“男”，这就是为什么春秋的“男”显得非常少的原因。

所以，“公侯伯子男”是春秋时会盟确定的称呼，代表的是鲁国的一种政治观念。但是诸侯实力此消彼长，不可能由谁来制定一套制度。所以在春秋金文和《左传》中，对诸侯的称谓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最典型的就是楚、吴、越很早就称王，而《春秋经》却仍然叫他们“子”。而“伯”“子”也广泛作为卿大夫尊称使用，并非是诸侯的专属。但是到战国初年，孟子就把天子、公、侯、伯、子男列为周代五等爵，实为误会。

所谓“爵”，本义就是青铜爵。《诗经·大雅·桑柔》说“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大概在西周后期，爵就开始表示贵族的等级了。《左传》说“无失班爵”，那么春秋也有爵位。这个爵位就是“命”。一般来说，天子册封诸侯要赐命，比如《国语》周襄王赐晋文公“三命”，《左传》晋襄公赐先且居“三命”、赐郤缺“一命”。“命”就是他们的等级，而赐命所用的礼器就是“爵”。战国的“二十等爵”和其一脉相承，表现的都是个人的等级。

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五等爵”到底是如何被构建的了。实际上，诸侯、大夫都有爵位，这个爵位就是人身性的“命”。但诸侯国没有爵位，只有商周的“侯”“男”服制，以及春秋会盟形成的“公侯伯子男”现象。春秋末年服制解体后，到战国就有了“五等爵”和“五服”的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型，但更多出于儒家的理想构建，与甲骨文、金文、《左传》的记载都是不符合的。

所谓“五服”，始见于《国语·周语》，说西周“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与前述内、外服制也是不符合的；《史记·夏本纪》将五服追溯到大禹时，并以每服为五百里距离；《周礼》则变成了国（王）、侯、甸、男、采、卫、蛮、夷、要、荒的“九服”“九畿”了。地方以同心结构为中央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只可能是理想状态，显而易见，也是极不可靠的。

参考文献：

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郭沫若：《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

卢中阳：《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

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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