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建立新朝后是定都长安的,他改长安为常安并以此建都。不过在王莽改革的时候他又迁都洛阳,并有意将此立为国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迁都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王莽确定了洛阳在全国的经济中也地位,他下达了在长安及其五都设立五均宫的诏令。洛阳在地位上获得了与长安相同的待遇,且获得了“东都”的名号。
新莽时的定都形势较汉初相比,已发生较大的改变。楚汉战争后,刘邦取得了天下的实际领导权,随即称帝于鄗,后在大臣的力荐下定都于洛阳。但戍卒娄敬却依当时的军事形势,力劝刘邦定都关中。一方面说明,关中之地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土地肥美、资源丰富,是建立都城所不得不依靠的经济条件;第二方面说明,关中形胜,在地理上有险可据,如果真的发生叛乱,依靠险要的地势是完全可平叛的。
人日数量的激增,已经给都城附近的京畿地区造成了巨大压力,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粮食的供给问题日益成为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长安作为国都,人日众多,粮食的需求量大,靠本地自给自足是难以得到满足的。所以需要漕运关东的粮食来补充长安粮食短缺的问题。但漕运中的损失是非常之大的,造成了许多的浪费。武帝时期,这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为了改善送种现状,武帝下令在关中修建了许多诸如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大型的水利灌溉王程,这些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大型的水利工程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从西汉诸朝来看,只有武帝时期所建立起的强大集权王朝具备这些条件。
到了西汉后期,京畿地区的人口增长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朝着更大的规模去发展。
洛阳在各朝代,无论其是否作为国都而存在,都为当时的朝廷所重视。因为自西汉以来洛阳一直是国家的武库所在地,故朝廷屡派心腹之人来镇守此地,可见国家对洛阳的重视程度。
战争中,如果兵临城下却久攻不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断其粮道,粮道断了,拿下城池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在这种形势下,与洛阳在地理位置上较近的敖仓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在儒家的经典中,洛阳是天下之中,在《尚书》中也有洛阳乃天下之中观念的记载。其中的“中”便是“地势之中”的意思。笃信儒家经典的王莽自然很信奉这种择都的观念,所以在新莽朝时也屡屡提及,目的是为了在形式上得以论证。
新莽时期,迁都思潮再起,始建国五年,王莽初步产生了从长安迁都洛阳的想法。,“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王莽以谶纬图说作为理论基础,欲以迁都来应天命。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致使经济混乱不堪、人心动荡,王莽不得不以国家政权加以干渉。终新莽一朝,再无迁都之议,迁都计划遂以破产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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