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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上一讲我们提到商朝的“外服”，提到商朝存在侯、甸、男、卫、犬、牧等外服职官，这一讲继续说商朝的“内服”。在《尚书·酒诰》里，商朝内服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这些职务在甲骨文中基本都能得到印证。首先说“百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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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提到商朝的“外服”，提到商朝存在侯、甸、男、卫、犬、牧等外服职官，这一讲继续说商朝的“内服”。在《尚书·酒诰》里，商朝内服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这些职务在甲骨文中基本都能得到印证。

首先说“百僚”。甲骨文有“寮”无“僚”，“寮”从表示宫室的“宀”与表示燃火的“尞”，也就是房屋，引申为官署，在甲骨文中有“韦师寮”。所以“百僚（寮）”就是指众多官署，今天同事还叫“同僚”即出自此义。“寮”的长官就是“尹”，甲骨文从“又”持“丨”，表示手持权杖，引申为长官，比如有名的“伊尹”。“尹”一职在周代以至后世都常用，比如周代楚国首相为令尹，“尹”加“口”为“君”，又有发号之意，与“尹”常互用。

接下来是比较复杂的“亚”。“亞（亚）”字像商代墓室的平面图，赵林先生指出，“亚”的世界观为“中国”概念的前身。从甲骨文的“亞”（无四角横线）字来看，不正是有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吗？“亚”也有表示第二的意思，比如甲骨文有“亚祖”，今天“亚军”也出自此义，《酒诰》的“亚”表示的是寮的次官，与后文提到具体内服职事的“亚”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亚”还有连襟的意思。也有作族名、人名用，比如那个很有名的“亚丑钺”。

然后是“服”，大概是具体指挥内服职事的官员，在“尹”“亚”之下。之后的宗工、百姓应该是服役的各族族长。其中甲骨文有“宗工”“多工”，“工”本义为某种工具，这里指服事工商业的家族；又有“多生”，“生”本义为出生，这里指一种亲属关系类型，与周代的“姓”尚有一定区别。“里居”当为“里君”之误，“里”本义为土田，引申为聚居之地，但商代尚无后世纯地域性组织的乡里，故“里君”应该是家族长兼任的地域长官。

商王就是通过百僚的庶尹、惟亚、惟服等官员，来支配宗工、多生、里君服役，而宗工、多生、里君等家族长又以整族为单位，为商王从事具体的内服职事。相对于外服，可以发现内服已经有了相对简单分工的政府雏形，这是由于商王对内服的控制比外服更强，故在商王国内能初步形成集权政体。而此时百僚的庶尹、惟亚、惟服等“中央”官员，也没有脱离其所在的族群，整个族群也同样要为商王服役某项职事。

那么，内服具体的职事是什么呢？《酒诰》没有记录，相关研究也比较少，只有卢中阳先生在《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中对这方面有探索。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亚”服，甲骨文中出现“多亚”和多种具体的“亚某”，如“亚乞”“亚雀”等。这个“亚”区分于表示次官的“亚”，而是一种军职。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号令的有“亚旅”一官，西周青铜器“晋侯苏钟”也有“亚旅”，可见“亚”直到西周还保留了下来。卜辞中有“多田、亚、任”连用，可见内服与外服有一起从事某项职事，还有“卫、射、亚”连用的记录，这里的“射”也是内服。

“射”在甲骨文从“弓”从“矢”，本义就是射箭，甲骨文有“射麋”“射鹿”的记载；又有“射”服，“多射”和多种具体的“射”，如“射允”“射倗”等。“射”服也是一种军职，可能主要负责射箭或者造箭，也可能还主持“射礼”。除了“亚”“射”之外，“戍”也是从事军事活动的内服之一，有“戍何”“戍辟”等，还形成了一定的军事编制“右戍”“中戍”“左戍”。甲骨文“戍”从“人”持戈，引申为戍守边境。

接下来有“马”服，甲骨文有“多马”，本来的职事的养马，比如秦人始祖非子就曾为周孝王养马。非子不仅仅是周天子的“弼马温”，而是以全族担任周王的“马服”。因为马多被用于军事，所以“马服”也常常参与战争。还有“工”服，甲骨文有“百工”，主要从事手工活动，也没有脱离农业生产，与《酒诰》的“宗工”族有一定差异。最后是“宁”服，甲骨文“宁”像贮藏的器具，“宁”服主要职事应该就是贮藏。

以上亚、射、戍、马、（百）工、宁即商王朝的内服职官。前文我们提到，商王对内服的从属关系比外服更重，因为他们本身就大多出自商王。他们往往被称为“子某”，合称“多子”，参与对商先公先王的祭祀。

为什么要被称为“子”呢？从甲骨文的“子”来看，与今天稍有不同的是上半部是“口”。这是一个人的侧面形象，“口”就是头，下面是双手、一脚和身体。本义就是儿子的“子”，有时也包括“女”，用法和今天差异不大。而且当时也没区分儿子、侄子，通通以“子”称之。相应的是“父”也不区分伯父、亲父、叔父，而只按排行划分为“大父”“中父”“父”。这表示商代中期时直系与旁系的区别还不严格，诸子有相对平等的继承权。

当然，这个“子”还只是出于亲属关系的子，必须要成为法律上的“子”，才能在社会被承认。所以有个叫“子子”的法律程序，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从此以后他就可以被称“子”。不但商王的诸子可以称“子”，内服职官的“子”也可以称“子”。所以这个“子”实际上就成了商人的标志。读到这里，您一定想到了商人的“子姓”，没错，商人的“子姓”就周人从“子某”这个称呼来命名的，但本身并不是商人的“姓”，商人当时还没有“姓”的概念。

“子”延伸的含义还不止“子姓”，后世的表字的“字”多称“子某”，比如“石家庄赵子龙”，也与“子”表示的法律人格有关。商代的“子某”也可以称“某子”，所以周代的卿大夫也多称“某子”，比如赵简子、智襄子；春秋战国诸子也多称“某子”，比如老子、孔子。这都来源于“子”这一尊贵的含义，不过“子”也因“儿子”的本义又产生贬义，比如《春秋经》对楚、吴、越称楚子、吴子、越子，后世骂人称“小子”，都是这个含义。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内服有“子”，外服有“侯”“男”，还有无服的“伯”。那么是否有“公”呢？确实有，不过“公”不是生人尊号，而多指旁系先祖，比如卜辞说“勺岁于多公”，与先王进行区别。那么所谓的“公侯伯子男”，在商代都有一定原型，但与周代的“五等爵”差别还很大。至于“公侯伯子男”是如何发展为五等爵的？我们后文会详细说明。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