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无穆罕默德，查理曼无法想象：“皮朗命题”的历史命运

“皮朗命题”是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就西方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转变的问题而提出的著名史学命题，有关该命题的争论与研究至今已持续近百年，学术影响深远。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不同时期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 “皮朗命题”做出了各种不同的思考与修正，不断丰富着 “皮朗命题”的内涵；另一方面，“皮朗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中世纪史研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将 “皮朗命题”置于西方社会与史学发展的脉络中，简要梳理与分析该命题的百年历史命运，以体现其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 １９世纪末期至今，西方中世纪早期史研究围绕 “皮朗命题”的一条发展脉络。

《全球史评论》第22辑；注释略

（Henri Pirenne 1862-1935）

“皮朗命题”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命题之一，在西方学界引发了长期而广泛的争议。相关争论从1930年代至今已持续近百年，未曾真正中断过。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与地中海史研究的兴起，该命题又受到新的挑战。“皮朗命题”缘何有如此魅力吸引一代代学者孜孜以求？它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命运？这些问题值得深入考察与分析。

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相关争论的研究出现较早，最重要的是由阿尔弗雷德·哈维格斯特主编的 《对皮朗命题的分析、批判与修正》。该文集在1958—1976年间共推出三个版本，汇集了1960年代以前部分著名史学家对 “皮朗命题”的看法。布莱斯·利昂总结了1970年以前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的各类观点，涵盖较为全面，论述却过于简略，且缺乏时间逻辑，使读者无法从整体上把握 “皮朗命题”之争的发展脉络。但该书所包含的丰富材料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邦妮·埃夫罗斯考察了新考古学研究对 “皮朗命题”的修正，但其论述重点在于强调考古学在中世纪早期地中海研究中的积极作用。仔细阅读相关文献后会发现，虽然欧美学界对皮朗学术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很少有人就 “皮朗命题”在近一个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命运作整体性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皮朗被囚禁于德国霍尔茨明登（Holzminden）战俘营时，开始思考欧洲中世纪起源的问题。

国内学界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翻译出版了皮朗的 《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之后又陆续引进出版了他的其他著作，并做了相关评介。近年来，针对皮朗的学术研究不断增多，其中向荣、李隆国、刘寅的文章介绍了西方学界有关 “皮朗命题”的讨论，但比较简要或只侧重某一方面。本文试图将 “皮朗命题”置于西方社会与史学发展的脉络中，梳理并分析该命题的百年历史命运，以体现其史学贡献与历史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围绕 “皮朗命题”而开展的中世纪早期史的研究脉络。

一　 “皮朗命题”的形成

对于古代世界的终结与中世纪的起源这一古老的学术问题，皮朗之前的主流观点是 “罗马帝国衰亡”论，即蛮族入侵的蹂躏摧毁了古典文明，西欧自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观点自文艺复兴时期至启蒙时代，再到吉本一脉相承，并随着吉本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皮朗对此提出了颠覆性论断：蛮族入侵并未终结古典文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也非西欧中世纪的开端；日耳曼人占据罗马西部各行省之后，西方的经济与生活仍旧是具有统一性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组成部分；直到7—8世纪阿拉伯人扫荡地中海世界之后，东西方之间常规的贸易往来被迫中断，地中海经济与文化的统一性终致破裂，西方的古典世界才发生了彻底转变。对此，皮朗总结道：“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后世学界将其观点概括为 “皮朗命题”。

亨利·皮朗最后的遗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

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皮朗在整体性上重构了欧洲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他强调古代地中海文明在蛮族入侵之后的延续性，突出3—8世纪这一时代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从而弥合了古代与中世纪之间传统的历史分期与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他超越传统研究视域，第一次将地中海与整个亚欧地区作为互动整体来思考，并首次提出 “地中海统一性”的概念。他不是将政治危机作为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是从不同文明之间大范围互动的角度出发，根据地中海世界的整体结构性变化，将 “地中海统一性”的破裂与否作为考察古代世界是否终结的衡量标准。这个新的概念框架为欧洲中世纪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与范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出 “古代晚期”这一新兴研究领域。

地中海世界地形图

事实上，早在1895年，皮朗在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当地中海成为穆斯林湖的时候，正是欧洲进入农业时代的关键转折期。但他真正开始认真思考中世纪的起源问题，是在一战期间被囚禁于德国的时候。这也是他深刻反思传统史学研究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他通过学习俄国与拜占庭历史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始对东、西方的比较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关注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对地中海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1922年，皮朗发表文章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着重阐释了古代社会经济体系在西欧墨洛温王朝的延续性，并指出这种延续性得以维持的基础正是地中海的统一性。同年秋，他应邀前往美国访学，在各大高校的演讲中公开阐述了他对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转变的创新观点。在发表一系列实证研究之后，他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史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 《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与中世纪的开端》的发言，其新奇观点立刻引起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1937年，皮朗的遗著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经雅克·皮朗与费尔南· 韦科特朗整理后出版。该书虽然只是初稿，但已完整地体现了皮朗对欧洲中世纪起源的全部思考，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在政治、社会、文化与观念等各方面，都试图说明一个新的欧洲是如何在加洛林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

“皮朗命题”的颠覆性理论引发了西方学界长期的争论。学者们针对皮朗所提出的历史分期、概念框架与立论基础展开了各种批驳与论证。经过深入梳理分析后可以发现，持续近百年的相关讨论大致可以1980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自1930年代至1980年之前的四十余年间，有关争论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百家争鸣的局面。1980年之后，新考古学的快速发展推动 “皮朗命题”的相关讨论进入新范式的探索阶段。

二1980年之前的 “皮朗命题”之争

1930年代起，中世纪史、钱币学、拜占庭史和伊斯兰史等领域的专家们利用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角度与不同层面，对 “皮朗命题”提出了各种批判与修正。基于 “皮朗命题”的核心主旨，笔者分别从历史分期问题、阿拉伯人扩张的作用，以及加洛林经济三个方面，对相关争论进行梳理与分析。

查理曼发行的德尼（denier）银币

（一）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反映了西方学界关于西欧从古代到中世纪历史发展的断裂论与连续论的分歧。长期以来，“罗马衰亡论”是西方学界的主导范式，当 “皮朗命题”在中世纪史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之时，却并未引起大多古典学家的注意。他们承继吉本的观点，主张5世纪是中世纪的开端。阿诺德·琼斯的 《晚期罗马帝国》（1964）是古代晚期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基本上重申了吉本的主要观点，认为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原因就是蛮族入侵、公民精神道德沦丧与官僚体制崩溃。一些中世纪史史学家，如诺曼·贝恩斯与伊米莲·戴默谷等，同样坚持传统看法，认为日耳曼人入侵开启了欧洲的中世纪时代。贝恩斯指出：“那些声称对6世纪的法兰克人来说地中海仍然是 ‘大地中间的海’的说法是一种误导”，“统一的地中海世界被汪达尔人的迦太基海盗舰队打破后再也没有恢复”。而在戴默谷看来，阿拉里克于410年对罗马城的洗劫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古代世界的终结。另一些学者虽然在断裂的时间节点问题上提出了稍早或稍晚的看法，但他们的论证与吉本范式并无实质性差别。

当一部分史学家就断裂时间争论不休时，一些罗马学派的史学家则否定蛮族灾难论，认为古代罗马文化与制度一直延续至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方斯·多普施，不过他的观点与皮朗有所不同。皮朗虽强调历史演化的长期渐进性，但认为加洛林王朝时期与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国存在着本质差别，加洛林王朝是新的西方文明的形成阶段，是西方经济的最落后的时期，因此， “皮朗命题”在本质上仍属于历史断裂论。多普施则强调加洛林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活力，认为罗马体制一直延续至11世纪，并成为西欧复兴的基础与动力。在他的观念中，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没有本质区别。“加洛林王朝的发展是完整的生命延续链中的一个环节，从古代到日耳曼人的中世纪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中断。” 多普施还批驳其他学者严格的历史分期观念，认为历史上没有任何质的飞跃或革命性剧变，主张历史发展的长期连续性与渐变性，并提出了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加洛林王朝之间社会经济结构连续演化的模式。

这种连续论的乐观观点却从未被皮朗所认可，由此形成了罗马学派当中温和派的皮朗传统与坚定派的多普施传统之间根本性的分歧，代表了有关加洛林经济问题的两种阐释路径与传统，这两种传统后来被称为 “极简主义”（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原始论与 “极大主义”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ｓｔ）连续论。“两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对加洛林王朝商业所持的不同立场，持续影响着后来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讨论。” 他们的观点尽管存在分歧，但 “帮助历史学家认识到，传统的年代划分是错误的，日耳曼人入侵并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二）“皮朗命题”的另一核心论点，即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与西欧传统秩序崩溃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新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钱币学与东方学领域。

皮朗生活的年代十分缺乏中世纪早期的物质文化信息，莫里斯·普鲁有关墨洛温王朝时期钱币的研究成果为皮朗提供了有限的帮助。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古钱币提供的线索显示出西欧墨洛温王朝时期与罗马帝国时期的经济连续性。墨洛温王朝继承了帝国货币体系，继续使用黄金作为主要货币金属，并仿造拜占庭货币。皮朗认为这些特征说明墨洛温王朝的商业与地中海商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而8世纪下半叶黄金铸币消失的原因正是地中海商业的中断。但有些钱币学家却通过对北欧出土的窖藏钱币的研究，描绘出8—9世纪西北欧社会经济的繁荣画面，在修正 “皮朗命题”的同时，为中世纪早期历史引领了新的研究方向。斯图雷·博林是第一位对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发现的大量维京人窖藏钱币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将加洛林王朝的货币与阿拉伯货币联系起来，将北欧经济活动与哈里发帝国的贸易均纳入一个动态体系中进行考察。在 《穆罕默德、查理曼与留里克》一文中，他力图证明查理曼的货币改革是基于伊斯兰教世界货币模式的。法兰克货币德尼 （ｄｅｎｉｅｒ）的样式、重量与价值都随着同期的伊斯兰货币而变化。当阿拉伯人在850年左右获得大量兴都库什山白银时，白银价格相对同期的黄金价值而相应下降，加洛林货币的白银含量也随之增加以保持其相对价值。之后，当阿拉伯人在努比亚获取大量黄金时，白银的相对价格随之上涨，加洛林货币的白银含量也相应减少。博林认为这种变化的关联性证明了东西方之间存在着繁荣的贸易往来。阿拉伯人虽打破了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的统一性，却将遥远的拥有丰富白银资源的东方土地纳入伊斯兰教世界，并开启了 “东方白银时代”。大量白银在世界各地的流动促进了贸易与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西欧经济生活。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兰西帝国是东北欧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中转站。“北海活跃的贸易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商业繁荣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们紧密相连，都是东方白银时代全球经济繁荣的标志。”此外， “加洛林复兴不仅有知识层面的发展，还有源于哈里发帝国物质层面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博林从完全相反的角度重申了皮朗的论断，即 “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在西欧发现的穆斯林金币非常稀少，有学者批评博林的观点与猜测缺乏足够的证据。菲利普·格里尔森与卡尔·Ｆ莫里森等人则引入新兴的人类学概念，指出钱币学证据在中世纪早期经济研究中的局限性。钱币学家的研究虽然丰富了人们对中世纪早期的认识，但并未提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完全否定或取代皮朗的理论。此时，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钱币研究如同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一样，尚无定论。

随着二战后由冷战局势所推动的文明史与区域史研究的发展，人们对中世纪东方学的兴趣不断增加。这种学术旨趣也要求学者对伊斯兰教在中世纪欧洲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影响有更加全面与深入的解释。但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西方学者利用西方材料，站在西方的角度进行的解析，其结论不免具有局限性与偏颇性。因此，缺少伊斯兰史专家的意见，就无法对“皮朗命题”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但到1970年代为止，相关争论仍缺乏伊斯兰史研究领域的声音。中东史专家安德鲁·Ｓ.艾伦克鲁茨曾指出， “皮朗命题”所引发的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存在两个缺陷：第一，尽管 “皮朗命题”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正确理解中世纪早期近东穆斯林及其与欧洲的关系，但伊斯兰史专家们 （除了三个孤例之外）却都未在此主题上发表过意见；第二，尽管近东的巨大变化对西欧局势的影响已成为 “皮朗命题”争议的焦点问题，却没有人关注阿拉伯征服对近东本身经济状况产生的直接影响。这里所说的 “三个孤例”是指三位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小丹尼尔· Ｃ.丹尼特、克劳德·凯恩与埃利亚胡·阿什托。

其中，丹尼特利用源自阿拉伯世界的证据说明阿拉伯人征服的后果。他在1948年发表的 《皮朗与穆罕默德》中指出：“没有证据证明阿拉伯人想要关闭地中海，或在7-8世纪确实阻断了地中海与西方的商业往来”；阿拉伯人并未能有效抗击拜占庭舰队，也未能在地中海上建立霸权地位而将地中海变作 “穆斯林湖”，因此，不应将地中海商业与西欧社会的深刻变化归罪于穆斯林的敌对政策；阿拉伯文明也是地中海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比落后的西方蛮族更具兼容性也更具创造性；阿拉伯征服对西方经济起到的不是阻碍作用而是刺激作用；“西方的衰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与社会和政治制度相关的内部因素是主要原因。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对西方中世纪进行历史解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阿什托在1970年发表了 《东方学专家对皮朗命题的一些看法》与 《有关皮朗命题的新思考》。其结论是：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过境贸易量均发生巨减，或者说是非常稀少；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拜占庭与穆斯林舰队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与冲突，使地中海处于普遍的危险中；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与埃及之后，其沿海城镇也迅速衰落了。尽管阿什托与皮朗对地中海贸易衰落的原因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对地中海贸易总体趋势的判断是一致的。

艾伦克鲁茨的关注点则是阿拉伯人扩张对近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在1972年发表的 《另一位东方学学者关于皮朗命题的评论》中提出，阿拉伯世界整体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才是影响中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与阿拉伯人在政治、宗教与文化领域的影响不同，哈里发帝国的建立并未对近东的经济生活造成任何剧烈变化。“然而，近东行政权力结构与财政组织的性质却发生了重大转变。” 阿拉伯征服结束了分裂局面，统一了原来分属于拜占庭与波斯的近东地区。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迁入该地区，新的政治中心与大型消费中心崛起，本地市场需求急剧增加，而对西欧市场的需求量则大幅缩减，跨洲国际贸易就此发生了转向。他强调指出，有关 “皮朗命题”的争论不应只探究阿拉伯人征服后地中海的贸易问题，还应当考虑到阿拉伯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政策。从8世纪开始，地中海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向巴格达，而加洛林王朝统治的地区则向地区化、内向型经济转变，经济与政治文化重心都朝向北方发展。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皮朗有关贸易东移的观点。

中世纪庄园经济

（三）针对 “皮朗命题”中加洛林王朝经济状况的争论，则反映出中世纪早期史研究中不同学术传统观念的对立与学术发展取向的变化。对加洛林经济本质的定义是中世纪史研究最具争议性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该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分别以皮朗和多普施为代表的 “极简主义”与 “极大主义”的差别与对立，双方的争论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1980年之前，围绕 “皮朗命题”有关加洛林经济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30年前后至1950年前后，讨论主要集中于贸易问题；1950年前后至1980年前后，讨论主题开始转向农业。

在第一阶段，对 “皮朗命题”的批驳构成这一时期加洛林王朝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也跟随皮朗的脚步，主要集中于贸易，并且几乎都聚焦于远程贸易与黄金相关的问题上，特别是北方贸易及其与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关系。

除了前文提及的钱币学家之外，一些学者还力图在其他具体物证方面反驳皮朗的论断。罗伯特·Ｓ洛佩兹在1943发表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项修正性研究》一文中指出，皮朗用以证明经济衰退的四种消失商品的证据不够准确，“这四种物品 （莎草纸、纺织品、香料与金币）消失的时间并不在同一时期，也不在阿拉伯人扩张的时期。实际上说它们 ‘消失’也是不准确的”。他还质疑皮朗对查理曼货币改革的分析。皮朗认为查理曼用银币代替金币是为了适应农业社会经济衰颓的需要。而洛佩兹则认为，阿拉伯征服造成国际贸易突然崩溃的灾难论很难立得住脚， “查理曼的货币改革并非源于阿拉伯人入侵，而主要是出于对拜占庭帝国友好政策的目的”。

不过，尽管许多人并不赞同皮朗的历史分期观点或对历史转折原因的阐释，但大多都认同并追随他对加洛林经济的判断。“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西部地区已接近史前时期的贸易水平，几乎不存在海上航行和贸易，欧洲与南方更大的经济体之间是相互隔绝的。” 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西欧已经变成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是11世纪复兴之前西方经济的最低谷。弗朗索瓦·伊姆利于1955年发表的 《穆斯林是否影响了8—10世纪欧洲国家的经济？》中指出，有关莎草纸、丝绸与胡椒的零星记载，以及查理曼与哈里发互赠礼物的记载，很难证明是否存在常规的国际贸易与地区贸易。他批驳以博林为代表的极大主义观点，称其体现了一种集体幻想，认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法兰克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往来，两个地区之间的奢侈品贸易联系对整个法兰克帝国的经济生活无足轻重，虽然法兰克地区与其他地区和民族之间，特别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商业往来，但总体而言，加洛林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至此，皮朗所代表的 “极简主义”原始论仍然主导着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研究。

皮朗的关注点是经济结构中的 “交流”层面，强调远程商业交换，贸易与城市成为此后中世纪早期研究的主流取向。而在 “皮朗命题”之争持续近20年后，史学家们开始关注这一时期欧洲的农业发展状况，注重经济结构中的 “生产”层面，由此开启了 “皮朗命题”之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始于档案学家的基础性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对查理曼《庄园敕令》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ｅｄｅＶｉｌｌｉｓ）与 《产业登记范本》 （Ｂｒｅｖｉｕｍｅｘｅｍｐｌａ）的研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布洛赫重视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乔治·杜比与雅克·勒高夫等年鉴学派史学家开始将经济、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重心由城市转移至乡村，开创了 “乡土式”史学研究新趋势，推动了史学研究的 “乡村化”。从1960年代开始，对庄园制度的研究逐渐揭示出加洛林经济的多样性与活力，为动摇 “皮朗命题”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新的路径。在极简主义原始论看来， “庄园”是中世纪早期封闭型经济的象征，这种观念在1970年代最为盛行，乔治·杜比与热内·多哈德是典型代表。直至1980年代，对中世纪早期社会的极简主义叙事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以阿德里安·费尔哈斯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提出，8-10世纪的大地产农业在欧洲现代经济起飞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世纪地产调查清册 （ｐｏｌｙｐｔｙｃｈ）的深入研究表明，北方法兰克庄园并非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型生产组织，而是与当时的市场与贸易紧密相连的。8-9世纪不仅是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时期，也是广泛的经济扩张时期，是自7世纪古代罗马秩序彻底崩溃后，欧洲大陆经济 “几乎持续上升运动的一部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1980年之前的大约四十年时间里，原始论派与连续论派之间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歇。尽管中世纪史专家、钱币学家、东方学专家以及经济史专家从不同层面对 “皮朗命题”做出了修正，但大多都是相关具体证据的争论，很少有人探讨他所构建的理论基础，更无人能够提出足够令人信服的新理论或新范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一些基础性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也正是由于资料信息的匮乏，才会出现如此之多迥然不同的观点。新的研究成果尚无法完全改变旧有观念，巨大的知识空缺还难以完全解答人们的疑惑，有关 “皮朗命题”的争论与探索在1980年之后仍旧持续进行着。但皮朗所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广泛争议成为了推动史学研究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虽未能最终澄清疑问、终止争论，却推动了古代晚期史与中世纪早期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三　1980年之后对 “皮朗命题”的超越

1980年之后，尽管有些学者认为 “皮朗命题”已经过时，没有再争论下去的必要，然而，它非但没有成为历史遗存而遭到遗忘，反而不断得到新的挑战与发展，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许多有关罗马世界转型或中世纪早期的研究仍然围绕着该命题而展开。“皮朗命题”为何至今仍然魅力不减呢？其原因或许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一些新兴学科，特别是1960年代肇始于美国的 “新考古学” （亦称过程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世纪早期史提供了大量新证据，而且开辟了新的研究维度与研究领域。1970年代以前，围绕 “皮朗命题” 的争论主要依据的是文献与钱币学证据。197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拓展了相关的研究范围，特别是大量出土陶瓷制品为研究商品传播与贸易往来提供了丰富而精准的证据，也反映出地中海世界的多元化与复杂性，进而产生出许多新的疑问。并且，有些新的考古证据为批驳 “皮朗命题”提供了新的佐证，有些则进一步验证了皮朗某些假想的真实性。这使人们重新发现了 “皮朗命题”的价值与拓展空间，并促使学者们重新认识文本史料，对皮朗提出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与探索， “皮朗命题”之争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20世纪末的社会发展催生出新的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学术取向也发生相应的转变。20世纪后半叶是解构与跨学科创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政治趋势既非全球的也非国家的，而是区域化的。4-6世纪的罗马与拜占庭史重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古代晚期”由此成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皮朗命题”正契合了这些研究领域所关注的课题。同时，不断深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学者们热衷于追溯欧洲历史的起源与共性，探索历史运动的连续性。针对古代晚期与中世纪早期史，过去30年来，以衰落、断裂论为主导的叙事传统逐渐转向强调转型与连续性的历史叙事，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将传统上的罗马晚期与中世纪史，以及拜占庭史等不同的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皮朗对古代文明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延续性的阐释，恰好与这一学术取向相吻合。这样的趋势推动了西方学界对 “皮朗命题”的再思考。该命题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仍可为史学家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框架，以便利用新材料与新证据构建出一个系统性的后古典时代的 “广阔图景”。

第三，随着近年来在全球史转向推动下形成的新地中海史研究热潮的兴起，“皮朗命题”重新成为关注热点。这不仅因为该命题是地中海史研究无法绕开的课题，而且，新地中海史研究的兴起本身就是以对 “皮朗命题”的反思为逻辑起点的。在1920年代，皮朗缺乏考古证据的局限性反而使他更容易做出连贯性的系统化阐释。而1980年代之后，学者面对的是不断增加的海量信息，他们更多地认识到地区的差异性。同时，全球化从根本上挑战了普遍主义，代之以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研究开始更加关注人类活动互联互通的广泛性与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再倾向于建构统一的历史解释模式。一些学者开始不再专注于探讨 “皮朗命题”的准确与否上，而是尝试超越其框架，关注新的问题与新的研究路径。

对于1980年之后西方史学界对 “皮朗命题”的探讨与超越，笔者分别从考古学、跨学科国际合作和对新范式的探索三个方面的发展，选取若干代表性案例加以具体说明。

（一）新考古学在中世纪研究领域发挥出巨大潜力，考古证据正逐渐成为重建中世纪早期历史的重要工具。其中，考古学家理查德·霍奇斯与大卫·怀特豪斯的《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起源：考古学与皮朗命题》（1983）是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们首次系统性地整合了在北欧、地中海与西亚获取的考古信息，重新考察并修正了 “皮朗命题”。首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皮朗的部分观点与研究框架的价值。考古证据证实西方古典文明并未因日耳曼人而突然终结，而是一直延续至6世纪。他们还肯定了皮朗对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判断，即此时的欧洲背离地中海而封闭孤立在西方。不过这种状况并非由于穆斯林的封锁，而是适应中世纪早期西欧较为原始的政治统治的结果。其次，他们否定了伊斯兰教势力在欧洲中世纪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认为，在阿拉伯人首次扩张浪潮之前，西方已经没落了。由于战争、税负与社会动乱，或许加上瘟疫肆虐，西欧在6世纪时迅速衰落，古典社会开始向中世纪社会转变。伊斯兰教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是皮朗所揭示的经济转型的结果，而非原因。“穆罕默德与查理曼都是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产物。” 再次，他们根据西亚的考古成果发现，阿拉伯世界重心转向东方的时期，正是斯堪的纳维亚进口白银的高峰期，这为博林的假说提供了新的佐证。有学者认为，他们最终为长期以来的 “皮朗命题”之争画上了句号。但也有学者批评他们过分倚重考古证据的可靠性，其结论存在较大片面性。事实上，两位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不足之处：由于当时法国与德国缺乏针对中世纪早期史的区域性研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有关加洛林王朝统治核心区的新证据。

（二）自意大利中世纪早期研究中心成立以来，该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合作到20世纪末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科学基金会于1993年资助发起的关于 “罗马世界的转型”研究的五年计划项目。参与者来自超过18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涉及多种学科领域。该项目的任务之一是思考 “皮朗命题”的本质内涵，并考察皮朗所遗漏的诸多问题。对于项目的组织者来说， “皮朗命题”之所以具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弥合了地理上的分野与学科间的界限。正如霍奇斯所指出的：“学科间的壁垒像国家间的隔阂一样难以破除，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大家很难达成共识，这就是为何 ‘皮朗命题’有如此显著地位的原因，它为欧洲的形成提供了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释，为在欧洲科学基金会有关罗马世界转型项目框架下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指示方向。” 然而，从项目研究成果中与 “皮朗命题”相关度最高的两部文集——６世纪：生产、分配与需求》与《漫长的8世纪：生产、分配与需求》来看，考察结果并未得出对这一时期清晰一致的新解释，而是呈现出一幅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中欧，从西欧到巴勒斯坦广阔世界的复杂图景，各地区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且连续性与变化同时并存。此外，区域化的、区域间的和微观的社会与经济的多样性与叠加性，也破除了过去核心与边缘的解释模式。这样的结果显然与该项目试图探寻欧洲普遍性与统一性的初衷相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20世纪后期的解构主义倾向。过去长期主导学术研究的传统思维模式是将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拜占庭与斯拉夫世界，以及伊斯兰教世界看作相互割裂的文明单位。而现今的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区域化是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经济、社会、文化与教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但区域化的程度、原因、过程、时间与范围仍然存在争议。

（三）在新时代社会发展与学术繁荣的形势下，针对 “皮朗命题”所涉及的领域却尚未发展出一种新的解释范式，皮朗所提出的研究框架依然主导着中世纪早期史的研究。这促使一些史学家深入反思 “皮朗命题”，在建立新范式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性尝试。

约翰·莫尔海德尝试从更加广阔的空间视野考察4-7世纪地中海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他选取从不列颠直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大跨度地理范围，首次采用全景视角，从不同群体间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认同建构、经济与社会结构等各方面的互动、冲突、影响与融合的角度，分别考察了地中海世界各地区以及穆斯林世界的发展趋势。他赞同皮朗的基本理论框架，以及将7世纪作为经济变化关键期的判断，但反对皮朗强调单一因素的简单化解释模式，注重不同地区发展变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指出，要清楚地理解阿拉伯人对西方的影响，就应该将他们的活动置于其所处的大环境中去考察。作为罗马文明边缘区的阿拉伯半岛，是亚非欧的中心，同时受到周围不同文明的影响。阿拉伯人最为关注的地区并非地中海，而是地中海东部的波斯。而现代史学家却常常忽视阿拉伯人所处的地缘政治背景。7世纪地中海海上航行缩减的原因并非伊斯兰教势力的封锁，而在于地中海总体社会与贸易结构的变化。在古代，地中海是罗马帝国各地区交流的中心，而到7世纪后，中东、西班牙与非洲不再面向地中海北岸，而是关注内部经济交流繁荣的伊斯兰教世界，地中海开始逐渐丧失其重要性。与此同时，西欧也经历了类似的重构。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方向都开始背离地中海，双方的权力中心分别转向远离地中海的内陆。这种观点为古代向中世纪转变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框架。

在新范式的探索上，更为成功的是克里斯·威克姆。他就当前研究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有关连续性与断裂性的争论仍在继续。而他对失败目的论的分析和一味寻求连续性的做法均持反对态度。第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世纪早期经济的两种传统解释模式——分配模式与生产模式，缺乏清晰的结构性联系。皮朗与 “新皮朗主义”学者的关注点是经济结构中的交流层面，侧重于 “分配”。而注重农业发展的学者，则侧重于 “生产”。他认为，费尔哈斯特在 《加洛林经济》中虽兼顾到了这两种模式，但未能在理论上对二者的联系做出正确的解释。为避免并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威克姆建立了不同以往的解释框架。首先，在空间维度上，他未将地中海作为整体考察对象，也没有将罗马帝国视为整体性的文明单位，而是分别从不同层面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分离重组的原因。他注重地区多样性，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连续性与变化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次，在研究对象上，他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 “生产” “分配”与 “需求”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国家税收体制与贵族和农民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在国家体制方面，帝国政治统治的瓦解破坏了因统一的税收政策而形成的地中海贸易网络，各地区区域化进程加深，原有的地方差异性在不同程度上凸显出来，使各地区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精英阶层 （土地使用者与政治统治者）的需求是促进区域内部经济复杂性的根本动力。精英的需求取决于他们的财富，而要了解其财富积累与流向，就必须考察生产性关系。正是贵族的财富与需求，将 “生产模式”与 “分配模式”紧密联系起来。威克姆反对皮朗的外因论，批评他过高估计了远程交换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取决于社会内部的需求，应该在充分认识差异性的基础上理解共同的发展趋势与社会运行模式。相较于皮朗对地中海世界贸易一体化的描述，威克姆用一种全景点彩式的区域比较法取而代之，呈现出一幅与众不同的中世纪早期欧洲与地中海世界的动态画面。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罗马世界的转型远比皮朗所认为的更为复杂。

自《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起源》问世以来，贸易问题再次成为中世纪早期研究的讨论焦点，威克姆对新范式的探索也仍旧专注于经济与社会角度。对此，有学者认为不应再让皮朗范式继续左右当今的研究，应当放弃用城市生活与贸易来衡量前现代文明的做法，更多地考察反映古典至中世纪过渡期的地区差异性。佩里格林·霍登与尼古拉斯·珀塞尔也主张放弃对贸易问题的关注。在《堕落之海》一书中，他们对地中海的历史生态学阐释利用 “微观生态”体系的概念，彻底否定了皮朗关于地中海统一性破裂的论断。理查德·昂格尔也指出，商业并不是罗马帝国的基石，贸易与交流也不是政治乃至文化凝聚力的源泉。他认为皮朗过分强调中世纪早期经济与政治结构之间直接而简单的联系假设，过多地依赖于经济学对历史解释的基础能力。不过从总体来看，尽管新考古学发展弥补了过去史料稀缺与证据匮乏的问题，一些学者利用新证据与新方法对 “皮朗命题”的诸多核心观点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不断扩大的历史地理视野与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新的研究模式也都在重新构建这场争论，但 “皮朗命题”对中世纪早期研究领域的影响仍然巨大，并继续影响着对古代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经济的学术评价。围绕 “皮朗命题”的讨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四　 “皮朗命题”与政治意识形态思想

“皮朗命题”引发的不只有学术层面的争论，还只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

首先，由于欧美各国学术传统与社会环境不同，尤其是政治环境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差别，西方史学界对 “皮朗命题”的讨论与接纳态度，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一战后，皮朗在国际史坛声望倍增，其学说在法语和英语学界传播广泛。在法国，“皮朗命题”被视为中世纪早期史研究的里程碑。《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成为法语学术圈探讨 “皮朗命题”最主要的平台，该杂志在二战期间被迫停刊，有关争论在短期内暂时搁置下来，战后又重现生机。1955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上，“皮朗命题”仍然是主要议题之一。在比利时，皮朗的学说直到1960年代之前一直受到大多史学家的推崇。在美国，皮朗的著作在其生前就广为流传。20世纪中叶以前，北美的中世纪史研究注重探索美国历史的起源，因此，皮朗的著作在当时引起美国学者积极的共鸣。皮朗于1923年访美期间的巡回演讲吸引了众多美国学者。战后的几十年里，皮朗的史学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中世纪史研究者。时至今日，他的著作仍被列于多数大学的书单之中，是被阅读量最多的三位欧洲中世纪史史学家之一。美国学界更将 “皮朗命题”与 “特纳命题”一起视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命题之一。

德语学界则不同。1930年代的德国正值政治与意识形态变革的时代，民众普遍高涨的仇外情绪与爱国情怀也反映在史学界，“民族”与 “文化空间”取代外交与政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心。在政府支持下，德国历史研究形成了分别以东欧和德国西部地区的地方史为研究对象的 “东部研究” （Ｏｓｔ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与 “西部研究”（Ｗｅｓｔ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运动，目的是为领土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皮朗的著作几乎不被重视。1939年出版的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的德文译本并非问世于德国，而是荷兰。其译者保罗 －埃贡·休宾格是 “西部研究”成员。受该学术圈思想的影响，休宾格的译文并未完全忠实于原文，而是模糊并掩盖了皮朗的某些尖锐观点，且充斥着大量译者的个人臆造。首先，德文版书名被改为《西方世界的诞生》，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个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副标题：“地中海古代世界的没落与日耳曼中世纪的崛起”。其次，休宾格还增添了额外的注释、引文与参考文献，大量引用 “西部研究”运动领袖弗朗茨·施泰因巴赫与弗朗茨·佩特里等人的著作，通过再创作式的翻译将种族主义观念与皮朗的学说强行捆绑在一起，突出种族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反映出德国学术界对泛日耳曼民族团结的狂热心态。皮朗既不承认日耳曼人入侵对终结古代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认为日耳曼文明是中世纪欧洲形成的关键因素，其学说显然违背了当时德国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的学术潮流，加之他在一战结束后对 德国学术的批判，因而被德国史学界，特别是所谓的波恩学派视为敌人。20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 “东部研究”的代表人物赫尔曼·奥本在发表于1951年的 《古代与中世纪之间断裂的问题》中，批驳皮朗对日耳曼民族与加洛林王朝的论断，批判他高估了阿拉伯人的直接影响，认为是4-5世纪日耳曼人所带来的新观念与新传统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古典思想与教会系统，促使后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皮朗命题”本身隐含着 “东方主义”思想。爱德华·Ｗ.萨义德在 《东方学》中就指出，在皮朗的观念中，欧洲被视为铁板一块的基督教世界整体，与东方相互隔绝。这种东方主义观点将伊斯兰教作为 “他者”的典型代表，中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文明就是建立在与 “他者”相接触的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教势力对皮朗来说正意味着界定欧洲的 “他者”。但萨义德的这种觉悟在当时并未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对 “皮朗命题”的东方主义思想来源做深入分析。伯纳德·刘易斯便深受 “皮朗命题”中文明冲突思想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也与皮朗的观念一致，将文明认同看作是完全割裂与互不相容的敌对关系。西方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固有观念源于长期的社会与历史积淀，皮朗本人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思想倾向的存在。尽管他极力批判并摒弃了当时主导西方史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超越了大多史学家的传统思想，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他身处其中的时代烙印。正如阿德南·侯赛因所指出的：“没有东方主义，‘皮朗命题’也是无法想象的。”而这一点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学者们充分的重视。

尤其是处在当今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困扰当中，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或政治目的，“皮朗命题”被一些人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被用以诠释当今的某些地缘政治局势。从2012年出版的畅销书 《再论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争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倾向的端倪。该书作者埃米特· 斯科特重新考察了《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起源》中所使用的证据，并结合更多的考古新发现而得出了与霍奇斯截然不同的结论。作为 “皮朗命题”的支持者，他将考古学与伊斯兰教学结合起来，提炼并再次肯定了皮朗的论断，进一步强调指出，真正摧毁古典文明的正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不仅给西欧带来了真正的灾难，同时也给拜占庭帝国与穆斯林征服区带来灾难，这些地区在几个世纪里都急剧衰落了。他还指出，伊斯兰教对所有非信徒永恒的 “圣战”观念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持久破坏力，使穆斯林与外部世界不可能有和平可言。

自 “9·11”恐怖袭击之后，中东的战争与冲突、在欧洲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与难民等问题，使 “文明冲突论”再次大行其道，伊斯兰教成为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斯科特的观点正迎合了当代许多人的焦虑感与困惑感。“皮朗命题”及皮朗的那句名言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标签，皮朗的著作也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吸引了当今欧洲右翼民族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拥护者的注意力。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谴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认为是对西方世界霸权的一种威胁。他们截取皮朗专著的段落进行脱离语境的分析，宣称皮朗将伊斯兰教作为对西方文明的终极威胁。”对此，埃夫罗斯中肯地告诫中世纪史史学家：“应当警惕不加批判地接受皮朗有关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二元阐释。”

五　结语

从前文对 “皮朗命题”历史命运的梳理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环境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的成就，以及不断扩大的研究视野，日渐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使各领域专家得以不断地对 “皮朗命题”进行补充、修正与重新思考，“皮朗命题”因此被不断地赋予新的生命力。随着强调网络互动关系的全球史的兴起，作为典型互动区域的地中海重新成为研究热点，这促使一些研究者运用跨区域研究与全球史研究的新理念，对 “皮朗命题” 做出了新的挑战与突破。反过来说， “皮朗命题”又是史学发展，特别是古代晚期与中世纪早期史研究的思想源泉与重要驱动力之一。它为罗马世界转型、欧洲中世纪起源、中世纪城市史与经济社会史，以及古代晚期史和地中海史等诸多研究领域搭建了开放性的平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更新与突破的基准线。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从古代世界到中世纪的历史发展演变进程的画面日益丰富多彩，并逐渐清晰起来。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史学家们对人类网络互联互通的探索早已超越了 “皮朗命题”的框架。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更加复杂与紧密的联系，还凸显出了文化与群体间的差异，并形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危机，由此而引发出各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在中东问题成为国际焦点的背景下， “皮朗命题”为文明冲突论所利用和裹挟，被用以表达某些政治主张。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在历经近百年的史学发展之后， “皮朗命题”在当代已然过时。一方面，我们应当深入了解 “皮朗命题”的学术内涵，充分认识其史学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确地看待其时代局限性与隐含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 “皮朗命题”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