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初始时期，当时孝道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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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要讨论孝道观念的产生，首先要确定何为“孝道”《吕氏春秋孝行》："今有人于此，行于亲重，而不简慢于亲疏，则事笃谨孝道秦刻石："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曾參……，孔子以为能通孝道。”“道”，原指人行的道路，上升到哲学范畴时则指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因此，中国传统思想里有所谓的“天道”，也就是指宇宙或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人道”，指社会发展规律，而“天道”与“人道”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一般是合一的。

所以，伦理学意义上的“道”通常指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孝道”在中国皆统思想里主要楚作为伦理意义上的名词，因之，所谓“孝道”就是以“孝”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然而由于“孝”的内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所以以"孝”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

殷商是中国传统“孝道”观念产生时期，这一产生的主要标志；就是在殷商时期“孝”的含义主要在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的"祀祖祭先的尊祖意识”外，产生了中国传统孝道“善事父母"的基本含义而学界也是以此为前提，进行孝道观念产生时代的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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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康学伟博士提出的'‘孝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的观点。康博士认为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当产生于古代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前期，而以颛顼时代为完全成熟的标志，发展于尧舜禹时代，至夏朝的建立开始解体。

学观念产生于这一时期是因具备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亲亲之情，二是个体婚制的建立。康博士还从文献与民族学方面进行了论证。

康博士此文正如他在文中指出的那样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和两种生产的社会结构原理，运用古文献及考古学、民放学的大置资料，笫一次全面论述孝观念的产生年代问题因此，此观点具有浓厚的逻辑和理论推导的意味，具体来讲，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一是前文已指出的，孝道观念有一个发展丰富演变的过程，此时的拿道观念只是源壬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一种胧的尊祖敬老的意识，尚难谈到“敬亲爰亲的感情”，而与后世谈论的“善事父母”的含义也根本不同。

而康博士在此文中所论述的"从本义与起源上说，孝指子女善事父母”的孝观念也还只是一种意识而已，尚未上升到明确的观念形态。而“子女善事父母"孝道规念的产生应在殷商时期、二是康博士所引征的文献多为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成书较晚，难免有后人的附会、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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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盛砖着大舜至孝的故事。大肆是传说中的人物，其所处的时代，据郭沫若说：“舜与象为兄弟而兄弟'并淫这正表明域皇、女英互为普那鲁亚，舜与象也互为普那鲁亚。”

此时，人类父子关系尚不能明确，何来子孝其父，显然是后人的附会。这正如顾颉刚所指出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意大。

那么，“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究竟产生于何时，学界里主张殷商时期的，以物荣国和李裕民为代表。杨氏根据“孝巳”的传说和史料，认为“在殷代，有了孝的事实，当然也就说明那时确有了孝的思想的产生李氏也有同样指出：“早在殷代，己经有了孝的事实，'但他们的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

其中以陈苏鎮、郑慧生和何平为代表。又战国文献多云武丁之子孝已以孝闻名，但这是以当时的观念附会古人，因而认为“孝”观念的起源早于殷周之际，尚有困难。而何平除做了文献材料上的考证否定外，更进一步指出；

《礼记表记》云：“殷人專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畫，尊而不信”。从生者对于祖灵的恣度来看，股人的孝蕙伦理观念似乎还很廉脆和浅薄，其于祭祀，更多的是为了祛祸除景，而绝不同于用人的“迫孝”，适也为散人善至殷代不可能提出“孝”提供了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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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吴锋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我们发现许多专家批判殷商孝起源说的根据并不是在殷商起源说本身，而在论证殷之孝起源的方法上。论证殷商起源说的专家们大多是在文字上下工夫，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孝的起源做探讨”这个总结很精辟，抓住了争论的核心问题这场争论只从文字、文献入手，方法比较单一。

况且文字的形成，总是落后于观念的形成，而且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其创制一开始就具备所指的特定内涌。

卜辞、金文中的孝虽仅指人名、地名，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孝是专用于人名、地名，况且卜辞、金文受其形式、载体的限制，并不能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要论证"善事父母”的章道观念在殷商产生，还需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说起。沈善洪、王凤贤认为：

孝的观念的产生，基于两种条件。一个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种基于血缘的“亲亲”之情，后来成为维系“孝”的感情纽带，而使家族繁荣与绵延，又成为“孝”的一个重要目的。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之情，后来成为维系“孝”的感情纽带，而使家族繁荣与绵延又成为“孝”的一个重要目的。

然而，仅仅是这种亲亲关系，还不足以形成“孝”这一道德观念。原始共产制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相对贫乏的基础上的，劳动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平均享受的，入们在分配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时，不允许在对待亲人和其他氏族成员上存在厚此薄彼的区别，不能有亲亲的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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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必将为风俗和传统习惯所不容，“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他们对于老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疽'圈抚养老人是氏族全体成员的事情，子女对父母并无特殊的责任和义务。所谓“亲亲”，主要是对整个氏族而言的。

“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个体家庭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中权利义务的关系的形成而出现的，这是“孝”的观念产生的另一个前提条件。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经济上的私有制度-出现，各种权利与义务关系便随之产生。在个体家庭中，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极大的权威，有权支配子女，子女蛔有尊散与服从的义务。"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可以说，"善事父母”的寧道观念是伴随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萌发的。

但是任何一个概念从萌发到成熟有一个相当长的传承和变异的过程。“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之所以在殷商时期产生，是因为这一时期具备了产生“善事父母”掌道观念的条件；其一，殷商出现稳定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关系，这一点从殷商的祭祀制度中体现出来。

另外，据朱凤翰研究：“商人家族从组织结构看，通常以一种多层次的亲属集团亦即宗族形式存在。并以之作为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宗族内最基层的组织是包含着几个核心家族的小型伸展家族。核心家族已是生活的细胞，但不具有经济功能，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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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心家族即我国学术界译作的'个体家庭'，由一对己婚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其二，殷商出现了嫡长子继承制，父母与孑女之间的对应关系明确；其三，殷商已出现了私有财产，而且殷人贪婪财富、喜富恶贫。

"殷人贵富”（《礼记崇义》），在《尚书洪范》中把富列为五福之一，把贫列为六极之一，因而周人和后儒骂殷人是“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从而可以看出殷商时期出现了个体家庭经济。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不高，所以个体家庭经济还很微弱。

这一切表明，作为调整父母与于女之间关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孝道”观念，已在殷商时期产生了。我国现存甲骨文中是否有“孝”字，仍在争论，但有''老”与“考”字。

据古文字学家考证，“老”和“考”与“孝”的涵义大体相同，都代表后代对父毋及祖先的瞻养、热爱和尊敬。当然，殷商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集体耕作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族血缘纽带既很牢固，个体家庭便无存身之所”，其结果便是父权卑微地依附于宗权之下。

因而，其时作为个体家庭经济中父子权利义务关系道德反映的孝道观念尚不可能十分明晰。另外，殷商时期，宗法制度也不完善，而且，个体家庭经济因素的微弱与宗族势力的强大形成巨大的反差，使得孝的对象主要指向宗族共同的先公先祖，而非个体家庭的父母或祖父母，以满足宗族共同体凝聚的特殊需要。

结语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使得“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在殷商时期仅仅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和夏代一样，孝道观念的宗教意义是绝对性的，对祖先的祭祀是殷商时期孝道观念的主要内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