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妃,隋末唐初人,名讳不详,生卒年不详。杨妃的出生地史书无记载,《隋书》记载杨妃之父是隋炀帝。唐初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内官“四妃”之一,徽号未载,安葬地亦不明。杨妃为唐太宗三子吴王李恪、六子蜀王李愔生母。
史书对其本人的正面记载甚少,仅在吴王李恪的传记提及,唯有寥寥数语。
杨妃的生母,史料无载,会有多种可能,尚无定论。有一部分人认为是隋炀帝的高级嫔妃所生,有些人则认为是一般姬妾所生,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是萧后所生,争论颇多。尽管在大业后期,隋炀帝妃嫔众多,但在晋王和太子时期杨广的妃嫔数量有限,所载生子不过四人;且隋炀帝曾经对侍臣说:“我只有杨暕一个儿子,不然的话,一定要当众惩罚他,以正国法”,可见其子嗣不多确为事实。因此,考虑《隋书》有遗漏记载其他公主的可能性,可以判断除南阳公主之外,杨妃如有其他的同父姐妹,亦不会太多应为可信。
需要说明的是,生母外家的出身、地位如何,对杨妃“帝女身份”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杨妃的“帝女”身份是由其父杨广所处的地位所直接定义的——古代男权社会中以父为尊,以父系血亲形成的宗法关系构成皇室统治权力的核心,母亲对后代不起决定意义,但外家的尊卑有时会影响其可能的尊宠程度。
现有史书未记载其生辰,但是通过其子李恪生于武德二年(619年)推测,杨妃在至少应出生于大业初甚至更早,但最晚应不晚于大业三年。
作为杨广为数不多的子女之一,杨妃在童年时代应当是衣食无忧,接受了皇室良好的教育。但其是否册封、公主封号为何现已不存,或有待考古的进一步发现。参考同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帝女如梁朝公主萧氏(即后来的隋炀帝皇后萧氏)、陈朝宁远公主陈氏(即隋文帝宣华夫人)等,可见同一时代女性封号在正史中的缺漏相关记载,实非罕见。
至于其在与李世民结合之前,是否已有婚配、甚至是否生育其他子女,现有史料依然空白,也无确凿结论。
隋炀帝一生热衷于游历,足迹从西北踏至江左。期间,其家眷儿女皆与之随行,故杨妃早年随父多有游历,亦属可能且为寻常。
随着隋炀帝登基以后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加之隋文帝、隋炀帝政治改革触动了门阀的利益,最终在隋朝末年引发大规模的叛乱。中原、关中动荡之际,一意孤行在外巡视的隋炀帝继雁门之围后再也无法回返国都大兴,而是带领十万骁果南下江都,企图割据江南苟且偷生,其家眷大多随行,不能排除杨妃亦在其中、随父南下江都的可能。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留守长安、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即大业十四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大臣宇文化及缢死,随行的齐王杨暕、赵王杨杲皆遇害,杨妃的亲属、尤其以男性亲属死者不计其数。同年五月,李渊篡隋称帝,定国号为唐,废杨侑为酅国公,闲居长安,次年五月崩。隋朝复国希望彻底覆灭,宣告灭亡,立国共三十八年。
而隋炀帝萧皇后、杨妃长姐南阳公主等宗亲被监禁随宇文化及北上,窦建德击溃宇文化及后,萧后由义成公主迎至突厥,其后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王,南阳公主则回归长安。直到唐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击溃突厥大军,萧后才带传国玉玺归返长安,这是后话。而杨妃本人是否亲身经历江都宫变,或者又因何未与乃父同行,又是否同样被宇文化及所掳,史册皆无明载,无从确认。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短数年,杨妃从天之骄女沦落为亡国公主;参考杨恭仁随行被宇文化及俘虏后又重归长安的经历,以及其长子李恪册封长沙郡王的时间,可知杨妃最迟在武德二年春三月进入秦王府。
武德初,曾作为帝女的杨妃成为唐高祖第二子、当时已封秦王的李世民诸多女眷中的一员,或有观点推测两人属于政治联姻,或有观点认为两人曾是旧识,现有史料已无从确认。隋唐典型的门阀政治使得世家大族之间频繁通过婚姻缔结政治同盟,彼此之间互为姻亲盘根错节,杨妃与秦王李世民从血缘关系上实为表亲,杨妃的祖母隋文献皇后和李世民的祖母唐元贞皇后(追封)分别为独孤信的第七女和第四女。两女又分别是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因此杨妃可以称为李世民的表姊妹,两人的结合不仅从血缘上更从政治上充实了李渊家族的根基。
杨妃是以何种身份进入秦王府,现有史料不得而知。根据现存史料的制度记载推断,杨妃以大长公主身份嫁入秦王府可能性较小,而是在武德元年(617年)五月后以国公亲戚的身份礼聘入秦王府,其品阶不详。以燕德妃礼聘入府后墓志称其为贵人,应与之相当。依照惯例,在禅让前提下,新朝君主会授予前朝公主爵位,譬如周武帝女义阳公主开皇元年改封义阳郡夫人。
亦有观点认为,杨妃或与南陈诸公主在隋朝的遭遇一样,被俘之后被皇帝赏赐于有功之臣而因此进入秦王府;武德元年李渊称帝时,即定“北周”与“隋”共为二王后,奉隋为正朔,车旗服色,皆遵循隋制,由此可见,杨妃正是李渊亲口承认的“正朔”之嫡系后裔。故以“俘虏”之名将“正朔之后”的杨妃“论功行赏”给秦王的行为,与当时“尊隋”的旗帜相矛盾,恐难为以唐代隋之际行为谨慎的唐高祖李渊所取。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为帝。根据两唐书太宗诸子列传中的措辞可知,“杨妃”这一称谓实非简单妃嫔的泛指,而是杨氏应当在李世民登基后获得了正式的“妃”的封号,属于四夫人(四妃)之一。根据周礼四星制度与唐制,四夫人是仅次于皇后的等级,分别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但是很遗憾的是,她的具体封号不详,何时获得今已失考。
复杂的晋封结果和史料的模棱两可产生了诸多关于杨妃封号的争议。
观点之一认为杨妃是四夫人中的淑妃,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占相当一部分,因为这样四夫人的封号似乎没有矛盾了,分别是韦贵妃、杨淑妃、阴德妃、燕贤妃。但实际上这个看法也无确定,结合考古与史书记载,其实存在六人做“四妃”的排列组合,即除去韦、杨、阴、燕之外,尚有两唐书中记载的李福之母杨贵妃、《唐会要》中记载的贤妃郑氏;而亦不能排除阴氏为淑妃、杨氏为德妃的可能性。
观点之二认为杨妃早丧,因此封号为追封,所以可能是任何一个,这样与晋封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矛盾。杨贵妃此后递进改封为贵妃也顺理成章,但是史料只字未写李恪等人的孝悌是硬伤之一。比如《隋书》中大刘良娣早丧就提到其子燕王每至母亲忌日便哭泣等孝悌举动,在举孝廉制度还有余威的隋唐时期,孝悌是个人品格的集中表现,以孝闻名之人甚至可以直接被举荐做官,而在李恪与李愔列传或墓志均未提到其孝悌则令人疑惑。
观点之三认为杨妃可能因故出内,情同唐睿宗时崔贵妃和豆卢贵妃例,豆卢贵妃因出内未住宫内,崔氏可能是追封。故在此前提下,杨妃亦可能为任何一种封号,也不会与现有史书中记载的情况相矛盾。
观点之四认为杨妃和杨贵妃是一人,此观点极为少数。鉴于同时期修史和宫中称谓的惯例,《隋书》中的大刘良娣(早丧)和小刘良娣,两唐书中高祖后宫的大杨嫔和小杨嫔、玄宗时的武惠妃与武贤仪(时称小武妃)等,太宗后妃中两位“杨妃”却只以“杨妃”统称之不加区分,未免粗糙而突兀。五代时,金石学兴起,墓碑墓志的拓本保留,为后世修史提供了补充资料,太宗后宫出现两个“杨妃”或因国史有缺而金石弥补不全所致,但此说法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太宗后宫“杨妃”之多,尤其是在赵王李福的墓志出土之后,现有的史料记载直接导致“双贵妃并存”的现象,与已知的后宫制度资料存在冲突;而如果是死后追封,则需要证明杨贵妃去世早于儿子李福,这样在儿子的墓志上才会写上其母最后的封号。但李福的墓志上没有明确写孝悌,故无法断言杨贵妃早亡,且赵王福墓志上明言“王,杨贵妃所生”,而非“赠贵妃杨氏”,且从《唐会要》之言可知,杨贵妃至少活到永徽六年(655年),且封赵国太妃并获得高宗李治的礼遇,所以有部分学者认为杨贵妃是死在李福之后。
杨妃的卒年,现不可知。《唐会要》昭陵陪葬名单中并未出现“杨妃”,而《唐会要》名单本身亦非完整,故杨妃是否陪葬昭陵,亦是未知之数。
永徽四年(653年)年初,李恪被卷入政治斗争,蒙冤而死;其弟李愔亦受牵连。现从两唐书中,未见此案对杨妃生平的影响,难以判断是其史料遗失还是其已亡于冤案之前而未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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