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从分封制到推恩令,帝王权威不容挑战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从分封制到推恩令,帝王权威不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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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从分封制到推恩令,帝王权威不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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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只是摸着刘濞的背说:“ 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 ”刘濞叩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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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只是摸着刘濞的背说:“

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

”刘濞叩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

高祖六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

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

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

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为代王。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奥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方面是因为当时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

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

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其受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诸侯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

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

刘邦一位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

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大嫂当年的行为让他耿耿于怀。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刮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

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

封王仪式一结束,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

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最帝的堂叔。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待侯是大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他规矩,对象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皇太子吵了起来。

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竟把他砸死了。吴大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

既然天下都是一家人的,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

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诸侯国的存在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7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

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

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

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

汉文帝是以外藩继位的,原来在朝廷中毫无基础,被拥立的原因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做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至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随即兵败自杀。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来,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

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又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

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

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

,文帝只得免予处罚。

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

刘长接到信后很不高兴,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

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才被发现。

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的结果。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

几年以后,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

“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

(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

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

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他建议,“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异心

。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

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

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6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

原来两国分成了9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

从此,“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年,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6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

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6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能城而守。

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下的一位郎中令劫持,不许他发兵。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

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

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

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

,并公然声称:“

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

还定下赏格,

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

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杀数万人。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

景帝同意,封他为太常

(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国。

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

晁错坚定地说:“

我一定要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父亲说:“

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

”就喝毒药自杀了。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开始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押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校尉邓公从前线回到长安,向景帝汇报军情。

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

吴王蓄意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

”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向东北进至昌邑,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

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道。梁国受到吴楚联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

梁王上书景帝,最帝多次下面令周亚夫教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

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得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准备退保东越。汉军乘胜追击,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3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

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

景帝初年,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让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

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

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土划出。

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

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继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

。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来功倍的作用。

武帝执政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年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年,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

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年,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

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

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

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

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

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

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

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

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五百万以上)等。

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

“关东出相”

,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

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份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

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

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王位绵缩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爷,但除了某些短时期内真正具有分封建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

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

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影响不出一省。

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侯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

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

当然,

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能力,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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