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提到甄宓,必然会把她和曹植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曹植的《洛神赋》就是为甄宓写的,其实洛神的原型另有其人,洛神可能是曹植原配崔氏的化身。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被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奸臣谤奏,再遭贬爵为安乡侯。于是他亲到京师面陈滥谤之罪,并且得到了曹丕的谅解,于是又“诏令复国”。
回去的时候,曹植再渡洛水,内心悲喜交织,有绝处逢生的欣喜,更有命途多舛的怅然。故而《洛神赋》中有“容与乎阳林,流盼乎洛川”这样晴朗明快的诗句,更多的是“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悲愁。所以从甄宓死的时间(黄初二年)推断曹植黄初三年为甄宓而作《洛神赋》,未免太过武断。
既然《洛神赋》与甄宓无关,那么曹植心目中那个美丽多情的洛神到底是谁的化身呢?从文中描述来看,洛神并非高高在上的神灵形象,而是一位和曹植地位平等的女子,他们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由于“人神之隔”,终于不得长相厮守而遥隔他乡。
《洛神赋》中的洛神原型是曹植原配崔氏比较符合历史现实。崔氏是名士崔琰兄长的女儿,崔琰先事袁绍,后加入曹操集团,因屡次公然指出曹操的错误被杀。曹操认为崔琰的过于张扬很不利于政局稳定,因而十分厌恶,杀了他还不解气,遂将为崔琰鸣不平的毛玠收监,又借口崔氏衣饰太过华丽而杀之。
崔氏在曹植心目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崔氏死后,曹操无缘无故为曹植增户五千,算是补偿。曹植却并不感激,多次故意与曹操政令违拗,不仅擅开司马门,还醉酒不受军命,以表达心中的不满。对此,身为父亲的曹操也只是“悔而罢之”。对于兄长曹丕,曹植当然不敢这么任性胡闹。
此外曹植还在《弃妇篇》中表达了对崔氏的深情,以及夫妻二人对于无子的无奈,因为倘若有子嗣的话,崔氏的命运或将被改写。此外,诗中明确表示“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结发”表明女子是刚成婚,甄宓和曹丕是二婚,因而很明显《弃妇篇》也不是为甄宓所作。爱屋及乌,《金瓠哀辞》是曹植唯一一篇陈述对子女深情的文字,文章心酸的表达了对崔氏所出嫡长女早夭的无限悲痛之情。
《洛神赋》中的洛神容貌姣艳宛如春日的花朵,琴声动听,歌声动人,衣着又很华美,非常符合崔氏“衣绣”的特点,而且明礼善言,能歌善舞,与崔氏活泼又文雅的形象很吻合。崔氏嫁给曹植是在青春焕发的少女时代,故洛神的形象也是青春而富有活力,与历史记载的甄宓少年老成,持重端庄的形象并不接近。
再从《洛神赋》的诗句来看,也隐含着对夫妇之情难以为续的哀伤。“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一句中“匏瓜”和“牵牛”都是以星宿喻男子,匏瓜星孤,牵牛、织女虽为夫妻,却遥隔河汉,表达的是夫妇离散之意。
“悼良会之永绝兮”,在古代夫妇相会才可称为“良会”,其他的只能称之为约会和私会。“永绝”一词表达了夫妻再无重逢之日的沉痛。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古代给男方“陈交接之大纲”的,一般都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显然很不适用于曹植与甄宓的隐秘恋情。
曹植稍前的作品《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中,也出现了洛神的形象:“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吕延济注曰:“洛浦喻美人也。同袍谓夫妇也。”从文学形象一脉相承来讲,曹植提到的“洛神”应该都是自己的妻子,并非其他女子。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曹丕也是一代文豪,曹植的《洛神赋》如果映射对甄宓的爱恋,他不可能看不出来,又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就算已经冷落甄宓很久,也绝不可能允许别的男人心存非分之想。
曹植在曹丕的高压政策下如惊弓之鸟,抑郁寡欢,生怕曹丕会找借口,或者哪一件小事触怒了曹丕而被处死,他又怎么敢在曹丕活着的时候大胆表达对甄宓的觊觎?
曹植才高八斗,文采出众,但他也是一位有雄心抱负的政客,想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一展宏图。也正因为这样,曹丕才如此忌惮,想方设法的迫害他。曹丕死后曹植三番两次的上书,想要施展抱负,可惜侄子曹叡也没有重用他,最后一代大文豪,竟抑郁而终。
像曹植这样生在王室,长于军旅,又差点被立为王位继承人的天之骄子,如果真的内心对甄宓有想法,就不会愚蠢到留下《洛神赋》这样有违伦理道德的“把柄”给曹丕。
“绝缨”用典与甄宓无关
曹丕死后,一向有雄心大志的曹植向侄子曹叡上《求自试表》,以求重用:“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而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而楚赵以济其难。”
有人根据“绝缨”一词推出曹植和甄宓有情。“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刘向《说苑》记载,楚庄王宴请众将,天黑了还没来得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
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急切间扯下了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只要点灯看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身临险境,一位勇猛无比的将军将其救出,并坦承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有人认为曹植在旁敲侧击自己和甄宓的关系,并以此来威胁曹叡。其实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奔北败军之将”和“绝缨盗马之臣”都是对“有罪”之人的具体解释和举例,曹植在黄初年间因私祭父亲而获罪,以低姿态承认戴罪之身,并借用这些典故劝说明帝曹叡给自己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如果曹植和甄宓真有不清白的关系,他一定会对此事退避三舍,反而不敢用“绝缨”一词了。他上表的目的是求取重用,展露个人抱负,因而会特别害怕曹叡想起自己和他母亲之间的传闻,而对他心生厌恶,所以所有可能引起曹叡不适感的词语都会被过滤掉。
如果说他想威胁曹叡:你不重用我,我就乱说了啊。这根本不符合逻辑,他有什么资本和曹叡叫板?曹丕在位的时候,曹植一直受到迫害,不得不再三迁移封地,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与朝中大臣基本断了往来,更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势力,曹叡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人头落地,他凭什么威胁曹叡?如果甄宓和曹植之间真有隐情,那么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曹植这样无疑自掘坟墓。
所以基本可以断定,“绝缨”一典和并列的其他典故一样,并没有特别深的隐晦含义,正因为清白无辜,才敢这么不拘一格的大胆引用,因而据“绝缨”一词推测曹植和甄宓之间有隐情也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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