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的殷商文明

演讲人：宋国定 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学术讲堂 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七月

宋国定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持郑州商城遗址、郑州小双桥遗址、新蔡葛陵楚墓等多项重大考古发掘项目，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文物局项目多项。

以殷墟发掘为标志的商代考古已开展近百年，伴随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生、发展、成熟与繁盛的整个历程，是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世文献语焉不详的情况下，依靠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与商代考古的丰硕成果，学者揭示出了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最为辉煌的殷商文明时代。

在将近六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商王朝在都城规划营建、礼仪制度形成、丧葬制度建立、青礼器和玉器制作、文字使用等诸多方面，均为中华文明早期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之前，中华文明经历了以良渚文化、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等为代表的古国阶段和以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国阶段。殷商文明创造出了不逊色于世界任何其他早期文明的绚丽画卷，其精华被后续的周秦汉唐所继承，并作为独特的“文化基因”一直含蕴于今天的中华文化之中。

2.郑州小双桥遗址和洹北商城与中商都城制度

郑州商城都城的功能基本废弃之后，商王室将都城迁徙至西北方向二十余公里的小双桥村附近。小双桥遗址规模宏伟，至少有600万平方米，遗址四周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和城壕。都邑布局不是特别清晰，但规模宏大的宫殿宗庙区已被考古工作者揭露出来，北部和西北一角还发现了断续的夯土墙基槽，推测应与宫城墙有关，该区域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和数量丰富的祭祀遗存。

洹北商城位于安阳殷墟东北部的洹河北岸，平面近方形，边长2000米以上，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从解剖情况看，城墙仅存基槽部分，基槽宽9米左右。宫殿区位于洹北商城的南北中轴线南段,反映了中国古城布局重视中轴线的传统。城内北部,分布有密集居民点，整个洹北商城也在数十年之后被废弃。

3.安阳殷墟与晚商都城制度

1899年甲骨卜辞的发现，揭开了探索殷商文明的序幕。随着安阳被确认为甲骨文出土地，学者对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达成共识。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考古人员对殷墟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殷墟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商代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殷墟遗址有两个核心区域，一个是洹河南岸小屯村附近的宗庙宫殿区，另一个是洹河北岸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的王陵区。核心区以外分布着众多手工业作坊、居址、墓地等功能区，各区域之间又以道路、水渠相连。从现有发现来看，殷墟周围尚未发现城墙或环壕遗迹，与商代早中期的建城理念有一定差异。

在偃师商城发现之前，学术界多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早商阶段的商汤亳都，而郑州商城则可能是中商阶段仲丁所迁之隞都。唯邹衡先生坚持二里头为夏都、而郑州商城为早商亳都的观点；偃师商城发现之后，不少学者转而认为偃师商城为商汤亳都，郑州商城仍为仲丁隞都，郑亳说者仍坚持郑州商城为商汤始建的亳都，而偃师商城则为早商陪都或辅都（即“太甲桐宫”）；郑州小双桥遗址和洹北商城很可能是中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安阳殷墟则为晚商时期的都城所在地。

总之，从商代都邑的考古发现来看，无论是有夯土城垣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还是没有发现城垣的小双桥遗址和安阳殷墟，古人从选址、城内布局到建筑工序、规模、结构和形式等都经过了前期的规划和设计，而且在其营建过程中还进行了调整、创新和进一步完善。

“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商代大型宫室建筑

夏商之前的古国阶段，都邑内高等级建筑为人神共用，体现了浓重的神权信仰；进入王国阶段，都邑内的高等级建筑明显分为人用与神用两种类型，即理政的宫殿建筑和祀神的宗庙建筑，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容清晰的都邑规划和建筑等级制度，为后来的周人及更晚的统治者所坚守。

郑州商城的宫殿区位于内城的东北部。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500米，周围发现有断续的夯土墙基槽，有些应该与宫城墙有关，在宫殿区之外也发现有一些比较零星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小者百余平方米，大者2000多平方米，建造方法大致为先挖基槽，然后填土、夯实，筑成台基，再挖柱础槽，槽中置柱础、立木柱，最后填土夯实。根据发掘情况可以看出原建筑可能是有盖无壁的“重屋”或“明堂”一类的建筑，为主要的布政之所。

偃师商城宫殿区位于大城南部居中的宫城内，自成一建筑群体，宫城平面形状呈方形，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十余处宫殿建筑基址，多集中于宫城南半部，北部地势相对较低。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宫殿区进行了多次改扩建，扩建后的宫殿区仍旧维持城状封闭状态，总体布局没有根本性变化。

小双桥的都邑布局不是特别清晰，规模宏大的宫殿宗庙区位于遗址东北部，从揭露情况看，有高台型夯土祭坛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区内发现有数量丰富的祭祀坑。

洹北商城宫城位于外城南部，钻探发现的30余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均位于宫城城垣以内，显示出严整有序的布局。其中一号基址平面呈封闭式四合院（图2），北部为主殿，南部是带门塾的廊庑，西部有带台阶的附属建筑；二号基址包括主殿及两侧耳庑、西庑、南庑与门道、东庑、东庑东南的附属建筑以及水井等。一、二号基址均位于宫城的核心部位,南北相邻,二者规模、结构略有差异，或许反映了性质、功用的不同。初步推测一号基址可能为宗庙类建筑，二号基址应与王室生活有关。城内北部一些居民点之间的“空地”中还可见到单独存在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些基址通常面积较大，修筑也比较考究，从空间看有可能是多个居民点共享的公共建筑。

安阳殷墟宫殿区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周围，属于殷墟遗址的中心区域，宗庙宫殿区的东、北方濒临洹水，外围并不存在防御设施。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小屯北发掘出五十多座建筑基址，自北而南分为甲、乙、丙三组。发掘者推测有寝殿、享宴或宗庙、祭祀类建筑；之后，又在小屯村附近发掘出五十多座夯土基址，勘探发现的大小不一的建筑基址近百座。宫殿区西部还发现了与宫殿相配套的池苑遗迹、高等级贵族墓葬和手工业作坊址等重要遗存。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代祭祀礼仪制度

殷商文明独特的个性之一表现为浓厚的神权氛围，这一点在甲骨文和考古材料中均有反映。商代的祭祀活动依据祭拜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商代的天帝崇拜

甲骨卜辞中有“帝”字，“帝”很可能是商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灵。从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小双桥遗址东北部高于商代地面十余米的夯土高台，很可能与祭祀天帝有关，有学者认为该夯土台基的功能类似于后世的天坛，台基顶部原来应该营造有具备特殊功能的建筑，除举行祭天仪式外，很可能还有天文观测或观象授时的功能。

2.商代的社稷崇拜

商代祭拜社稷神的考古遗存相当丰富。例如，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就有明确的社稷崇拜遗存，社神和稷神遗存东西相邻，又以围墙分开，为四周封闭的浅穴式遗迹，各自开门，内有猪牲等供奉品的瘗埋。社神遗存居西，规模较大，掩埋牺牲丰富；稷神遗存居东，规模较小，掩埋牺牲稍逊于社神。郑州商城宫城北部也有比较明确的社神崇拜遗存，在东北城墙内侧发现有狗牲祭祀坑和社神石等遗存。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的方坛式遗迹很有可能是社神祭祀遗存，乙组建筑中的方坛遗存则可能是祭祀稷神之坛，和偃师商城不同，晚商时期开始将社坛和稷坛分离，所谓“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大致到东周时期才最终完成，然而却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千年的都城布局，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3.商代的祖先崇拜

殷商时代对列祖列宗的祭拜多在宗庙或王陵区举行，其频次之多和祭品之丰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郑州小双桥中商都邑，在其宫殿宗庙区内发现大量人牲祭祀坑，如多人丛葬坑、男女双人祭祀坑，牛头坑、牛角坑及综合祭祀坑等，有学者认为一部分祭祀遗存与商王仲丁征伐东夷族的蓝夷有关，属于在宗庙举行献俘礼的遗留；晚商殷墟宗庙区乙组七号建筑前面也分布有数量丰富的祭祀坑，可能也与献俘礼相关。至于殷墟卜辞中大量与祖先祭祀活动相关的内容，由于其明确记载有丰富的供奉品，显然无法与考古发现完全对应，不过从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坑出土遗物分析，坑内大部分祭品很可能即殷墟卜辞所记载的祭祖活动的牺牲。

4.商代的其他祭祀活动

商代考古资料显示，在宫殿和宗庙等大型建筑营造过程中及各种门类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尤其是铸铜活动）中，也会举行频繁的祭拜礼仪，这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如郑州小双桥遗址宫殿区祭祀坑中发现的熔铜炉、铜矿石等铸铜遗存，安阳殷墟宫殿区大型建筑举行奠基仪式时的奠基坑、置础礼、安门礼等；另外，在遇到重大的变故时或某种特殊场合，商代贵族也会举行特别的祭祀活动，如郑州商城内城城壕外侧发现的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次性将不同时期铸造和使用的一大批王室青铜重器掩埋在城外已经废弃的灰坑或水井中，尽管从现场能看到举行了一定的祭祀仪式，但仍能感到这些瘗埋活动的突发性、特殊性和随意性。

“事死如事生”：商代墓葬反映的丧葬礼制与社会结构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除安阳殷墟外，其他几处商代都邑发现的商代墓葬相对较少，分布零散，未发现王陵区，似无规律可言。但从晚商都城殷墟发掘的一万多座墓葬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商代业已形成了一套包括王陵制度在内的贵族丧葬制度。

以安阳殷墟的墓葬材料为例，随葬有青铜礼器的贵族墓葬约占墓葬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而以随葬陶器为主的平民墓葬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除此，殷墟还有一定数量的被称为“奴隶”的非正常人口，地位低下，主要被用于祭祀活动，作为人牲或殉人，有一些死后被弃置于沟壑或垃圾坑中。这些墓葬材料反映了晚商都邑的人口构成比例、阶层划分和基本社会结构。

从平面布局可知，殷墟王陵西区是最初规划的王陵区，全部埋葬直系先王，是真正的王陵区，而殷墟王陵东区则是在王朝发展过程中临时规划营建而成，其内埋葬人员比较庞杂，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王陵区。直系商王的墓穴全部都是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四条墓道或许象征着商王拥有全天下四面八方的土地。此种四墓道大墓埋葬最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制度在西汉之前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妇好墓是目前发现没有被盗扰的晚商王室成员墓葬，墓主“妇好”即武丁三个配偶之一，墓葬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大型青铜礼器和玉器等随葬器物，与墓主贵为商王后妃的身份相符。这些随葬品也成了殷墟考古年代学的标尺。

从现有资料来看，殷墟的墓葬和居址遍布各个区域，二者相距较近或交错分布，很难说某区域是单纯的墓地，有些墓地与作坊相邻，这些墓葬应是居址内民众或作坊内工匠死后就近埋葬形成的，体现了商人“聚族而葬”的丧葬制度，即学界普遍认为的基于亲缘关系的“族墓地”，也有学者认为在血缘为基础的“族”之上应存在地缘性的组织。总之，殷墟居民多为聚族而居，聚族活动，聚族而葬。大部分平民墓葬及普通贵族墓葬都是葬在各自的族墓地内，由此表明整个殷墟也是王所在的“王邑”及其他众多族邑集合而成。

“器以藏礼”：商代青铜礼器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

青铜器是殷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青铜冶铸技术在商代有了显著提高，铜矿开采和获取铜料能力大大提升，冶铸技艺愈发精湛，青铜礼器种类完备，数量大增，造型典雅、装饰华丽，个体硕大，基本形成了一套体现身份等级的礼仪制度。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之前的玉石礼器、漆木礼器、彩绘陶礼器等，成了整个殷商时代礼器群的核心。

商式青铜礼器以礼容器为核心类别。其中酒礼器为大宗，还有盛食器、烹煮器、水器等，除礼容器之外，还发现有青铜礼乐器、礼兵器和装饰品等。

远古先民祭拜神祇和魂灵，必用酒。酒精可以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醉酒甚至可以让人进入迷幻状态，以达到古人的“通神”目的。有酒就必然用到酒器，因此青铜酒礼器就成了殷商文明数百年间最为重要的礼器类型。殷商酒礼器有饮酒器爵、角，其次为斟酒器觚、斝，还有形体较大的储酒器，如尊、卣、壶、罍、瓿和挹酒器斗等。从考古所见器物组合关系看，商式酒器以觚、爵为核心，低级贵族只能拥有数量较少的觚和爵，而诸如妇好墓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则拥有数十套觚爵组合。商代贵族在使用酒礼器时，先使用挹酒礼器斗将酒液从储酒礼器中舀出，然后倾倒入斟酒器中，再由斟酒器倾倒入饮酒器。与酒相关的礼仪行为可谓一丝不苟，有条不紊。

青铜食器中方鼎格外引人注目，其采用四面方形的形制以象征天下的四面八方，只有最高等级的商王或王室成员、高等级贵族才配拥有，如郑州商城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大方鼎就只能由商王在宗庙祭祀活动中使用（图3）。从礼仪用途而言，方鼎是盛装煮熟后、处理好的动物牺牲的肉食专用祭器，摆放在祭祀场所的特定部位。商代考古发现的著名的青铜方鼎有郑州商城窖藏坑出土的八件大方鼎，山西平陆前庄发现的大方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组青铜方鼎等，商代晚期的后母戊大方鼎，妇好墓出土的后母辛大方鼎以及殷墟西北岗王陵出土的牛鼎和鹿鼎等。正是因为鼎在古代祭祀礼仪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古人赋予了鼎——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鼎文化也整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除了鼎之外，商代的青铜食器还有炊煮器甗和鬲、盛食器簋等。

青铜礼乐器种类较少，仅为高等级贵族所拥有，以来源于铜铃的铙为代表，一般为三或五件一组，为形制和装饰相同，形体大小依次递减的编铙。数量多少应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有关。商代晚期的两湖地区盛行祭祀活动，因此在山野河岸多发现形体巨大的青铜礼器和乐器，推测与祭拜山川自然神祇、禳灾祈福有关。

商代青铜礼兵器的种类较少，但数量丰富。主要器类包括戈、矛、刀、钺、短剑和镞等。青铜戈是冷兵器时代最常用的兵器之一，考古发现的戈有的是实用兵器，但装饰豪华的青铜戈一般是礼兵器。青铜钺是从玉石斧钺转化而来，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装饰豪华，多为礼兵器。铜镞多为双翼镞，用于远射，消耗量大，考古发现数量并不多。

商代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还有车马器、数量有限的农具、手工工具、装饰品和杂器类等。其中铜镜的功能比较特殊。青铜镜最早的功能主要是宗教信仰用品，多见于贵族墓葬中，用于压阴辟邪。如殷墟妇好墓随葬的铜镜就不是用来梳妆照容的，更可能具有辟邪的功能。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商代的手工业

考古发现表明，商代的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尤以青铜礼器的生产最为重要，在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发现有丰富的青铜冶铸遗存，铸铜作坊往往不止一处；其次为玉石器、漆木器与白陶礼器的制作和烧造；日常所用的兵器、手工工具、陶器、漆木器、石骨角蚌器等也都以标准的专业化生产为主，在低级聚落中可能存在家庭化生产的现象。总之，商代的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王都或高等级城邑，尤其在王都最为发达。

以产品类别论，礼器的制作为重中之重，礼器中又以青铜礼器的铸造为首要，其次为以玉石器为代表的非金属类礼器的制作，日用陶器等多为大规模专业化生产。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考古发现的酒器种类和数量推测，商代酿酒业同样有很高的发展水平，商代贵族祭祀、日常活动和丧葬礼仪中大量用酒，消耗量很大，其中的鬯酒又需要特别酿造和调制，背后一定离不开大规模酿酒业的支撑。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早于甲骨文的商代文字

商代甲骨文字的发现对理解殷商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长期讨论，对此学术界有漫长起源说和短暂突现说两种观点。甲骨文研究成果表明，晚商时期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在近年的商代考古发掘中早于甲骨文的商代文字也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郑州商城发现的刻画于牛肋骨和股骨骨料的习刻文字、陶器表面的刻画文字和符号，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祭祀用器——陶缸表面的朱书文字和陶器表面的刻画文字等。这些发现证明，在甲骨文之前，商代先民确曾在陶器、骨料或其他载体刻画或书写文字，只是目前类似的考古发现还比较少且零星。

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是用软笔蘸朱砂等颜料书写于陶缸器表或口沿内侧，这些陶缸多出土于祭祀区的地层和遗迹中，从文字的形态结构看，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陶器表面出土的刻画符号可分为两种：一种可能是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另一种为图案。

近百年的商代考古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廓清了殷商文明的内涵，为探索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以为，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仍需要继续关注：首先，从考古学上明确商文化的核心内容，追溯商族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探讨商文化突出神权的鲜明特点。其次，商代都城考古成果斐然，学术成果引人注目，但商代都邑的布局制度及都邑等级制度等文化内涵仍需开展深入研究。第三，商代复杂繁缛的祭祀形式和礼仪制度的来龙去脉，仍需重点关注。最后，晚商甲骨文是明确成体系的成熟文字，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在陶器朱书文字发现的基础上，利用科技手段，从文字载体、书写技法、颜料、黏合剂以及文字结构等方面继续探索中国文字起源也是今后商代考古不容忽视的内容。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中国经贸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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