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邑考名字的来历出发，看这个悲剧角色背后不为人知的周朝故事

可是除了上述的这些故事情节外，对于伯邑考的来历小说却很少提及。除了知道他是姬昌的长子外，小说中并没有更多的内容。在小说之外商周历史的文献典籍之中，伯邑考仍旧缺乏详实的资料，就连姓名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么伯邑考到底是谁？他的人生经历是再怎样的？他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小说中情节是否是以历史原型展开的？这样的问题在很多《封神演义》的书迷群体中讨论不休，也形成了不少的学术性结论。这些结论有的是以商周时期的历史典籍为依据的合理推测，也有的是主观臆测，却仍旧改变不了伯邑考谜一般的状态。

伯邑考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除了典籍中明确指出他是姬昌长子外，并没有更多得到公认的信息。从名字上来看，只有开头的“伯”字代表了他是家中老大的地位，“邑考”二字的说法就比较多了。一种说法是邑是他的封地，考是因为祭祀礼节需要而增加字。另一种说法是“邑考”为名字，是商周少见的双名的人物。可是从历史典籍来看，第二种说法成立的可能性最低。虽然商周已经有了双名的命名方法，但这都不是正规的礼节。直到魏晋之前，中国人都基本上是以单名为标准的。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礼节，尤其是贵族家庭，对礼节的重视标志着对外的名誉和评价。因此在商周早期的贵族家庭中，嫡出的子嗣几乎没有出现过用双名的情况，甚至于庶出的子嗣也不愿意用双名。所以几乎可以确定只有庶出或私生子的身份，才有可能在名字中用双名。伯邑考作为姬昌的长子，西伯侯家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不可能用双名来表示。实际上在姬昌的十个儿子中，也只有第六子曹叔振铎是双名。从典籍来看，曹叔振铎已经远离了周朝的继承体系，而且是否周武王姬发的母亲太姒亲生，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所以从商周时期的礼节来看，伯邑考的名字不会叫“邑考”，他的这种称呼的来源处于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从商周的礼节习俗来看，伯邑考是老大，称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与别的兄弟不同，相关典籍中并没有把他的封地名放在前面。比如说在史书上又姬发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的说法，都是把他们的封地管、蔡、曹这样的诸侯国放在前面。而且从名字结构看，三个字中并没有真正的名字，都是代称。因此这种不和常理的命名方式，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认为伯邑考的名字不符合规矩，第一种情况也被人质疑。

其实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伯邑考的存在尤其特殊性。首先伯邑考这个说法的存在，是出现在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姬发祭祀先祖时。在《逸周书·世俘解》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王不革服，格于庙，秉黄钺，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

由此可见，伯邑考是作为祭祀的尊称，而不是名字。姬发将伯邑考上升到了列祖的地位，因此用了尊称。《礼记》说：“生曰父，死曰考。”考是作为子辈对去世父辈的尊称。伯邑考已死，姬发以长兄如父的习俗称之为考，并不违反祭祀礼节。同时祭祀的姬昌也是称文王，这就侧面印证了“伯邑考”是尊称。

由于周朝史书中并没有留下伯邑考的真实名字，所以后世的史书也没办法称呼，只能沿用这个姬发在祭祀时的叫法。实际上这种写法进入史书是不合规的，但没有办法，不叫这个就没别的可用。至于说关于封地写在前面的问题，也是史书写法的出现才有的改变。

在被封于管之前，管叔鲜只叫叔鲜。而周公旦被封于鲁，却不叫鲁公旦。没有封地，名字上就不会出现封地名。周公旦虽然被封于鲁，但他自己却在周朝首都辅佐武王、成王、康王，鲁国的封地由其子伯禽继承。周朝为宗主国，地位更高，自然被称为周公旦，与此类似的还有封于燕国的召公奭。

伯邑考死于周朝建立之前，那时候中华大地由商朝统治。虽然伯邑考是姬昌的长子，但他死于姬昌之前，就没办法得到商朝的册封，自然不可能存在个人封地。在这种情况下，伯邑考的称呼中就不能把封地写在前面。可是从名字上看，伯邑考是有领地的，只是这个领地并非商朝所册封，而是家族所给的。名字中的这个“邑”字就代表了他的领地。很多人说这个字是周朝谦虚的说法，因为当时周为小国，商为宗主国，所以周称邑而商称邦。其实这个说法非常牵强，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可是从周朝建立的过程来看，伯邑考以邑作为领地是合理的。

在周朝建立过程中，又过多次迁都的情况，而伯邑考作为国家第一顺位继承人，姬发将首都作为他的领地称呼是符合礼节的。姬昌被商纣王放回之后，他和姜子牙等心腹积极谋划，使周朝大力发展起来，成为最强的诸侯国。在此过程中，姬昌讨伐了支持商纣王的崇国，占领其首都崇城，消灭了统治这里的崇侯虎。然后姬昌把首都从岐山下面迁到了丰邑，并在这里大肆修建和发展，这里成为周朝灭商朝之前的首都。从这个角度看，伯邑考作为长子是有资格以丰邑作为自己尊称名字的来源的。

有趣的是，在周朝初年以此作为尊称的并不只伯邑考一个，另一个是姬发的其子邑姜。邑姜是姜子牙的女儿，姬发的妻子，周成王和唐叔虞兄弟的母亲，也是周朝的第一任王后。从名字上看，这里面就有些蹊跷了。邑姜是周武王的王后，按照礼节应该叫武姜，其中武代表周武王，姜代表家族姓氏。

可她在史书上却被叫邑姜，这就与历史事实不同了。是史书上记错了么？查阅资料后可以发现，历史上这样的女人不少，邑姜并不是孤例。比如春秋时期秦穆公的女儿叫怀嬴，是因为她的首任丈夫是晋怀公。可晋怀公死后，她又被改嫁给了晋文公重耳，却仍旧叫做怀嬴，而不是文嬴。

以这种改嫁的例子看，难道邑姜和伯邑考还有点关系？细细思索这个猜测，却发现周朝建立过程中有个很有趣的争议性话题，姬昌和姜子牙是如何认识的？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反应肯定是“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姜子牙为了逃避商纣王的暴政，多到渭水附近的磻溪钓鱼，然后得到了姬昌的认可，最后成为周朝灭商的军事统帅。这个故事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存在，其中以司马迁的《史记》最为著名。因此这个故事也被主流历史圈认为是定论，姜子牙和姬昌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

可是在很多历史文献，包括《史记》中也记载了姜子牙和姬昌认识的另一个版本。原文是如此写的，“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於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从这段原文看，不但与《封神演义》中的内容完全不同，甚至颠覆了大多数人对姜子牙发迹过程的认知。在很多人心里，姜子牙是在渭水发迹，当时是姬昌从羑里回国后的事情，可这里所说却并非如此。

可这个版本却告诉人们，姬昌与姜子牙认识是在他被囚羑里期间。而且姜子牙因为名声在外，而被姬昌的心腹散宜生招揽。然后他帮助散宜生收集美女珍宝献给商纣王，这才救出了姬昌，让他能够顺利回国。因为这样的功劳，再加上姜子牙的本事，所以才有了后来被姬昌重用，拜为太师的事情。

对比两个版本的故事，可以发现其中除了内容大为不同外，可信度也有极大的区别。以常理而论，姬昌出游遇到钓鱼的姜子牙，一番谈话后拜为太师，显然是太过传奇，而不具有太大的可信度。太师为一国的重要官员，能够直接插手军政大事的，岂能渭水边随便聊聊就定下来的？

刘备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可初期诸葛亮也只是没有官职的幕僚，到了赤壁之战后才因功升为军师中郎将。即便如此诸葛亮也只能管管后勤，没法插手军政大事。姬昌就凭姜子牙的几句言语，就能如此相信他，还托付军国大事？从正常人的角度看，钓鱼的故事固然传奇，但可信性不高。而流传不广的协助散宜生营救姬昌的版本，可信度却高了很多。首先，姜子牙在遇到姬昌之前是在朝歌当屠夫的，对于此地的情况非常熟悉。由他出面联络人，寻找珍宝，贿赂商朝官员，可行度比外乡来的散宜生高很多。

第二，姜子牙在营救姬昌的过程中出了力，立下大功，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就加重了姜子牙在姬昌心目中的分量，也赢得了姬昌的信任。有了这样的信任基础，姬昌委任姜子牙军国大事也就合情合理了。否则一个不知根底的人，谁敢轻易的拜他为太师，谁敢和他商量反商的机密？

第三，姜子牙的渭水钓鱼的年龄是个很大的破绽。很多典籍上说姜子牙钓鱼时七十岁，如此大的年龄才与姬昌相遇，即便他有天大的才能，姬昌敢用么？难道姬昌就不怕他半途夭折，让自己的反商大计毁于一旦？而史书中姜子牙的不仅女儿嫁给了姬发，他的儿子还被封在了齐国，这就不一般了。

姜子牙七十岁遇姬昌，此时女儿少说也得四十了吧，他的儿子多半五十多了。等他八九十岁辅佐姬发灭商朝时，女儿至少五十了。姬发会娶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女人做老婆，而这个老女人还能生出周成王和唐叔虞，这也太违反生理学知识了吧。可按汉朝《韩诗外传》的版本，“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这就稍微合理一些了，至少五十岁的姜子牙，女儿二三十岁，这样的女人，姬发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正在生育期。至于后面的年七十，如果理解为七十岁的时候灭商重入朝歌，这就说得通了。

以周朝任人唯亲的传统，对于派出去的重要大臣，自然需要与周王室有亲眷关系的。而这段时间中，正好是姬昌被囚于羑里，而伯邑考为了救父亲到朝中给商纣王驾车。姜子牙是姬昌和散宜生在外面招揽的，自然不可能拉到西岐去结亲，就地处理联姻事宜的可能性最大。伯邑考正好在朝歌，难道不是恰到好处的人选么？如果邑姜的前夫是伯邑考，那所有的疑点都引刃而解了。姜子牙有了这个作为周国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女婿，又在营救姬昌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能力，姬昌以此将其封为太师便合情合理了。

姜子牙帮姬昌解决了最大的敌人崇国，修建了都城丰邑，用丰邑来给伯邑考做领地也是合情合理的。由于先嫁伯邑考，再嫁姬发，邑姜就不用改名，也不违反当时的礼法。在周公旦改礼法之前，商周的礼法并不严格，兄终弟继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大量出现，这才有了孔子所说“礼崩乐坏”的政治环境。而姬发要继承姬昌和伯邑考的地位，自然需要国家强权人物做支持。而作为太师的姜子牙，正是一等一的强权人物，他和邑姜的联姻，正好符合政治上互相获得支持的诉求。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就会有两个矛盾，不但否定了姜太公钓鱼的传说，而且否定了伯邑考的死因。大多数史书认为，伯邑考是被纣王处死，然后做成肉饼给姬昌吃了，《封神演义》的情节便以此为原型。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典籍《太公金匮》和《吕氏春秋》中都有所记载。后世史学家也都延续了这个说法，将其作为定论。但也有强烈的反对者，比如西汉大儒董仲舒就认为，伯邑考是在与姬发的斗争中失败后退出王位之争，然后郁郁而终的。但是从西周的典籍来看，并没有确切描述伯邑考死因的，所以两种可能都存在。

可是参考到西周建立后典籍大量造谣污蔑和妖魔化纣王的现象，伯邑考被纣王做成肉饼说法真实性就降低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西周伐商需要合情合理的理由。商朝是宗主国，西周起兵是以下犯上，没有理由不好团结人心。如果用伯邑考之死来编故事，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姬发灭商后祭祀中有伯邑考，说明他不大可能是政治斗争失败后退位。如果是退位的王子，是没资格与姬昌同列祭祀的。从姬发的操作看，至少伯邑考活着时，仍旧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而姬发对伯邑考非常尊重，这才有“考”的尊称方式。当然这只是从现有史料的推测，是否真实还需要考古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