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历史的进步,武王对待不同的几类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武王伐纣是历史的进步,武王对待不同的几类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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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是历史的进步,武王对待不同的几类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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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即位第九年,在盟津(在今天河南省孟津县西北部)召开誓师大会,这既是讨伐纣王的总动员,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时还可以看看自己在诸侯当中的影响力如何。当年周文王在诸侯中的威望已经很高,但武王继位后对于自己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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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即位第九年,在盟津(在今天河南省孟津县西北部)召开誓师大会,这既是讨伐纣王的总动员,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时还可以看看自己在诸侯当中的影响力如何。当年周文王在诸侯中的威望已经很高,但武王继位后对于自己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因此需要检验一下。

历史未记载纣王对此有什么反应,采取过什么防备措施。根据后来的情况看,很可能他曾经想过要解决这个巨大的威胁,但很快又被迫把主力调去对付已经反叛的东夷部族,给了周国以可乘之机。

又待了两年商朝内部的反对派和纣王的关系彻底破裂,比干被纣王杀掉,箕子被囚禁起来,甚至装疯以自保。微子和亲信太师、少师(两者都是官名)一起叛逃,微子指使他们给武王报信。

武王通过他们的告密,了解到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现在国都兵力空虚,正是攻打的好时机,于是遍告天下:“商朝有重罪,不可不讨伐!”。但在大军出发之前,武王找人占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巫师使用龟甲占卜,结果是非常不吉利。

巧合的是此时天上又来了场暴风雨,武王和群臣都很害怕。通过这个小事,历史把武王作为人更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英雄、圣人固然伟大,然而他们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恐惧。英雄不是没有恐惧,不是没有忐忑不安,他们只是最后能克服自己的恐惧而已。毕竟商朝还是看上去很强大的正统王朝,周国以前从来没有跟商朝交战过,很难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打赢。

在关键时刻太公姜尚力排众议,说这不是什么凶兆,而是改朝换代的吉兆。他勉励武王说现在是推翻纣王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姜太公的分析,武王理智地客服了恐惧,下定决心出兵。

武王再次载上文王的灵位,率战车三百乘,卫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进发。这一年武王再次会同诸侯到达盟津,诸侯跟着来讨伐的有四千辆兵车(那个时代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单位,每辆战车配备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兵,能达到四千辆战车,在当时是很大的兵力)。

在誓师大会上,他向各诸侯的将士们历数了纣王的罪恶,也像当年成汤征讨夏桀一样,提出了“共行天罚”的口号。商朝在西边兵力空虚,武王的军队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打到了其都城附近的牧野(大致位于今天河南省新乡市附近)。

纣王见到武王一下子就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由于没有多少兵力可以调遣,就临时把抓来的几十万奴隶武装起来,让他们上前线去抵抗。这些奴隶们平时备受虐待,根本就没有斗志,心里反而盼着武王打过来,于是就阵前倒戈,反而成了周军的开路先锋。武王亲率大军发动总攻,纣王的军队土崩瓦解了。

纣王狼狈逃回来,登上自己建造的鹿台自焚而死。我们说商朝军队崩溃的比较快,并不是指这场战争很轻松。奴隶们没有战斗之心,但商纣王的其他军人肯定是有过激烈抵抗的,因此《尚书》上说这场战役“血流漂杵”。

战国时期孟子说武王是天下最仁义的,纣王是天下最不仁义的,以最仁义的君主讨伐最众叛亲离的暴君,肯定不会有这么激烈的战斗。这论调显然是孟子把本来已经被周朝美化的武王更加理想化了,后来成了历代的正统观点,影响了后世很长时间,然而究竟不是事实。我们前面讲过,纣王做了一些改革,比如提拔重用身份比较低的人做官,停止了大规模杀害奴隶的祭祀等等,不可能没有国内的拥护者。

纣王并非被所有人都抛弃了,武王灭商也不是得到所有人的拥护,这一点可在灭商之后的一些事件中看出来。

武王率兵攻入商朝都城,商朝很多百姓前来迎接。百姓们向他拜贺,他连忙谦虚的还礼。到了纣王死的地方,他命人砍下纣王及其两个宠妃的头颅悬挂在旗杆上。武王就这样灭掉了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周朝。此时的周朝定都镐京,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周,和后世迁都洛邑(今天洛阳附近)之后的东周相区别。

武王是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到自己刚刚攻破商朝都城,商朝人心里并未完全归附。尽管部分百姓前来迎接自己,但这很可能是出于恐惧,或者说政治投机也未可知。甚至这种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是武王自己导演的也有可能。《史记》记载为了巩固政权、稳定人心,武王夜里担心的睡不着觉。在商朝都城祭祀上天时,武王让周公、毕公手持大钺、小钺把自己夹在中间,散宜生、闳夭等大臣全副武装予以护卫,外面更是层层士兵防守,可见其戒备心之重。

必需采取适当的措施才能稳定政局,巩固新生的周朝政权。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拉住商朝的贵族和百姓,孤立并消灭纣王的拥护者才行。说纣王只有妲己和几个小人拥护,完全不是事实:再过一些年,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武王去世之后能发动声势那么大的反叛,也可以佐证笔者这个观点。

武王对待不同的几类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贫民百姓是容易满足的,他们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造反的,相反统治者如果切实给点实惠他们就会很感激。武王命人把监狱里关押的百姓释放出来,还把商朝鹿台里的财物和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济他们,这样就赢得了他们的拥护。至于原来商朝的奴隶是被解放了,还是分给了周朝的贵族们,目前资料还比较缺乏。

前朝贵族是比较难以对付的,只有处置好了他们,政局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对于本来就反对纣王的贵族们,武王不但保全他们的财产、地位,甚至公开予以表彰。他命人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修整好被纣王杀死的比干的坟墓,还旌表了被纣王废黜的老臣商容的居所,以彰显商容的德行。

他这么做实际是告诉商朝的上上下下,我来这里是替你们铲除暴君,表彰贤者来了,跟成汤讨伐夏桀时用的“吊民伐罪”的口号是差不多的。武王深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这样不但可以再次凸显纣王的罪恶,树立推翻商朝的合法性,还可以把这部分贵族的利益牢牢地绑在周朝的战车上,从而稳定了商朝上层贵族的人心,大大减低了他们的抵触情绪。对于还死忠于纣王的那部分人,武王则采取了毫不客气的暴力手段予以搜捕和镇压,说让他们承受跟纣王一样的罪责。

经过一系列措施,武王稳定了周朝的政权,带兵西归镐京。天下已定,他开始大封诸侯。太公姜尚功最大,封在营丘(大致在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一带)建立了齐国。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建立了鲁国。召公姬奭被封在燕,建立了燕国。武王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管理殷商遗民,封地大概在今天河南安阳一带。

为了防止武庚造反,周朝又在武庚封地的周围设立了三个诸侯国,分别由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管理。管叔、蔡叔和霍叔实际是周朝派来监督武庚的,被后世称为“三监”。也有说法是让武庚管理殷商遗民,而派管叔、蔡叔辅佐他并负责监督。武王留下了武庚没有除掉,还把部分土地和百姓让他管理,这就为后来的武庚叛乱埋下了隐患。此后又过了几年,武王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姬诵即位,就是周成王。

武王伐纣是历史的进步,但其本质还是两国奴隶主贵族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斗争,其结果是西周的奴隶主贵族取代了商朝腐朽的奴隶主贵族进行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有个明显的亮点,那就是奴隶们的力量第一次得到很大的展示。这些平时被人看不起,被人漠视,被欺凌压榨到极点的人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在最后关头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奴隶们的阵前倒戈对推翻商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这些奴隶们也有历史局限性,比如只是自发地倒戈,并非有组织有纲领的自觉反抗,倒戈也只是选择了新的奴隶主们来统治自己,但是这毕竟是人民力量的一次伟大显现,足可以证明历史还是由人民创造的。英雄人物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建立了功业,真正决定盛衰成败的还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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