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大都知道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以及唐代与吐蕃、回鹘的和亲，并对几位和亲公主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却从未听过宋朝有类似的和亲政策。

实际上，有宋一代，宋朝政权确实未曾与少数民族和亲。但是众所周知，两宋政府积贫积弱，与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战斗总是败多胜少。

我们不禁好奇，宋朝政府为何不采取汉、唐政府使用的和亲政策，缓和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呢？

一、 汉唐与两宋对和亲态度的差异

1. 汉唐的功利主义和亲

汉唐两朝和亲的政策均出于实际考量，与两朝政治、外交情况紧密相关。

西汉立国之初，国内刚刚经历过秦末战乱、楚汉战争，百姓苦不堪言，百废待兴，没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匈奴的侵扰。甚至于汉高祖刘邦都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只能依靠陈平的计策方才得以平安脱险。

此后，刘敬上奏汉高祖，提出“彼（匈奴）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汉书》）。

刘敬认为，如果将宗室女送给单于和亲，并附赠大量的礼物，这群蛮夷就会因此珍惜汉朝之女，并将其册立为匈奴阏氏（相当于皇后），汉朝宗室女的儿子成为太子后有机会变成以后的匈奴单于。

那么新单于就变成了大汉天子的外孙，外孙又如何与外公相争呢？刘敬的这种主张得到了汉高祖的采纳。公元前198年，刘敬奉命出使匈奴，与匈奴冒顿单于签订了和亲协议，将汉朝公主嫁给单于。

实际上，无论是单于还是汉高祖，心里都知道刘敬的说法只是儒生的幻想，双方都没有将和亲视作一种长久的和平方案，而是将其视作权宜之计。在和亲政策实行后，汉朝得到了喘息时机，匈奴则得到了公主的大量陪嫁，双方各取所需。

此后，随着汉武帝北伐匈奴，匈奴自身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开始反过来主动向汉朝求亲，此时的和亲也被汉朝政府应允，但是背后的考虑已经大不相同。此时的汉朝政府是为了笼络南部匈奴首领，雇佣南部匈奴替汉朝驻守边疆。

如此看来，汉朝的和亲政策完全是根据双方力量对比采取的权宜之计，随时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

唐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唐朝并非在濒临危机时被迫采取和亲政策，而是根据国内外局势主动采用和亲政策。

众所周知，在唐初国力强盛的贞观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曾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种和亲恐怕很难与汉代的和亲等同。

唐代之所以主动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唐朝统治者本身具有一定胡族血统，受到胡族文化影响。

所以他们抛弃了此前的大汉族主义，以相对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各族人民。如唐太宗曾经说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旧唐书》）。

第二个原因就是唐朝在处理中外关系时秉持的开放姿态，与周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主动交流。

例如，汉朝仅仅和匈奴、乌孙进行和亲，而唐朝的国际视野更加开阔，唐朝统治者将和亲政策渗透到东北（契丹、奚）、北方（东突厥、回鹘）、西北（吐谷浑、高昌）、西部（西突厥等）、西南（吐蕃、南诏）。由此可见，唐朝的和亲政策可谓无远弗届，遍布四邻。

2. 宋代对和亲的反对

面对辽、西夏、金朝的屡次武力侵扰，宋朝君臣曾对是否和亲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和争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唯许增岁币”的原则（《宋史》），拒绝了少数民族和亲的要求。

纵观两宋时期君臣对和亲政策的讨论，不乏支持和亲政策的大臣，如宋太宗时期的宰相李昉，他曾在辽兵压境时说道：“汉高祖困于平城……卒用和亲之策……其利甚溥矣”。

李昉认为汉高祖定下的和亲政策利大于弊，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有着许多好处。

尽管有一些大臣支持和亲政策，但是反对和亲的大臣占据了绝大多数。例如宋仁宗时期的富弼，宋高宗时期的李纲等等。

这种反对和亲政策的讨论在庆历二年尤为尖锐。在庆历二年（1042），辽朝曾派人到宋朝提出割地、和亲要求。

当时，宋朝大多数臣子的态度基本一致，就是可以增加岁币，甚至可以将亲王之女嫁给辽兴宗的儿子，但是坚决不能将公主送到辽朝。

当时，贾昌朝更是明确提出“和亲辱国”的说法（《宋史》）。积贫积弱的宋朝为什么能有如此底气，抵挡住和亲息事宁人的诱惑，坚持住“不和亲”原则？

二、 富甲天下与自居正统的大宋

1. 富得流油的宋朝

尽管宋朝的疆域远小于唐朝，但却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其经济实力远超汉唐。这是宋朝君臣能对和亲说“不”的经济底气。

宋代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大批良田被开发，田地的亩产量也迅速提高。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唐代粮食亩产大约2石，而在宋代的两浙路太湖流域等地，亩产量高达4-7石，这种产量即使到明清时期也是顶尖水平。

民以食为天，宋代粮食产量的提高增强了宋代的基本国力，使得宋朝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外族进行谈判。

此外，宋朝的手工业高度发达，特别是冶铁行业，甚至出现了“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梦溪笔谈》）的硬铁。

手工业的发达自然地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了农业收入，根据现代学者对《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国用》的统计表明，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时曾一度高达1.5亿缗。在这其中，工商税占据了主要份额。

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宋朝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宋朝君臣一点也不害怕用岁币购买和平。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岁币仅仅占宋朝财政收入的极小一部分，甚至比不上动用大军的军费开支。

正如北宋名臣王旦所言：“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虽每岁赠遣，较于兵费，不及百分之一”（《宋史》）。

在王旦看来，和契丹讲和，每年给契丹交几十万的岁币远比动用大军与契丹开战来得划算。

上文谈到，宋朝的最高财政收入达1.5亿，几十万在1.5亿面前确实不过是九牛一毛，以这样数量的银两换来国内的和平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对于北宋人来说是极为划算的。

此外，宋朝不仅在给西夏、契丹送钱，还在想办法从它们身上薅羊毛。两宋时期，与少数民族交界的边疆地区往往设置榷场，这种榷场贸易弥补了宋朝给辽、西夏的大量白银。

据现代学者统计，南宋每年从金朝方面征收的白银税收就高达30万两，而绍兴和议中南宋每年不过给付给金朝25万两白银。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宋朝人的富有支撑了宋朝人对和亲政策说不。

2. 自居正统的宋人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产生了夷夏之辨，西周用戎、狄、蛮等蔑称称呼周边的少数民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学形成与发展，夷夏之辨进一步加强。

不过在西汉时期，由于刘邦等人出身卑微，实用主义思想浓厚，并不重视夷夏之辨，更看重现实利益。所以，此时与匈奴通婚并未被视作耻辱。

隋唐时期，由于皇室本身具有胡族血统，与胡人通婚更是习以为常。

直至宋朝，宋人以中华正统自居，在当时的宋人看来“（宋朝是）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宋史》）。

在宋人心中，宋朝才是天地间的唯一正统王朝，是衣冠礼乐之乡，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过是夷狄。

时至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将汉人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通婚视作“自取羞辱”（《朱子语类》）。

所以在宋朝，大多数士大夫自认为是文化大国，从文化上就无法认同西夏、辽、金，并将它们视作蛮夷。如此一来，宋朝君臣自然不可能与少数民族政权通婚。

总结

在汉朝，由于统治者面对匈奴压境的威胁，秉持着实用主义的汉高祖刘邦等人采取了和亲政策，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以此换取和平。

而在唐朝，情况有所不同，唐朝统治者自身的胡族血统，以及对中外关系的开放态度使得唐太宗主动采取了和亲政策，以此扩大唐朝在周边邻国中的影响力，这种和亲政策的出发点与汉朝完全不同。

时至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让大宋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即使面对少数民族的大军压境，宋朝也有底气用金钱购买和平，毕竟有钱就可以“任性”。

此外，宋人高涨的大汉民族主义也让宋人无法接受将公主送给少数民族首领。所以，有宋一朝，未曾出现公主和亲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