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夏朝是周人出于推翻商朝统治后构建法理的需要而杜撰出来的，那么他们欺骗的对象应该是殷商遗民，很难想象上层贵族之间也会拿这种编造出来的故事来相互勉励。 这说明，商前有夏，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只不过，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古史辨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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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夏朝是周人出于推翻商朝统治后构建法理的需要而杜撰出来的，那么他们欺骗的对象应该是殷商遗民，很难想象上层贵族之间也会拿这种编造出来的故事来相互勉励。
这说明，商前有夏，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只不过，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古史辨派用西方判断文明发祥的要素标准，得出了夏朝是伪史的结论。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人质疑夏朝的存在的。
为了从考古学上印证夏朝的存在，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带队在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这次调查不仅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而且将早在1952年河南登封王村遗址发现的未知文化类型也溯源其中，正式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偃师二里头遗址不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网，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而且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并非局限于二里头一带，而是遍布整个黄河中游。这种文化辐射现象与陶寺考古发现的邦国文明完全不同。
山西晋南的陶寺遗址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尧舜时期的文化遗存，这里虽然同样发现了超大规模的城址和宫殿建筑群，但分布地域却基本上局限于晋南一隅，没有像二里头那样跨地域传播。
考古学上呈现出的差异，也符合史书描绘的尧舜时代仍是天下万邦、夏朝则建立了广域王权的发展场景，换言之，陶寺时代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夏朝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的原因所在。
更为关键的是，从地层关系上判定，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商文化，这也就意味着，在尧舜时代和商朝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影响力居于核心地位并向周边辐射的政权，从时空上来说，这正是文献记载的夏朝，或者说，除了“夏朝”，还有谁能够比它更有资格来与二里头文化契合？
然而，从1952年二里头文化首次被发现，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夏朝之间，仍未建立绝对意义上的关联。
称二里头是夏朝都城遗址的，仅局限于学术层面，而即使是在考古学界，这种关联也并非铁板一块，比如曾任社科院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就反对把二里头遗址和“夏都”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国家层面也从正式公布在二里头找到了夏朝。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文物局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的批复中，明确提出“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出于命名的严谨，毕竟存在一种极端的可能，即夏朝人不称自己的朝代为夏朝，贸然用夏命名，如果二里头突然出土自证性的称呼用词，又该如何处理？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二里头70年来的考古，有了不少颠覆性的发现。
首先，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分为四期，其中二里头遗址成为都邑是从二期开始的，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680年。并且二期和一期之间并非自然继承，一期没有的鬲、蛋形瓮、大口尊和圈足簋等陶器在二期却新出现。而鬲等器物又恰恰是晋南龙山文化产物。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也叫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二里头中的河南龙山文化因素仅局限于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
第三，也是最具有颠覆性的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或能合理解释二里头二期绝对年代上限仅为公元前1680年，毕竟即使是后世的商朝也曾经历了“前八后五”多次迁都，那么生存环境并不优于商人的夏人，为躲避灾害频繁迁都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如果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都城的话，这也只能算作半个夏朝，另外半个夏朝又在哪里呢？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都将夏朝的起始年代指向公元前2000年前后，与二里头立都有着300年的差距，也就是说，夏王朝的前期（哪怕是其中一座都邑）我们还没有找到。
而即使找到了，又该如何解释夏王朝前半期在考古学上没有形成一种广域文化辐射（即王朝气象）的情况呢？
事实上，关于二里头文化渊源以及夏朝早期历史的争论由来已久。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夏文化？夏文化可不单单是夏后氏这个族群创造的文化遗存，而是夏王朝时期所有纳入这个统治范畴的不同群体创造的文化。
比如二里头文化中既有洛阳盆地的龙山文化因素，又有晋南东下冯文化因素，甚至还有豫东造律台、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因素在内。
这种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的汇聚现象，也反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无疑，无论有没有发现文字，都不影响这一结论。
但早于二里头时代的中原地区，却并没有这种文化汇聚现象，无论是有着“夏墟”之称的晋南一带，还是二里头所处的洛阳盆地一带，考古所发现的依然是小邦林立，伴随有大量的杀殉和兵器和城址的出现，表明此时仍然是各自为战的国家文明前夜，突破血缘纽带的跨区域中心聚落还未出现。
这也就意味着，大禹和启所建立的夏朝，其实仍带有浓郁的部落联盟属性，夏朝脱胎于尧舜时代的酋邦文明，它向国家文明演进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是禹启建立家天下的那一刻，中国就立马进入了国家文明，这样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事实上，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前期，也同样如此。
比如《左传》记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少康焉，为仍牧正……逃奔有虞……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史记》：“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讷，今豫北伊、洛流域。”
来自东夷的后羿仅仅通过迁徙就能轻易取代太康统治，而少康的逃亡经历和先后出现的有穷氏、有虞氏、有鬲氏以及过、戈等部落称号，也说明夏王朝前期，仍未超脱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性质，此时的夏朝依然只是名义上的联盟共主。
直到随着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发生后，在战争与融合中，具有广域王朝性质的夏王朝才真正在中原腹地崛起，并将这种统治秩序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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