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从分封制到推恩令，帝王权威不容挑战

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只是摸着刘濞的背说：“

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

”刘濞叩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

高祖六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

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

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

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为代王。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奥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方面是因为当时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

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

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其受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诸侯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

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

刘邦一位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

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大嫂当年的行为让他耿耿于怀。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刮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

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

封王仪式一结束，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

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最帝的堂叔。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待侯是大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他规矩，对象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皇太子吵了起来。

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竟把他砸死了。吴大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

既然天下都是一家人的，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

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诸侯国的存在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7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

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

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

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

汉文帝是以外藩继位的，原来在朝廷中毫无基础，被拥立的原因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做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至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随即兵败自杀。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来，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

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又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

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

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

，文帝只得免予处罚。

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

刘长接到信后很不高兴，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

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才被发现。

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的结果。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

。

几年以后，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

“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

（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

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

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他建议，“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异心

。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

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

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6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

原来两国分成了9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

从此，“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年，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6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

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6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能城而守。

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下的一位郎中令劫持，不许他发兵。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

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

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

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

，并公然声称：“

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

还定下赏格，

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

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杀数万人。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

景帝同意，封他为太常

（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国。

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

晁错坚定地说：“

我一定要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父亲说：“

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

”就喝毒药自杀了。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开始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押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校尉邓公从前线回到长安，向景帝汇报军情。

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

吴王蓄意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

”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向东北进至昌邑，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

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道。梁国受到吴楚联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

梁王上书景帝，最帝多次下面令周亚夫教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

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得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准备退保东越。汉军乘胜追击，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3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

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

景帝初年，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让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

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

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土划出。

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

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继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

。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来功倍的作用。

武帝执政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年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年，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

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年，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

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

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

。

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

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

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

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

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

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五百万以上）等。

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

“关东出相”

，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

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份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

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

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王位绵缩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爷，但除了某些短时期内真正具有分封建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

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

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影响不出一省。

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侯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

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

当然，

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能力，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