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历史介绍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以下是古宫历史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俄罗斯经济历史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俄罗斯经济历史介绍

　　纵观俄罗斯的历史，追赶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过程。从摆脱蒙古统治之后，数个世纪被压迫的经历转化为俄罗斯不可遏制的王朝政治野心，持续的领土扩张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绪和对地缘安全空间的极度渴望。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同时代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们把俄罗斯的经济追赶进程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业化时期，分为十月革命前的经济追赶阶段和苏联体制下的经济追赶阶段;另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这个阶段开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苏联解体为界，也就是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

　　俄罗斯经济历史工业化时期的经济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采取了军事优先的国家追赶战略，这其中包括：军事体制、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也就是以提高国家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同当时国际竞争格局中硬权力优先的大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历史证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当时俄罗斯对外扩张正处于上升期，随着1793年与1795年的瓜分波兰，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达到了近代的最远点。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对整个欧洲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始终挥之不去。但俄罗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彼得大帝这种片面的现代化努力终究难以保证国家长久健康成长。

　　十月革命前，随着工业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优异，并取得了国际竞争的优势。而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强国或丧失传统的地位，或发生激烈的国内变革，导致外部干涉。所有这些都对俄国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影响。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以挽救日趋衰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以便参与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沙皇政府不断地推出各种学习西方的社会改良措施，主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其目的仍在于巩固传统的政治体制。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各国，甚至与德意志地区相比也显得过于缓慢。不仅农业中广泛存在着强制劳动，直至1860年俄罗斯的工业部门中强制劳动还占到40%以上的比例。在俄罗斯出现了企业主宁愿把军警请到生产车间来维持生产秩序，也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怪事。但不可否认，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也在取得进展，而政治制度却没有得到改造。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架构，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和改革家，他曾这样评价俄罗斯社会状况：“我发现俄罗斯只有两个等级：地主的奴隶和沙皇的奴隶。”从根本上说，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现代化的政治障碍。由于历代沙皇顽固地拒绝现代社会的政治载体——议会民主制，哪怕是君主立宪，从而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政治通道，也失去了议会机构对君主的辅佐和制衡，于是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呈现一种渐进的、缓慢的过程，整个国家的发展被锁定在过去的发展轨迹上无法突破。

　　由于俄罗斯国内相关域的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结和捆绑，关联和互补，尤其是其作为共有资源域中作为社区规范的村社制度安排、社会交换域的俄罗斯精神，组织域的官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和政治域中勾结型国家模式等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俄罗斯内部的累积性因素只能导致既有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进行边际上的调整。只有在面临着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政府主导的变革。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为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1861年俄罗斯开始了以废除农奴制为核心的改革，而这远不是俄罗斯内部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俄罗斯开始的破坏农村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国内累积性因素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下，由政府主导才得以进行。不言而喻，用既得利益集团的铁腕来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是谈不上公正的，但新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同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一致，而“斯托雷平领带”下的稳定促进了这种效率的发挥。随着历史的发展，制度变迁带来的并不丰厚的收益被社会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大量旧制度残余所耗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逐渐恶化，社会矛盾又开始不断的积累。

　　鉴于沙俄的国内阶层力量对比，作为政治域中的稳定均衡结果的国家或政府正好符合青木昌彦所说的勾结型国家模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博弈的过程，博弈的各参与方的地位和行为力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各方可以划分为强势团体和弱势团体。强势团体提供的制度变迁路径在博弈的过程中，居于一种卖方垄断的地位。而对于弱势团体提供的路径选择则要面临着一种买方垄断的局面。由于制度变迁的主导权把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的政府手中，这种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自然不会有一个公平的结果。短期内兑现的制度变迁的收益掩盖了长期的、高额的社会成本，带给社会的往往是一个非效率的均衡，全社会的福利因此就要承受一种净损失。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悬殊，社会的或国家的公共选择过程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局面，制度变迁并不能够获得一种帕累托改进。新的制度安排对强势集团给予了充分的斯拉茨基标准的补偿，但这份帐单的支付却是通过对弱势集团实施最大限度的剥夺实现的。这种情况又会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下降。而这种制度变迁的不彻底迟早要付出代价，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历史清楚的反映了这一点，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和当年的革命风暴，最后是1917年的红色狂飙，都是沙皇专制制度为自己前一阶段不彻底的改革付出的代价。

　　以满足王朝政治野心为出发点，国家制定的赶超战略导致经济发展的赶超模式，也就是采取集中的统制型经济发展模式。于是，宪政体制的不规范和经济领域的高度垄断的相互作用使得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重重，最终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时的俄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权的生存和国家的现代化。对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问题，马恩经济作家早就有过这方面的阐述。如果说“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应该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对“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引进，加速实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先进成就，同时缩短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的过程。具体到俄罗斯，也就是在公社集体主义传统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制度引进和制度创新，重视制度演进的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创造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均衡的稳态，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追赶的实现。

　　世界经济史中，苏联第一次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发展状况还处于一个“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的阶段。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作了一个总结，承认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还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因而俄国不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前提要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历史使命，但在俄罗斯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下，这一历史使命也可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来完成。由此可见，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俄罗斯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它产生的那个落后社会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这种“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可被看作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现代化是现实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因素则赋予这种现代化进程以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原来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苏俄政府吸取帝俄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将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内外部条件的作用下，苏联在实施追赶型发展的方式选择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了苏联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马上形成的，苏联政府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摸索。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立即进行“剥夺剥夺者”的工作。首先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1917～1918年先后两次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废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国有制。接着，进行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首先收归国有的是银行，1917年11月20日接管了国家银行，不久又没收了私人股份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分为两个步骤，1917年11月～1918年6月是按照个别企业单独进行国有化，1918年6～12月转为大规模地、按部门按行业进行国有化。与此同时，对运输业和对外贸易也实行了国有化。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俄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按照战时体制改组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对粮食、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垄断和配给制;国有化范围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逐渐实物化。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这些问题开始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喀朗施塔得事件敲响了警钟。

　　1921年10月14日和17日，列宁在两次演讲中指出：“由于这样一些或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乃是“犯了错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道路，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来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有三：(1)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农民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由支配。城乡经济周转成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结合的途径。结合的形式最初曾设想为商品交换，后来实践把它确定为商品买卖。商业成为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2)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形式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3)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以保证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从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杠杆来发展经济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外部政治和军事压力，以及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发展危机所提供的一个负面参照系，推动了苏联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演变，来到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门槛前。于是，在国际政治域的压力和国际经济域的夹击下，苏联政府不仅有实施这种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动力和需要，也有实施这个战略的有利条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苏联引进技术和装备提供了有利的买方市场。并且，农村的普遍中农化，国家在农产品交易域中面对的交易主体过多(小农的汪洋大海)，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工业化所需的来自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过高，政府最终在农业产品生产域中实行了集体化。而这种制度安排正是嵌入在社会交换域的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并最终形成了这种模式。

　　从理论上推演，苏联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这不是一种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自发演化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政治革命，先把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权力转移到国家的手中，形成独立自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由于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开创了与以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根本不同的先例，因此，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创新。由于这些新发展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年代形成的，这一类型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组织与机制、政治结构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具有鲜明的对立性。

　　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动员国内资源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由计划统一调配物资不仅可节约成本而且提高了效率，使苏联在工业化之初短短两个五年计划内就跑完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相差的50～100年的距离，不仅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有效地保护了社会主义事业免受外敌侵犯。

　　反法西斯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效性的共有信念，二战期间形成的经济军事化格局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封闭性又阻断了对现存制度安排的外部冲击，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当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改变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高度的自反馈增强机制，排斥一种新的机制的产生。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域、不发达的经济交换域和类政府机构模式的组织场相互关联和互补，形成了一个高度稳定和自我强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对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难以做出相应的积极调整。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创新逐渐僵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在1950年代以后，经历了成功的工业化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后，苏联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出现，科技进步缓慢，经济活力不足，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特别是197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深化，集中的管理模式开始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整体的经济绩效逐渐下降，计划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减，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改良就有了内在要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进行的农业政策调整和工业建筑业改组，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局部改良的一种尝试，但作为一种对计划经济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一种局部调整，由于缺乏对相关域的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的考虑，成效并不显著，甚至产生了混乱。但是，赫鲁晓夫支持下的“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拉开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为苏联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柯西金主持并推出了“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正是这种理论的政策实践。主要内容为完善计划工作，改进工业管理，加强经济刺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一度明显加快。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想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开始了一个完善现代化或后工业化转型的进程，只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改革，没有突破原有模式，加之后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就此止步，苏联经济进入了停滞和衰退时期。

　　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苏共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苏共新的战略方针：“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这一战略的最初目标是以科技进步实现经济集约化，加快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更看重政治方面的改革。他曾说过，加速战略是“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

　　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内改良，也就是改革，主要是在计划体制内部植入市场因素。具体就是，分散决策、改变信息传递机制、改变激励手段，以提高经济绩效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立涉及三个条件：计划、单一所有制和单一意识形态信念。这三个条件同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相去甚远，由于市场机制内在的张力和计划体制的外在约束，边际上的改良走到了尽头，转轨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回顾苏联历史，可以发现，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变迁出现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当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壳难以容纳生产力发展时，计划经济体制就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相关域的内部累积性影响和外部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作为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丧失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纵观苏联的改革过程，按照其施政方针的内涵，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一种对工业化完成后的苏联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企图，这种调整以提高经济发展绩效为目标诉求，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作为手段，以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管理结构的调整为其表现形式，属于对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行调整实践的组成部分。同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践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具体表现为通胀与停滞并存，一些国家社会动荡，但是经过了20多年的调整，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苏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趋势，思想和实践上的努力无果而终，计划经济的潜力耗尽，国家解体。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是一种有别于原生现代化的外源性现代化过程，但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异于真正的现代化概念，把现代化的实现手段的工业化作为了目的，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远离了真正的现代化理念，如社会的世俗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在后工业化社会的门前，苏联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潜力的耗尽，改革走向转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继续它的后工业化转型，目的是缩短同先进国家的差距乃至赶上并超过之。在这个意义上，前苏联和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危机是结构扭曲的现代化危机。1990年代，这种危机一直羁绊着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俄罗斯转轨时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转轨的产物，而实际是前苏联生产下降和社会秩序紊乱结果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面对危机，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加速战略的无果而终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等举措，从制定“500天计划”到“休克疗法”的实施，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俄罗斯独立后，俄罗斯新的执政阶层在政策取向上一直受制于国内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危机的持续侵蚀着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给政治反对派以口实，进而影响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政权的不稳定和政治环境的波动又妨碍着经济的稳定，牵制了政府在反危机行动的有效进行，尤其是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般说来，一项政策或制度安排目标取向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叶利钦时代的制度建构的政策取向更多的以政治为出发点，没有以效率或公平为其价值取向，要知道，效率和公平对执政集团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力度更强。深陷危机的经济与有失公正的转轨战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但转轨能够持续下去，政权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那是因为民众不希望回到前苏联体制，而在既有的宪政体系内没有更好的选择。

　　叶利钦的爆炸式转轨方式背后反映出的是急于求成和浪漫主义的心态。整个一个叶利钦时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断调整的过程，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各种因素的制约，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反危机和推进改革之间游移不定，根本原因在于严格的政治约束，受制于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执，实际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当然，不同发展战略反映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不同。直到普里马科夫时期和斯捷帕申时期，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才开始提上日程，这时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政府已经开始有精力考虑国家发展的问题。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追赶型发展要求国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协调各个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没有相对集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政治域中心参与人的政府缺乏足够的行为能力，政治域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国家也就不会出现，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也就无从谈起。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建立民主制，势必造成社会分化和纷争不已的局面，很可能连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无法形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是俄罗斯新一轮追赶历程的准备阶段，它为普京时代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尽管有些粗糙，有些扭曲，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普京通过调整制度演进博弈进行的外生规则，促成新的有效率的博弈均衡，形成新的共有信念系统。自从普京执政以来，为了实现强国目标，开始了向相对集权的回归。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组建政权党，加强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掌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集权，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