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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除了“朝见”，周王朝还设置了另一些制度，用以制衡诸侯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国监”制度和“命卿”制度。国监制度即是由王朝派出官员，用于监察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齐国尚有国、高两个“国监”，霸主齐桓公想要以上卿之礼礼遇贤相管仲，管仲推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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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朝见”，周王朝还设置了另一些制度，用以制衡诸侯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国监”制度和“命卿”制度。

国监制度即是由王朝派出官员，用于监察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齐国尚有国、高两个“国监”，霸主齐桓公想要以上卿之礼礼遇贤相管仲，管仲推辞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大意：臣是地位低下的官员，天子派出的国、高两家仍在，如果有一天他们带着王命前来，我们又应该用什么礼节来礼遇他们呢，希望您能让小臣辞谢。）表明到了春秋时期，由天子派出的国监依然地位崇高。

濮监作尊簋。出土于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

而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可以看到国监的蛛丝马迹。在近年来发掘的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中，曾经出土了一只青铜簋，铭文为：

濮监作尊簋。

铭文表明作器者的身份为一代“濮监”，即派到濮国的国监。濮国距离曾国不远，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是周人的传统盟友，周天子派国监监视濮国，表明对于这些盟友，周天子并不完全信任。

另一件仲几父的簋铭文则表明国监是普遍存在的：

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大意：仲几父派几出使诸侯、诸监……）

铭文中称为“诸监”，即国监有多个，并且将“诸监”置于“诸侯”之后，表明诸监和诸侯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都表明，在西周时期，国监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由王朝派出，驻扎在诸侯附近，使王朝拥有控制诸侯的能力。

另一项涉及王朝控制诸侯的制度为“命卿”制度，《礼记》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大国的三卿都受天子任命，次一等的诸侯国，三卿中两位受天子任命，一位由诸侯自行任命，小国的两卿全部由诸侯自行任命）按照这种说法，天子直接控制了诸侯的人事任命权，以此看来，诸侯的自主性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在目前所见的金文铭文中，我们也找到了命卿制度的痕迹：

……王命左右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工于蔡……（大意：天子命令“左右”说，继承你父亲、祖父的事业，在蔡国作冢司工。）

冢司工就是大司空，是蔡国总管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高级官员，是诸侯国最重要的“三有司”（司工、司马、司土）之一。这位叫“左右”的贵族家中世世代代都在蔡国担任冢司工，他的官位并不来自自己的君主蔡侯，而是来自周天子的任命，可见周天子确实拥有干涉诸侯国内部人事任命的权力。

这种权力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两件青铜器铭文：

……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赐汝织衣……用抄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马、弓、矢……（大意：天子命令内史册命豆闭，天子说：豆闭，我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继承你父亲和祖父的职事，管理俞国的马匹、弓、箭矢……）

惟正月壬申，王格于共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赐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大意：正月壬申，天子来到共王庙，天子说：“引，我曾经册命你继承你祖父的职事管理齐师，现在我重申我的命令，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好好驾驶战车，不要失败。”）

在这两段铭文中，器主豆闭和引都是祖祖辈辈担任诸侯国军官的重要官员，豆闭负责管理俞国的军马和弓箭，管理住了这些物资则实质上控制住了俞国的军队；引则负责管理齐国的军队，齐国是拥有“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大权的东方大国，其军队竟然也由天子任命的官员管辖。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反映了“命卿”制度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有效，天子可以通过这项制度深入控制诸侯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地方诸侯国也难以挑战中央的权威了。

总之，西周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制度来管理众多的诸侯国：朝见制度使天子和诸侯之间维持极为紧密的关系，天子甚至可以以此干涉诸侯国的继承；“国监”和“命卿”制度一个在外、一个在里，全面地限制了诸侯的权力，使得周天子的权威能在相当程度上深入诸侯国内部，防止地方政权尾大不掉；周天子还拥有远比诸侯国强大的军队“西六师”和“殷八师”，保证其拥有足以消灭任何挑战者的强大实力。

正是得益于复杂的制度设计，在西周时期，诸侯国虽多，却罕有能挑战周天子权威的诸侯国出现，而周天子借着这样的权威常常能左右诸侯的命运：周孝王消灭了藏匿美女不进献的密国、周夷王烹杀了齐国国君齐哀侯、周宣王干涉鲁国继承……总之直到周王室毁于犬戎之乱前，地方诸侯面对周天子并没有说“不”的权力。

分封的设计者们既看到了这项制度巨大的威力，也着手限制了这项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分封制度的推动下，周王朝在渡过了建国初的混乱之后，很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北方有燕、邢，南方有曾、应，东方有齐、鲁，山西有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在周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是在此之后，西周历史进入了历代文人儒士向往的“刑错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