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后期诸侯、贵族势力便已提升，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已无法驾驭诸侯

周都的沦陷给渭河谷地带来了混乱、骚动和满目疮痍。《史记》云：西戎“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然而真实的情形可能要远比司马迁描述得复杂。渭河平原上的众多聚居地可能都遭到入侵者的劫掠，引起了普遍的社会恐慌和经济凋敝。西申和鄫可能已不再是周人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在王室中的阵地已经被翦除。倒是西戎，这个可能从与申结盟伊始就抱有其他目的的势力，已经成为最恐怖的破坏性力量。

这意味着，渭河平原已不再是一个适合周人大都市社会和文化持续发展的安全之地。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发生的事件中，渭河平原战略上的弱点已完全暴露。而对于西戎而言，他们既然可以成功地占领周都一次，就不排除有第二次、第三次。此时，周平王（宜臼）领导下的周王室要在渭河平原上继续生活下去殆无可能。

因此一项东迁洛邑（位于豫西洛河平原）的决议诞生了，“东周”的序幕自此拉开。这次周人中心的东迁对中国历史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开启了一场西周国家的地缘政治重新构建的过程，牵涉到众多贵族宗族的转变。

这场转变进一步引起了新的政治对抗，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了中国后一个五百年间的政治走向。这期间，周王和他的王廷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当然，由于中心权力的消失，用以建立政治权威的新的政治规范和策略也随着新时代的开始而诞生。

迁都及其背后的严重国力内耗

1、周王地位的下降

与周王威信降低相映成趣的是，在西周后期诸侯、贵族的威信正如初升的太阳一样，趋于上升的势头。

周初形势图

西周前期和中期，周天子的神灵“于昭于天”、“在帝左右”，将周天子奉若天神之类的语言，在西周后期的诗作中不再出现。且不说周厉王和周幽王，就连号称“中兴”之主的周宣王的情况，亦是如此。“共和行政”以后虽然出现了一些赞美周宣王的诗篇，但其威信已经远不能和西周前期和中期诸王相比拟，并且这其中的有些诗篇，与其说是赞美周宣王，倒不如说是赞美那个时候的贵族大臣更为合适。

例如，写周宣王北伐南征的《六月》、《采芑》两首诗作，前者写“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后者写“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分别述尹吉甫和方叔的功业，对于周宣王则一提而过。其他如《崧高》赞颂申伯和甫侯，《烝民》赞颂仲山甫，《韩奕》赞颂韩侯，《江汉》和《黍苗》赞颂召伯虎，《出车》赞颂南仲等，都是这种格式。这些诸侯、贵族在诗作中的形象十分高大完美，如谓“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等。

这类赞颂诸侯、贵族的诗句在西周前期和中期的诗歌中没有踪影可寻，可是在“共和行政”以后却大量涌现，其原因并非诗人心血来潮，而是王权下降、诸侯和贵族势力崛起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作为一种偶像而言，周王在西周后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灵光某些诸侯和贵族颇有起而代之的苗头。《尚书》载周代诰皙文献多集中于成康时期，至穆王时期已属少见，到了西周后期则成绝响。

2、后幽王时代的内耗

这其间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王权跌落、人们对于周王室的崇敬变成了抨击，由近乎狂热的顶礼变成了冷淡与漠视，从而不再关心周王室的诰誓文献，应当是一项重要原因。总之，到了“共和行政”以后，王权的趋于跌落，王权观念的淡薄，诸侯和贵族势力的兴起，这些都呈现着不可逆转的形势。这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政治格局，早在“共和行政”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烽火戏诸侯

《史记·周本纪》谓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以至于江山易主云云，显系小说家言，并不足以凭信。《史记·秦本纪》对于这段史事有所补充，谓：“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这个记载比《周本纪》增加了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和受封为诸侯等事。

对于《史记》的这些记载，前辈学者曾经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认为其中有许多内容是不可信的。在分析平王东迁的相关史事的时候，曾经以《国语》、古本《纪年》及其他材料为根据而进行了一些说明。这些材料可以证补《史记》所载两周之际史事之疏略者有四个方面。

第一，早在骊山之乱以前很久，太子宜白就因周幽王废申侯而立伯服为王而逃奔西申。

第二，宜臼称“天王”，并且其时间不是如《史记》所言是在周幽王驾崩后，而是在周幽王驾崩前就被申侯、鲁侯、许文公等拥立。

第三，周幽王驾崩后的政治形势，并非如《史记》所言，即由秦襄公护送东徙雒邑，而是有“二王并立”的局面存在。与“天王”针锋相对的是虢公翰所拥立的“携王”。

第四，携王被杀于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直到此时“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

二王并立示意图

既然在周幽王驾崩后有“二王并立”的局面在，那么当时周平王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由虢公翰所拥立并为戎人所支持的携王。假若周幽王一驾崩，周平王就立即迁征雒邑，那就不啻是将周王室祖业根基之地——西都王畿地区拱手送给携王，此乃势所必无者。

周平王是一位颇有眼光的杰出人物。他在周幽王驾崩后，一方面联络秦人攻击携王，一方面坚守西申而与携王针锋相对。周平王正式迁居于雒邑应当是携王被杀以后的事情。

从两周之际的形势分析，平王东迁和定都于雒邑应当不是一回事。周平王的东迁是有一个过程的。《诗经·王风》郑笺谓“晋文侯、郑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晋郑两国诸侯不是从西都迎宜臼，而是从申迎之，可见是时宜臼已经在申。周平王五年（前766年）时的东迁，可能是指平王从西申向东迁移。然而，携王不死，周平王是不会放心东去的，因此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携王被杀，他才正式东迁于雒邑。

平王东迁

由此可见，平王东迁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携王被杀以后，周平王为什么不恢复西者丰、镐，而东迁于雒邑呢？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为这里靠近与周王室关系更为密切的晋、郑、卫、许等国。二是雒邑位居天下之中，八方辐凑，经济发达，历来为周王朝一个经济中心。总之，不论从政治，抑或是从经济上看，迁都于雒邑皆为上策。在西周王朝覆灭以后，周王朝还在雒邑绵延五个多世纪的时间，周平王东迁雒邑的深远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二十年的内斗及幽王时期的虚耗国力，导致了周王朝国力的急剧下滑，这在后来的周郑交质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为何迁都就被诸侯轻视？

周平王东迁雒邑以后，雒邑附近的周王畿地区尚有方圆六百里的土地，集中于今洛阳及其周围的济源、修武、登封、鲁山、汝阳、宜阳、新安等地，其形势尚属可观。

清儒顾栋高曾经论及此事，谓：“周自平王东迁，尚有太华外方之间方六百里之地。其时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肩背泽潞，富甲天下；辗辕、伊阙，披山带河，地方虽小，亦足以王也。”

东周王畿地区形势险要，经济富庶，周平王东迁雒邑以后，周王朝的实力并不太弱，但为何周王室就在春秋之始式微不振。

春秋初期形势图

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尚未勃兴，西戎、北狄被秦、虢、晋等国牵制，并未对周王朝构成威胁，所以在诸国之中，周王朝不仅有共主之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尚有其实。周桓王的时候，卫公子州吁弑君自立，询问使己位安定的良策，卫国的石碏建议谓“王觐为可”，即被周天子承认和接见才行，并且说“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

由此可见，当时一般诸侯国中人要朝见周王尚非易事，还需有人引荐才行。弑君篡位者可以通过被周王接见的事情而取得威信，这正表明周王权威的重要。对于周王朝影响甚巨的周、郑关系问题。

周平王东迁时，郑国为周王朝所主要依靠的诸侯国之一。郑伯向为王朝卿士而执掌朝政大权，并且常率领王师征伐。从周平王的时候开始，周王朝不再专任郑伯为卿士，试图让虢公也任卿士，图谋分散郑伯在周王朝中的权力。此事引起郑庄公的不满，并且由此而开始使周、郑关系恶化。

早在周平王末年，周王朝对于强大的诸侯已经有不能驾驭之态，以至于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平王要与郑庄公交换质子。“周郑交质”所反映的周王朝与诸侯国交换质子，乃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说明周平王末年曾有意对诸侯势力退让。

周桓王继位后，一改平王的作为，而对郑采取强硬态度，采取让虢公也为卿士的方法而分掉些郑庄公作为王朝卿士的权力。郑便出兵强取周的麦、禾，给周桓王来个下马威。但是周桓王“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听郑的恫吓，反而对郑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周桓王三年（前717年）郑庄公权衡利弊，作出退让的姿态，前去朝见周桓王。

郑庄公

周桓王大摆架子，不给郑庄公以应有的礼遇。不仅如此，周桓王还于周桓王五年（前715年）正式任命虢公为周王朝的卿士，实现了周平王的遗愿。郑庄公对于这些采取了“大人不记小人过”的高姿态，于此年偕同齐僖公一起朝见周桓王，表示服从周桓王的决定。

这样做对于郑庄公来说，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郑不和周桓王闹翻，便可以继续“以王命讨不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和在诸侯国中的影响。

然而，周桓王却得寸进尺，反而于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剥夺郑庄公的王朝卿士权位，并且于此年亲自率领军队并且联合蔡、卫、陈等国一起讨伐郑。郑庄公出兵抵抗，遂发生了对于周王朝影响甚大的繻葛之战。

繻葛之战示意图

繻葛之战中周军大败，周桓王也被郑将祝聃射中肩部而受伤。这一箭虽然射掉了周天子威风，但是郑庄公不仅不让军队追赶，而且派人前去慰问周桓王及其左右人员。这表明周天子余威尚在，以至于敢和声威煊赫的郑庄公开战，可见周桓王此时依然是有恃无恐的架势。

可以说在春秋初期，郑庄公是一位敢于为天下之先的杰出人物，这不仅反映为他的军事谋略、战略指导在同时代诸侯国君中鹤立鸡群，无人匹敌；而且也表现为他的作战艺术的卓越高明，独步一时。两者的圆满结合，使得郑国的争霸图雄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

但是更多地反映了周王室的衰颓的趋势还在继续，从丧失周王崇高地位到幽王后二王并立导致的国家分裂。从而使周王室沦为一个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再也没有往日天下共主的雄风。所以周的衰亡乃是“礼崩乐坏”背景下，诸侯中的野心家觊觎和挑战周天子权威的必然产物。繻葛之战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桓王之后，再没有一位周天子敢于率军出来和称雄的诸侯进行较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从此逐渐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