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慈禧赐死的“四觉老人”陈宝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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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他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并赠对联给这位青年后辈，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之先，成为维新派的中流砥柱。

由于其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先后被举荐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他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骨干，是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陈宝箴30岁的时候曾经赴京参加会试，但是名落孙山。落榜以后他没有回乡，就在京城遍交各路朋友，后来，竟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被曾国藩看中，成了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非常赏识他的才华，称他为“海内奇士”。

1895年，陈宝箴带领全家到达湖北武昌。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中记述：“犹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先祖擢任直隶布政使，先君侍先祖母留寓武昌。一日忽见佣工携鱼翅一榼，酒一瓮并一纸封，启先祖母曰，此礼物皆谭抚台所赠者。纸封内有银票伍佰两，请查收。先祖母曰，银票万不敢受，鱼翅与酒可以敬领也。佣工从命而去。谭抚台者，谭复生嗣同丈之父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曾患疾甚剧，服用先祖所处方药，病遂痊愈。谭公夙知吾家境不丰，先祖又远任保定，恐有必需，特馈以重金。寅恪侍先祖母侧，时方五六岁，颇讶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报。在童稚心中，固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

《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他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以救国民”，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他从湖南地理、经济等具体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不久，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他接着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接着，又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被誉为“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招引奸邪”之罪名，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不久，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已经去世的陈宝箴夫人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当时陈寅恪9岁，其兄隆恪12岁、弟方恪7岁、登恪不到2岁、妹新午5岁。但因当时经济极端拮据，他们并没有不是回江西的义宁老宅，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始筑庐南昌的西山，经济状态极端拮据。后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

陈宝箴将西山之庐命名为“靖庐”，并书“天恩与松菊，人境托蓬瀛”对联挂在门上，显示出他对朝廷的心灰意冷和彻底绝望。陈寅恪曾经在《陈寅恪诗集·忆故居》序中专门记述：“寒家又先人之敝庐二，一曰靖庐，在南昌之西山，门悬先祖所撰联，曰：天恩与松菊，人境托蓬瀛”。

陈宝箴对于朝廷极为失望，他不再允许陈寅恪等子孙学习儒家经典等入仕经世之学，不再允许子孙博取功名。吴宗慈先生在《陈三立传略》中曾经详尽描述此时陈宝箴的痛苦心境：“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唏嘘，不能自已。”

对于朝廷这样的处理，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中认为是“荣禄及王元和叩头乞请所致也”。他这样记述道：“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蹉跌，罢废八稔。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过三载，竟获严谴。”

但是，慈禧依然不放心，担心陈宝箴东山再起，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间，派人专程送达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而自缢。看着他死了，为了复命，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可怜清末历史上的一代英才，最终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赐死了陈宝箴，慈禧对湖南新政的改革措施也毫不容情，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差别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这样悲惨地被停止了、被裁处了、被毁坏了。

面对这样的结局，陈三立万分悲痛。其实，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而是改革图强、“营一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泡影。

陈宝箴去世时，孙子陈寅恪虽然只有11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浅的认识，但是，却已经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

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曾经这样写道：“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中对祖父曾有这样的自述：“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亦别有其故。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未就职。”

对于祖父，陈寅恪有极高的评价和尊崇，他在《寒柳堂集》中每当谈到祖父，自然流露出为祖父鸣不平的的意味。他认为自己的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陈寅恪眼里，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以祖父的才学和能力，官至一品的内阁总理大臣也不为过的。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陈宝箴父子遭到朝廷的不公严惩之后，陈宝箴一家的人生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不再以博取功名、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取向，而是把眼光放在了学问追求上。

毫无疑问，这也是陈寅恪之所以后来成为一代文史大家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