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朝首辅改革家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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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是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才华和胆魄，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他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是明朝嘉靖26年的进士。自朱元璋开始的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嘉靖4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的一位秀才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嘉靖26年，23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28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

明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以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一年，张居正只有43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13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张居正无法轻松。他同时更担心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从此得以独掌国家大权。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他托《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夕奉行”。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4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节省服御费用，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他又对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万历九年，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19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9年，57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万历10年6月20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